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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马尼死后,伊朗真的只会打嘴炮?

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 · 2020-01-12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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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现阶段美国和伊朗双方目前都没有发动战争的意愿,就判断美国和伊朗之间在不远的将来不会爆发直接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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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莱马尼被美国以无人机定点清除之后,伊朗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葬礼,从最高精神领袖到政府首脑再到军队高层都公开表示要为苏莱马尼复仇,而且复仇目标直指刺杀事件的始作俑者美国。但是看到国内很多评论都认为伊朗既希望通过这一事件凝聚国内民心,但又因为实力有限,不愿意与美国全面开战,所以伊朗宣称的为苏莱马尼复仇只是打打嘴炮做做秀,敷衍一下国内高涨的反美情绪而已。伊朗为苏莱马尼的复仇真的只是一场与美国心照不宣的政治做秀吗?

  持伊朗为苏莱马尼复制只是场政治做秀这一观点的人,主要论据是经过美国的极限施压,伊朗国内经济濒于崩溃,失业率高企,社会矛盾尖锐,这时如果强烈报复美国就相当于向美国宣战,肯定会招致美国强力的军事反击。伊朗目前最大的诉求是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履行伊核协议,解除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一旦真的跟美国开战,伊朗肯定一败涂地,伊斯兰政权也会被颠覆,所以伊朗不愿意挑起战端。但是笔者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如果伊朗现在把为苏莱马尼复仇这个事的调门拉的这么高,而之后却不敢对美国干出点说的过去的报复行动,伊朗政权被颠覆掉的风险反而更大,因为打嘴炮也是有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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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间传闻,苏莱马尼遇刺的原因是美国向伊拉克政府施放了假消息,说是想在伊拉克与伊朗代表商谈如何缓解地区紧张形势,伊拉克看守政府总理信以为真,于是邀请苏莱马尼到伊拉克前来协商谈判,没想到苏莱马尼一到伊拉克,就被早已准备好的美军无人机袭杀身亡。根据后来伊拉克看守总理在推特上发表的言论,以及伊拉克政府为苏拉马尼举行葬礼,并且议会以最快速度通过要求外国军队离开伊拉克领土的决议这一系列后续行为判断,苏莱马尼被美国以和谈为名诱杀的可能性很大。熟读中国古典小说的人都知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只有交战中的一方为了展现自己破釜沉舟的战斗意志,并且为了极大地侮辱敌对一方时,才会将使者斩首或者施以肉刑后放回。而美国这次以协商谈判为名诱杀苏莱马尼,本质上就是对伊朗的一种宣战行为。这种“不宣而战”的宣战不仅仅是简单的武力刺杀行动,更是对整个伊朗统治阶层实施了一次带有羞辱性的心理战挑衅。如果伊朗统治阶层不对美国的宣战挑衅做出实质性的武力反击,将很有可能导致伊朗政权被颠覆。

