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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瓦哈比化:ISIS的不平等根源与世界秩序危机

殷之光 · 2015-02-06 · 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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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之光 / 英国埃克斯特大学

  “恐怖主义”背后的国家意识形态

  阿拉伯动乱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近些年,阿拉伯半岛上冷战时期形成的强人政府在各种力量影响下纷纷倒台。而今天影响了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国”(al-Dawlah al-Islāmīyah fil 'Irāq wa ash-Shām,即ISIS)便在这种地缘政治变化的环境下诞生。如果简单地在美国“全球反恐战争”(Global War on Terror)的语境下将其看做“恐怖组织”(Terrorist Group),便无法真正理解它对今天国际秩序以及未来国际地缘政治结构所造成的巨大挑战。

  在美国“反恐战争”的语境下,“恐怖主义”被大致界定为非国家组织(non-state actor)针对政府与社会进行的以制造恐慌为目标的暴力活动,其目的一般为政治的、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恐怖主义仅仅是一种破坏性的行动,而称之为“主义”似乎也在暗示其终极目标是创造一种无政府及混乱的世界图景。但是在这个思维框架中,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今天在叙利亚与伊拉克战乱中兴起的“伊斯兰国”对世界秩序的深层次挑战。作为一支武装力量,“伊斯兰国”与一般意义上以破坏为目标的恐怖组织不同,它有明确的建国目标以及治理行动。在政治目标上,它们与以驱逐西方入侵者为目标的反抗游击式的基地组织(al-Qaeda)决裂,进而宣布自己的领土目标与治理理念。在政治行动上,它们在控制的领土内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依照其诠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模式,有意识地在其控制的领土内实行社会改造,恢复奴隶制度,创立奴隶市场等。

  “伊斯兰国”不像现代民族国家主权体,更像是一个松散的游牧帝国。它没有明确边境,内部的认同基础在宗教层面上是极其单一的,但从其民族成分上来看,却又非常多样。“伊斯兰国”的特殊性,必须从其政治上提供的那种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大同想象开始谈起。ISIS组织名中所使用的“الدولة”(al-Dawlah)发源于公元10世纪的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其本意有回转、时间段的意思,与现代民族国家秩序中的“国家”(State)概念不同,“al-Dawlah”更接近“王朝”(Dynasty)的意义。同时,这个词还强调了一种政治合法性在政权更迭过程中的交替,阿巴斯王朝的政治学家用“dawlah”来描述自身这种旨在替代伍麦叶王朝,继承伊斯兰“天命”的行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词也非常接近中国传统政治叙述里“汤武革命顺乎天”中“革命”一词的意义。恰是在19世纪阿拉伯世界世俗化浪潮中,这一概念中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理想政治想象渐渐消失,被西方概念中的“国家”所取代。

  跳出当前简单的“反恐战争”话语来看ISIS,便可以发现在地缘政治诉求之外其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政治目标。ISIS所要求建立的所谓“哈里发国”除了是一个伊斯兰政教一体的理想“乌玛”(Ummah)之外,更是一个复古的帝国企图。其所希望继承的,便是阿巴斯王朝建立的那个中心在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的哈里发帝国。与之前的萨拉非主义(salafism)原教旨组织相比,ISIS同样也以对伊斯兰教法的狭隘诠释为基础,并对(西方的)物质生活方式及其在阿拉伯世界进行的霸权主义侵略进行暴力对抗。然而, ISIS的政治想象超出了一般意义上19~20世纪阿拉伯与中亚伊斯兰国家旨在驱逐外来侵略者的武装“圣战者”(مجاهد, mujahedeen)运动,而变成了一种主动向外扩张的阿拉伯帝国主义。随着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基地组织作为一种极端力量,对美国全球霸权以及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进行了全球性的挑战。这在美国保守主义观察家看来,代表了“宗教的东方”(religious East)对“世俗的西方”(secular West)进行的挑战。这种文明冲突式的表述预设了西方语境下的“文明”概念的普遍性,将这种暴力对抗简化成了对现实“美国利益”的挑战,将暴力本身归结于伊斯兰作为“前现代”(pre-modern)宗教与“现代”秩序之间矛盾的结果。这样一来,这种暴力“圣战”(جهاد‎, jihad)得以在伊斯兰世界中生长发展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础便被忽略。进而造成诸如9·11一类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被看做是一群人主导下的“突发事件”(an event of surprising disproportion)。

