关于作者：
安妮·雅各布森(Annie Jacobsen)，美国自由撰稿人、《洛杉矶时报杂志》特约编辑，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著有《空中恐怖：为什么9·11事件会再次发生》、《51区：美国最绝密军事基地史》、《西瓜果汁》、《投降：安抚伊斯兰教、牺牲自由》等。
《回形针行动》(Operation Paperclip)，里特尔·布朗出版社2014年2月，575页。
二战后，纳粹德国的一部分战争机器被美国据为己有，相关研究者则被奉为座上宾。为保住这些肮脏的战利品，华盛顿在人力、财政和道德方面付出的代价不菲。
美国情报系统在二战期间获取的最大战利品，是一批纳粹科技精英以及他们对生化武器的研究成果。在一份机密备忘录中，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把这些人描述为“被选出来的、稀有的头脑”，称希望能利用他们源源不绝的“智慧生产力”。
毫无疑问，如此宝贵的战利品是不能落入苏联人之手的。于是，1945年，“回形针行动”粉墨登场，1600多名德国人被悄悄运抵大西洋彼岸。
这些科学家中有不少是纳粹党员、党卫军军官甚至战犯，但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作为合乎逻辑的结果，负责这场行动的美方官员认定，无视这些科学家在帮助希特勒实施种族灭绝、设计几乎摧毁了伦敦和安特卫普的V-2导弹、以及在达豪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进行医学实验而造成大批囚犯死亡等方面扮演的角色，是完全合理的。
无视道德的交易
安妮·雅各布森的新作《回形针行动》并非首部描述该计划的作品。实际上，《新闻周刊》等媒体早在1946年底就揭露了华盛顿的如意算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埃莉诺·罗斯福等社会名流公开抵制这种无视道德的行径，而且，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当时的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它是个“坏”主意。
话题固然不新，但雅各布森是1998年克林顿政府签署《纳粹战争罪行解密法》以来首位关注该主题的作家。根据该法，联邦调查局、陆军情报部和中情局，不得不将那些被认为见不得光的档案解密。雅各布森查阅了这些文件，对大量专题文献进行了梳理，采访了前情报人员以及那些科学家的亲属，使得她对“回形针行动”的研究诚意十足。
本书追踪了21位著名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他们当中，有8人曾在希特勒、希姆莱或戈林等纳粹头目身边做事，15人是狂热的法西斯分子，10人曾在党卫队和其他准军事部队服役，6人站上过纽伦堡的审判席。还有一些人，因为对美国太空计划的贡献而被公众熟知，包括冯·布劳恩、胡贝图斯·史特拉格、沃尔特·多恩贝格、阿瑟·鲁道夫……
“回形针行动”背后的秘密和谎言纷繁复杂。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美国情报人员与当代历史学家乃至档案保管员交错出现，让篇章结构有些混乱。值得赞扬的是，雅各布森理清了当中涉及的美国和德国政府机构，有始有终，没让与之相关的叙事线索中断。
谁在利用谁？
美国在欧洲各地搜寻纳粹科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的故事更加扣人心弦。最著名的要数“奥森伯格清单”，它列出了数以千计的科研人员和设施，是在波恩大学的一间厕所里找到的。另一件“魔鬼的礼物”是数量惊人的塔崩(一种神经毒剂)——士兵搜查法本公司位于德国和波兰边境的实验室期间，挖开了175个草木丛生的沙坑，里面全是毒气弹。化武专家发现，只需滴一滴该物质到皮肤上，受害者就会当场毙命。很快，530吨塔崩被运回美国国内的秘密设施，其中包括马里兰州的艾奇伍德兵工厂，此地从此被公众敬而远之。
书中写道，在艾奇伍德，许多美国公民成了L·威尔逊·格林博士的试验品。不知情的他们暴露在低浓度毒剂中，在一到三周内“部分残废”，军方对这种结果感到满意。受试者并不知道，格林的同事、德国化学家弗里茨·霍夫曼对几乎所有有毒物质都进行了研究，从街头毒品到致幻性的毒蘑菇，而且把研究成果用在了大名鼎鼎的橙色落叶剂上。
霍夫曼的女儿回忆说，父亲一直试图生产一种能让树叶脱落的化学品，“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敌人了”。在越南投入实战后的结果表明，橙色落叶剂不仅让植被受损，还会对儿童造成巨大伤害。“父亲那时已经去世。当时我想，真得感谢上帝。如果他还活着并且知道了这个消息，精神一定会遭受重创……他是个很温和的人，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
更有些美国情报人员被欲望蒙住了眼睛，进而遭到背叛。查尔斯·劳克斯将军就是如此。劳克斯是个工作狂，觉得确保德国化学武器物尽其用，比“去巴黎度周末有趣得多”。正是在他的大力推荐下，前党卫军准将沃尔特·希伯先后受雇于美国陆军和中情局。然而，雅各布斯在解密档案中发现了希伯的隐藏身份——一名被莫斯科操纵的间谍。
越是读下去，读者越感到费解：纳粹科学家和美国情报机关，究竟谁在利用谁?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回形针行动”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财政和道德成本，是个糟糕的主意。纳粹科学家研发生化武器，为此免于惩罚并获得巨额酬劳;而今，对这些武器的无害化处理需要几十年时间和大约300亿美元。更何况，在相关研究刺激下，美国屡屡违反国际公约，对人体进行生化武器实验，因此受害的人们，要么一直被蒙在鼓里，要么还在等待司法救济。
在全书结尾，雅各布斯向一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发问：“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永存的?”对方一言不发，指了指刻在手上的一组数字，那是他曾作为囚犯的标志。战争期间，盟军曾警告德国人，如果胆敢使用化学武器，将十倍奉还。但联想到死亡集中营里的毒气室，显然，这个警告仅仅保护了同盟国士兵和平民，而与犹太人和其他纳粹“科研结晶”的牺牲品无关。
□美国《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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