  伊朗北靠里海,南临波斯湾。国土面积1684000平方千米,跟新疆差不多大。人口约7900万,相当于一个江苏省。比起东西两个邻居——阿富汗与伊拉克之和,还要大68%,人口要多40%。伊朗最重要的地理特征是多山,伊朗境内最大的山脉是扎格罗斯山脉,西起库尔德斯坦,东至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高原的西部与西南部绵延了1500公里。西部的起点位于土耳其与两伊边境,虽然在此处三个国家都是群山起伏,但土耳其的山脉却渐渐消失,伊拉克更是一片平坦,也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盆地。伊朗就可怜多了,山脉在伊朗境内反而陡然升高。历史上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边界就诞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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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的北部则是另一条山脉——厄尔布尔士山脉,西起阿塞拜疆,东至阿富汗。沿着里海南岸绵延横亘,将卡拉库姆沙漠划给了土库曼斯坦。伊朗东部与南亚次大陆相邻的兴都库什山脉、苏莱曼山脉、基尔塔尔山脉,都是围就这个高山盆地区的边缘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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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伊朗高原群山围绕的中部低地主要是卡维尔盐漠和卢特沙漠,并不适宜人居,从上图可知耕地主要分布在伊朗高原的边缘地带,也是现代伊朗国家的边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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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西南部波斯湾沿岸;两伊边境北部;以及库姆城附近,主要是在伊朗的西南边疆。所以伊朗大部分人口稠密区都分布在伊朗高原的边缘山区地带以及国家的边疆地区。政治中心德黑兰则坐落在辽阔的伊朗高原北缘的厄尔布尔士山脉南麓。伊朗有40多个不同的民族,分别信仰伊斯兰什叶派、逊尼派、基督教、犹太教、拜火教、曼达教派和巴哈伊教,这些不同的民族、不同宗教信徒的生活区域被高山阻隔,所以在历史上不同地区之间交通交流不便,每一个地区都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信仰与生活习俗,这样的地理环境因素导致伊朗的边疆地区天然的得心力较强,国家维持统一的成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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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伊斯兰什叶派作为全社会的主体信仰是伊朗维系国家统一最重要的纽带,但是由于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现实的利益矛盾,除了共同信仰外,伊朗必然要求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以及一个极为强大的安全机构,当内部矛盾被外部敌人利用时,在必要的时候压制内部矛盾,这已经关系到了伊朗的国家存亡问题,所以伊朗政府的威权与对军事警卫力量的重视也就很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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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国内目前主要存在以下3组矛盾:

  1、波斯族与阿塞拜疆族的民族矛盾。伊朗国内波斯族占总人口的66%,而阿塞拜疆族占总人口的25%,是伊朗国内第一大少数民族。历史上,整个阿塞拜疆都属于波斯萨法维王朝统治的疆域,后来北阿塞拜疆被沙皇俄国吞并,后来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随着苏联解体,就独立成为了现在的阿塞拜疆。当年苏联想蚕食伊朗(当时美国和伊朗还是好基友),因此在阿塞拜疆的边界问题上,伊朗与前苏联就有领土纠纷,苏联解体后,这些领土纠纷就转变为阿塞拜疆与伊朗之间的问题。由于伊朗周围被阿塞拜疆、土耳其、土库曼斯坦这三个突厥语系国家包围,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族自然受到泛突厥主义的影响,希望能在伊朗国内占有更多的政治经济资源,因此与波斯人有矛盾。

  2、城市中产阶级市民与农村贫民的矛盾。伊朗城市居民曾经历过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开放社会状态,所以普遍比较向往现代的西方世俗化生活,对于什叶派的教法也并非严格遵守。但是占国家人口30%左右的农村贫民,却依然过着传统的清真生活,严格遵守什叶派教法。

  3、革命卫队与政府官僚系统的矛盾。伊朗的最高权威是宗教精神领袖,伊朗总统的权力处于精神领袖的权威之下,而拱卫宗教领袖的核心势力,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了获得革命卫队的绝对效忠,精神领袖允许革命卫队将权力从军事领域延伸至经济领域,革命卫队成立经济部门,扶植了几百家公司企业,触角涉及伊朗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军工,石油,交通,银行业,媒体。目前,“革命卫队”还掌握了伊朗近半的进出口贸易。这就与伊朗政府掌管的内政权力产生了矛盾。伊朗政府的官僚集团与革命卫队相互质疑而不信任是由于他们彼此迥异的出身背景和价值观。革命卫队的领袖都是在20几岁时就跟随霍梅尼为了「伊斯兰乌托邦」而奋斗的人,其中绝大多数成员来自乡村或贫困的城区,因在两伊战争时赶走了伊拉克军队而开始声名显赫。而政府官僚虽然也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时期成长起来,但他们几乎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多数有过西方的教育背景,在革命后并没有穿上革命卫队的制服,而是开始在国家机构里工作。在德黑兰政府工作的官员清楚的知道革命的负面效应,切断与世界的联系会给伊朗带来怎样的孤立局面,并损害伊朗经济的长远发展。恰恰相反,革命卫队却从革命的动员机制中尝到了对抗敌人的甜头。改革派官员们希望伊朗可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革命卫队担心西方资本和技术的到来会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