  世界政治的碎片化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世界秩序衰退。美国的兴起及其建立的世界秩序继承了欧洲19世纪国际法体系构建的民族国家秩序,并试图将其边界延伸到欧洲之外的世界中去。一次世界大战历史性地挑战了维也纳体系的合法性及其效率,其残酷性也动摇了这种欧洲的世界秩序的道德普遍性。在欧洲国家大战正酣之际,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却在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CPI)的积极宣传下,渐渐成为一个新的“普世道德权威”(universal moral authority)继承人。他用“权力的社群”(community of power)替代维也纳体系强调的“权力的平衡”。这种世界秩序的基础来自于对民族自决的支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自由贸易(free trade)。威尔逊认为,通过民族自决而独立建国的政府,其正义性必须建立在人民共识基础上(governments derive all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如此形成的国际秩序不单单符合自由和平的人类道德目标,也符合美国利益(American interest)。作为美国挑战欧洲殖民秩序贸易垄断的普世性话语,“民族自决”在一战时期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西方国家想象平等政治的有效途径。然而,作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民族自决背后的支撑力量则是军事干涉主义。威尔逊时期,1914年美国干涉墨西哥独立战争,通过武力向韦尔塔将军(General Victoriano Huerta)施压,迫使其下台。1915年,威尔逊又授权美国武装入侵海地。这种在枪炮下推行的民族自决自由主义激起了拉丁美洲民族主义者们的反抗。而在亚洲,在CPI的不懈宣传努力下,中国知识分子中那种对威尔逊新国际秩序的乐观主义,在巴黎和会的失败之后,很快也被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替代。

  从本质看来,20世纪初期美国兴起时被作为全球战略提出的“民族自决”观念,并未真正走出19世纪欧洲维也纳体系中那种建立在军事力量基础上的贸易差序霸权。其对世界问题的认识仍旧停留在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时,在绝对主权观念与自由贸易基础上形成的对“国家利益”的认识。这种认识框架下的“国家利益”本质上是一种财产所有权(property right)。从财产所有权出发的西方自由主义(Liberalism)政治,实际上是基于现实主义(Realism)结构框架下的。这种实际上的现实主义政治也使得自由和平等从一种真正具有普遍性的话语蜕变为一种世界范围内对所有权的争夺,以及对于政治体制排他性的认同方法。在此基础上实践的“民族自决”最终必然无法承担平等政治的大同任务,反而会进一步造成世界政治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危机。在意识形态政治方面,这种危机的表现便是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以“9·11”为里程碑,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军事威胁,并进而对全球新自由主义政治及治理提出挑战。美国“反恐战争” 这种冷战式的观念,便是这种意识形态冲突的具体化表现,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更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内部所蕴藏的结构性问题的直接体现。民粹主义(populism)在全球的迅速崛起,种族意识复燃,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一体化市场努力的阻挠力量,也直接对新自由主义的精英政治提出了巨大挑战。这种碎片化的倾向体现为一种在种族主义话语遮蔽下的阶级冲突,进一步展现了“后冷战”时期希望政治消亡的深层次影响。

