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我们一直生活在狂暴的战争喧嚣之中：从20世纪90年代的“人道主义干预”到911事件之后的“促进民主”。对这所有的一切，我们似乎都有话可说，尤其是在外交时。
外交政策辩论通常给人感觉就像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鸡”。现在，尽管我们还不了解它，但那个时代已经终结了。
奥巴马曾在承诺削减国防预算4850亿美元的状况下发表过一个《战略指导》，它重复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核心目标：遏制传统挑战者(比如俄罗斯)，对抗非传统武器威胁(比如恐怖主义)。
但是它也声明：“通过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总结，美国将强调使用非军事途径和军队合作来解决不安定问题和减少维护秩序上对大量美国军队的需求。”它进一步指出“美国军队不会再陷入大规模、长期维护秩序的行动上了”。
根据《指导》，军事当局暗示要骤然终结“后911时代”的干预方式。就在几年前，“军事占领”、“国家重建”和“镇压叛乱”还是五角大楼最亲睐的“维持和平”的方式。但现在已经不再如此，关键是美国再也负担不起这样大的“和平”了。
《战略指导》还触及到一个新问题：美国军队是否要继续在中东地区保持战略存在?规划认为“我们迫切需要重新进行平衡布置，并趋向亚太地区”，而这不过是“我们将遏制中国”的官方说法而已。奥巴马政府已经下定决心，并以此替代基地组织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未来的首要威胁。
整装待发的美国大兵
要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地区针对另一个地区采取的措施，不如说这是扩张型国家的传统威胁已经替代911之后出现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当然，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核扩散和恐怖主义也不会就此淡出人们的视界。但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更加熟悉的日子——利用强权，千方百计地维持优势。
我们曾摒弃那样的日子，至少我们曾这样想过。其实早在冷战结束的那一刻，今天的伏笔就已经埋下：什么时候我们又将重新诉诸武力？
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感到有必要对海地政治骚乱和巴尔干半岛的大规模暴力行为作出反应，于是他决定用军队来追求正义。2000年选举期间，乔治·W·布什发誓要终结这些“道德”事业，而把重心放在应对强国关系上。
但是911事件使那些计划再次泡汤。确实，布什政府在2002年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宣称“美国现在所受的威胁，更多地来自失败型国家，而不是耀武扬威型国家”。布什在把武力的使用同至高无上的原则相结合方面，远远超过克林顿，他坚持美国“必须维护自由和正义，因为这些原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真理”。
其实，全世界早已习惯应对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语，说服这些盲目自大国家——他们的利益在于合作而不是冲突。美国的保守派一直在对中国未来几年的军事决心发出警告，奥巴马政府更是把亚洲视为“枢纽”。在一次访问亚洲地区行程中，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将在澳大利亚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即使它削弱了其他军事投入的力量。
不论奥巴马政府或它的继任者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东亚也不会像中东一样被搅成一团乱麻。因为他们拥有更为辽阔的土地和稳定而高度民主化的国家——那里本来就不需要旁人去捍卫自由和正义。
美国不打算与中国或亚洲的任何其他国家进行战争。平衡中国雄心的任务将会交给海军和空军，还有我们在此地区的联盟。与中国复杂纷纭的关系，与其说是因为世界观的冲突，不如说是因为利益——这种说法绝不是形而上学。
关于美国日后的“警察”角色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美国不再能担负得起它自己的雄心了。两党合作解决赤字危机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直接导致五角大楼的预算将继续削减。
在《紧缩的超级大国》一书中，迈克尔·曼德尔包姆认为美国经济的衰落意味着“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及更远的未来，已拟定的外交政策将会是‘不够’的”。迈克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在书中负责任地暗示新紧缩政策的第一个“受害者”将是美国已经习以为常的“干涉”行为。
美国曾经是、并且本可以一直是一支在世界上发挥正面作用的力量。但我们中那些曾经捍卫“理想”外交政策的人，却品尝了那么多“美好希望”破灭的折磨，最后“被迫承认”美国怀着“最好的期望”却导致了无穷的伤害，“承认”把手伸进其他国家内部去塑造一个“好”的政府是多么艰辛。
因此，我们必须接受——即便不那么容易——未来（或者说现在），我们将（或者说只能）在世界上少施“善意”、也少造恶果。
本文原作者詹姆斯·特劳伯(JamesTraub)是外交杂志网(foreignpolicy.com)的专栏作家、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和《自由传奇》一书的作者。
翻译：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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