  被美国刺杀的苏莱马尼就是革命卫队下属负责执行海外任务的特种部队圣城旅的司令官,是支持伊朗精神领袖统治的核心力量的核心人物。美国诱杀他,不仅是对伊朗统治高层中以精神领袖为代表的宗教保守派的一个强烈的心理震慑,如果伊朗统治层只是对美国打嘴炮,而不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报复,对外会让美国摸清伊朗的底牌,对内还会引发国内反对势力蠢蠢欲动,加速伊朗内部的矛盾激化和社会分裂。如果伊朗国内反对势力从这个事件中推断出统治高层外强中干、色厉内荏,那么不排除他们将尝试更多颠覆伊朗现政权的政治冒险行动。如果通过这次“擒贼先擒王”式的刺杀能把伊朗国内反对派激活,让伊朗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自我颠覆,这不正是特朗普一直标榜自己“花小钱办大事”的“交易的艺术”吗?之前美国盟友以色列刺杀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的精神领袖亚辛,就是“成功案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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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斯坦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由阿拉法特领导的温和派组织法塔赫,另一个则是以亚辛为精神领袖的激进派组织哈马斯。2004年3月22日凌晨,以色列发射了三枚导弹炸死了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和其五名助手。当时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也组织了盛大的葬礼并誓言要复仇,怎奈实力不济,无法对以色列实施真正有力度的反击,也没有得到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实际支持,亚辛被定点清除的“深仇大恨”也就这样不了了之。结果,虽然在2006年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大选,但对内却陷入了与法塔赫的内斗,对外则孤立无援。巴勒斯坦的孱弱本质因为亚辛被刺杀而暴露无遗,反而更坚定了以色列在中东推行强硬政策,直至2019年有恃无恐的全面占领耶路撒冷。

  所以,如果伊朗为了凝聚国内民心而借苏莱马尼被杀一事激发宗教和民族情绪,但最终的报复行动又不痛不痒,那么伊朗政权将面临着美国将推行对伊朗强硬到底的对伊政策,国际上彻底孤立无援(国际外交的残酷性在于没有国家会支持一个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完全没有实力的一方,巴勒斯坦就是证明,而抗美援朝中国也是靠自己的实力赢得了苏联的对华支持),同时国内遭到反对派政治反噬,执政合法性动摇的双重风险。这就是伊朗打嘴炮的成本。

  1月8日伊朗对美国为代表的联军驻伊拉克基地发动了两轮导弹攻击,随即宣布这只是对苏莱马尼被杀的等比例报复,并不想开战,而特朗普也随后发布讲话,指出没有美国人在此次攻击中死亡,因此美国只会对伊朗采取更严厉的经济制裁,并不会针对这次伊朗的导弹攻击展开进一步的军事反击。于是,舆论普遍相信,伊朗对美国军事基地的攻击只是一种做秀,而美国也是心照不宣地保持克制,双方“配合”演出了一场“双簧”。

  认定伊朗攻击美国只是一场政治秀背后的逻辑是伊朗攻击美军基地的目的只是为了给国内民众一个交代,但是又不想引发与美国的全面战争,所以才与美国暗通款曲,上演了这样一幕“自编自导”的政治秀。由于美国心照不宣的保持了克制,所以伊朗后续针对美军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毕竟有舆论传出伊朗精神领袖要求为苏莱马尼复仇必须由军方针对美国军事目标和人员直接出面进行,但是伊朗以军方名义对美国军事目标和人员进行持续攻击的确不符合伊朗的最大利益。所以,也许伊朗以为苏莱马尼复仇为名的军事行动确实结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没有后续针对美军的军事行动,更不意味着美伊两国最终开战的风险大幅下降。