  正是当代国际政治普遍主义话语中存在的这种逻辑困境,使其无法对当前国际社会已有的主权体及制度形式作出有包容性的合理阐述,也无法对诸如“伊斯兰国”这类“反现代化”的政治方式作出有效批评,更无法对由私有企业、国家或各类经济贸易体垄断形成的霸权及不平等作出回应。这种差序且排他的普遍主义话语一方面把“边疆”僵化为财产所有权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霸权扩张的暂时边界。而发生在这种“边疆”内的种种问题,被冠以“文明冲突”的标签,人为的将其与“中心”发生的不平等政治下的对抗区别开来。不可否认,伊斯兰成为一个问题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兴起的。今天的文明冲突论述,企图将新自由主义霸权及其在全球范围内促生的对抗合理化为本质性的差异。正如“新疆问题”一样,更广大的中亚第三世界国家在今天重新走回了世界全球化的视野当中,只是这次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三世界不再是全球政治想象的可能性空间,而成为需要被治理的全球安全漏洞。这种安全在反恐战争的话语中,成为美国政治意识形态霸权的武器。而通过对反抗问题的反思,本文希望提出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为什么20世纪后半叶第三世界解放浪潮中反抗霸权的平等政治大同关怀,到了今天却被原教旨主义及民粹主义这种分裂的政治所替代?

  今天阿拉伯地区的问题,来源于二战后去殖民建国运动及强人政府的崛起。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完成了国家机构层面的现代化改造。然而,这种体制上的现代化运动并未真正伴随中国式的社会革命现代化过程。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传统主义基础的伊斯兰教并未能经历彻底的现代化改造,这是所有发生彻底内乱的阿拉伯国家中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在海湾君主制国家里,这一现代化过程仅仅发生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层面。意识形态上,它们仍旧停留在建立于部族习俗基础上的伊斯兰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伊斯兰教派的冲突,与部族认同密不可分,2010年末出现的阿拉伯动乱实际上存在几个重要前提。首先,是强人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主权的丧失,以及海湾君主制国家在石油美元支持下的迅速强大;其次,是奥巴马政府中东战略的收缩与向亚洲的转向;再次,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造成的区域阶层不平等,以及作为其对抗力量的伊斯兰主义的扩张;最后,则是海合会国家针对地区与伊斯兰事务领导权问题的争夺。

  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形成

  现代意义上的阿拉伯国家大多出现于20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之后。在这以前,该地区的政治基础来源于部落或松散的部落联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帝国。19世纪,又在欧洲殖民秩序中,诞生了一批殖民托管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的政治表述中,这一过程被简单化为一个线性的过程,现代化被看做是阿拉伯世界脱离宗教的蒙昧,走向世俗社会的简单过程。然而,这类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线性阐释却无法对今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作出合理解释。新一代学者重新从殖民主义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历史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有价值的反思。他们超出了一般性西方中心现代化叙述的单一视角,以伊斯兰律法与西方式的现代法律体系之间的冲突为基础,对伊斯兰内部的变革话语进行了梳理。但是,这类从土耳其现代化进程出发的讨论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现实,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实际上来自于奥斯曼帝国的边疆。

  今天影响世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绝非是文明冲突与西方基督教中心眼光下的“伊斯兰化”或者是“伊斯兰极端化”,很大程度上今天的问题应当被看做一场伊斯兰的“瓦哈比化”,即一场以阿拉伯半岛沙漠地区游牧民族贝都因人习惯法为核心的对世界伊斯兰信仰的改造。瓦哈比主义出现于18世纪的内志省,这种基于贝都因部族习俗的伊斯兰教法宗派是今天ISIS的理论基础,其创始人穆罕穆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1703~1792)明确希望通过这样的教法改革,清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给伊斯兰教内部带来的神秘主义、求智主义倾向。1744年,穆罕穆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与穆罕穆德·本·沙特(Muhammad bin Saud)结盟,沙特家族为瓦哈比派提供武力保护及经济支持,而瓦哈比信众则为沙特家族对抗奥斯曼统治、统一阿拉伯部族及穆斯林信仰、行使政治权利、清除基督徒犹太教徒、进行领土扩张等“圣战”行动提供意识形态论证。在约翰·伯克哈德(Johann Ludwig Burckhardt)看来,瓦哈比教派信众类似于基督教中新教清教(Puritanism)。他记录到自己在叙利亚境内遇到的贝都因瓦哈比教徒无一对伊斯兰教有任何“真正”的理解(true knowledge)。他们依照村落部族为单位,听从教长的指示,严格遵守伊斯兰教形式上的规定。在这种瓦哈比主义的社会结构里,个人与教权最重要的联系体现在缴纳天课(زكاة‎,Zakat)的义务上。与奥斯曼帝国的官方伊斯兰信仰相比,他们一方面拒绝承认奥斯曼“哈里发”(khilāfa)的宗教权威,另一方面,却严格遵循分散各部族教长的权威,以《古兰经》为唯一真理,进而形成了一种多中心的教权结构。

  直至今天,沙特,特别是来自沙特境内的个人,仍旧是这类瓦哈比主义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然而这种看似极端排外的原教旨主义到了今天,特别是在ISIS的进一步诠释下,却被装扮成了全球穆斯林的新希望。据西方媒体报道,至今为止有超过500名的ISIS成员来自法国、英国。另有消息说,ISIS战士里先后有超过2000名欧洲人及100多名美国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ISIS迅速兴起得益于伊拉克及叙利亚的内乱,前者主要是以反对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行动为核心,后者则表现为对阿萨德政府的武装对抗,ISIS在叙利亚的活动借助了西方政治话语中“反专制”、“反极权”,以及“人权”等普遍主义概念,成功地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西方社会的成员。ISIS意识形态话语非常强调通过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生活方式的推广来对抗西方影响下的物质主义。

  除了瓦哈比本人之外,ISIS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资源还有其他两名古典伊斯兰教法学者:伊本·塔米亚(Taqî ad-Dîn Aḥmad ibn Taymiyyah)和其弟子伊本·卡亚米(Ibn Qayyim al-Jawziyyah,即Muhammad ibn Abu Bakr)。两人均属保守主义罕百里教法学派(Hanbali School)的信徒。伊本·塔米亚出生于13世纪蒙古入侵时期的哈兰(Harran),在他看来,积极对抗蒙古人对阿拉伯的入侵是伊斯兰的一种圣战。这种“圣战”是穆斯林得以获得最终幸福的道路。在伊本·塔米亚看来,伊斯兰的本真理解仅体现在所谓“伊斯兰原初三代”(Salaf)中。当然,即便是对“原初三代”的教法解释在萨拉菲派内部也并不统一。今天以沙特为主导的瓦哈比主义,其作为意识形态政治的特色,是希望通过对瓦哈比主义团体的支持,进而达到统一教法解释权的目的,而ISIS的活动,从武装上为这一教法统一的努力提供了帮助。这一点,从ISIS所谓的“哈里发” Abu Bakr al-baghdadi的名字中便有很明确的体现,用地名而非家族名作姓体现了罕百里学派及瓦哈比主义的重要特点。而Abu Bakr则是萨拉菲主义者强调的正统四大哈里发时期第一位哈里发、先知穆罕穆德的岳父阿卜杜拉·伊本·阿比·库哈法的通俗称谓。这种认主独一、反对奢侈生活的原教旨主义教法诉求实际上成为了今天ISIS对抗新自由主义普遍话语的有效武器。

  ISIS的政治想象

  仔细分析ISIS及其重要前身组织如基地组织伊拉克分部(Tanzim Qaidat al-Jihad fi Bilad al-Rafidayn,即Organization of Jihad's Base in Mesopotamia),和伊拉克圣战舒拉议会(Majlis Shura al-Mujahideen fi al-Iraq,即Mujahedeen Shura Council Iraq)的政治话语,我们便能发现它展现的是一套完全与现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话语不同的普遍主义逻辑。首先,与当代观察家们描述的不同,ISIS宣告成立的“哈里发国”实际上是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哈里发”制度的反叛而非继承。1299年成立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虽然继承了伊斯兰教传统里的哈里发制度,然而在其边疆省份的阿拉伯人看来,这一突厥人建立的帝国实际上是对阿拉伯人的入侵。因此,ISIS建立的“伊斯兰哈里发国”从其形式上,极大地模仿了公元13世纪灭亡的最后一个阿拉伯帝国王朝——阿巴斯王朝。其黑底白字的标志性旗帜便直接让人联想到阿巴斯王朝的纯黑色军旗,黑旗是阿巴斯王朝时期重要的战争隐喻,通过对中世纪教法学者伊本·马贾(Ibn Majah)整理的《圣训》(Hadith)中一段神秘主义表述的重新阐释,阿巴斯王朝借此赋予其领土扩张战争以神圣意味。这段圣训中最被今天原教旨武装圣战支持者引用最频繁的一段话是:“从东方会升起黑旗,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杀死你。……如果你看到了从呼罗珊来的黑旗,要排除万难加入那支军队,因为这是马赫迪(مهدي‎ ,mahdī即救世主)哈里发的军队,它会长驱直入到耶路撒冷,无人可挡。”在这段隐喻中所指的呼罗珊(Khorasan)含混地指代今天阿富汗及周围广大的中亚地区。 近来愈发受到美国反恐战略重视的叙利亚内战武装组织“呼罗珊集团”(Khorasan Group),其成员据称也大量来自于该地区的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境内。

  在ISIS公布的其领土范围内,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则统一被称作“呼罗珊”。正是在这种基于瓦哈比主义的原教旨版图想象,而非简单的对中国穆斯林群体的认同,“伊斯兰国”才得以将中国纳入其建国宣言中。从其假想的行政区域来看,ISIS构想的新阿拉伯世界帝国是以阿拉伯半岛,特别是瓦哈比主义诞生的内志地区为中心的。然而,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差序结构却被一种暂时的穆斯林统一想象及在此基础上的“民主”话语所掩盖。2006年,ISIS前身伊拉克圣战舒拉议会发布了一则视频,视频中6名武装分子发表了一段被称作“沐香者誓词”(Ḥilf al-Muṭayyabīn,Oath of the Scented Ones)誓言。誓词表示,要“团结一切受什叶派和十字军压迫的逊尼派兄弟,帮助所有受压迫者(the oppressed)重新获得他们的权利,即便付出我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将安拉的语言在世上重奉为至上,复兴(restore)伊斯兰的荣光。”而再看2004年1月本拉登在半岛电视台上发表的讲话,也非常明确地批评了犹太--西方联盟的十字军(Zinoist-crusader chain of evil)对伊拉克的占领,将西方对穆斯林世界的战争称为“宗教经济战争”(religious-economic war),并将对这种占领的武装反抗称为“圣战”(jihad)。这份宣言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一份调动伊斯兰传统资源反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政治宣言。宣言中充满了对各类标签的感情式使用与对伊斯兰教法词汇的策略性含混。他声称,穆斯林兄弟们当前苦难的境遇,源自于“我们……缺少对伊斯兰宗教系统与正确的认识”,他批评了阿拉伯世俗政府受到西方影响,而将矛头对准了他们的穆斯林兄弟。这些人实际上与西方执政者们(ruler)一样,均在议会政治与民主话语的掩盖下(use the guise of parliaments and democracy)谋求个人利益。本拉登号召,解决这种困境的根源来自于伊斯兰本身,他遵循传统的瓦哈比主义,号召一种多中心的对抗模式,在他看来,各个群体都应当有一个他们所支持的领袖,而这些领袖主要来自于教法精英(Ulama)。这种多中心的组织模式在意识形态层面又是统一的,其目的通过精英组成的议会(Majilis)来实现,他们不但是教法权威,更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伊斯兰政治权威。这一结构,构成了今天ISIS基本的政治系统,而哈里发的存在,无非是在其之上添加了一个象征性的神圣权威,回应了那种延续阿巴斯王朝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历史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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