  判断伊朗后续是否会针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继续发动武力攻击,关键要判断苏莱马尼领导的“圣城旅”在中东地区的活动属于何种性质,这些活动服务于何种战略目标。如果像媒体上很多专家认为的那样,苏莱马尼领导的圣城旅在中东地区的活动是一种进攻性的扩张行为,其战略目标是向中东地区的什叶派民众输出伊朗伊斯兰革命,这种认识很有可能使我们低估了苏莱马尼及其领导的圣城旅对伊朗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圣城旅在伊朗境外扶植一系列什叶派武装的活动,虽然在战术上是一种进攻性的扩张行为,但是在战略上实际是一种防守行为,很有点我们三国时期蜀汉刘备集团所采用的“以攻代守”的策略,其战略目标是给伊朗争取创造尽可能大的战略安全空间,一旦被逼不得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尽可能在伊朗本土外与美国进行高烈度的军事冲突,最大限度降低伊朗本土遭受军事打击的伤害。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为了缓解国民党对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军事压力,派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国统区的军事策略很像。又像当年中苏关系决裂时,苏联威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毛主席提出将中国所有野战集团军集结于中苏边界,一旦苏联动用核武,我军全部快速冲进苏联境内,多批次全方位的进攻苏区,将战争引入苏联境内的策略。

  伊朗知道,如果像伊拉克的萨达姆或利比亚的卡扎菲,在美国长期政治经济封锁下,为求一时之安稳,只是龟缩在本国,无异于待宰羔羊,放弃了抵抗,把战争的主动权完全交给美国,最终换来的一定是美国军事入侵,推翻政权。既然固守本土是守不住的,还不如把部分精锐的武装力量扩展到敌人的势力范围内,一旦美国妄图对伊朗动武,就算伊朗教法学家监护下的伊斯兰共和政体被美军入侵推翻,也一定要拉上美军及其盟友在中东的军事力量作为“陪葬”。摆出这种在关键时刻不惜与敌同归于尽的姿态,反而能更有效地震慑美国,为伊朗赢得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所以,伊朗在经济受到严厉制裁的情况下,仍拨出经费支持圣城旅在伊朗境外扶植各国什叶派武装力量,这并非是简单意义的穷兵黩武,而是在打造关键时刻确保能与中东地区的美军及其盟友同归于尽的威慑力量。从另一种角度看苏莱马尼及其领导下的圣城旅对于伊朗国家安全而言相当于不是核武器的“核武器”。

  如果按照这样去理解,我们就能感受到苏莱马尼被美军诱杀对于伊朗国家安全而言是一个多么大的战略损失,伊朗在中东地区多年精心打造的对美军的威慑能力在一夜之间就被严重削弱,这种战略损失绝非是打死几个美国士兵,炸毁一些美国军事装备所能挽回的。目前能够弥补苏莱马尼之死给伊朗造成的战略损失的,恐怕只有逼迫美军撤离伊拉克这一点了。所以笔者判断,伊朗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将是迫使以美军为首的反恐联军撤出伊拉克,从伊朗什叶派圣地库姆一清真寺升起红色旗帜可以看出,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伊朗后续很可能以宗教复仇的名义,号召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以人民战争的方式,将美国从伊拉克领土驱逐出去。所以,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萨德尔在苏莱马尼被杀后宣布恢复“迈赫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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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军方本次对美军采取的报复行动之所以保持克制,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因为伊朗希望在使用武力报复美军的同时占有道义高点。在全球都希望伊朗和美国保持克制,避免事态升级的大环境下,伊朗不希望背上主动挑起中东战争的“罪名”。虽说是为苏莱马尼报仇,但毕竟是从伊朗本土发射导弹袭击邻国领土上的目标,如果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尤其是如果造成伊拉克人员及除美国以外的西方人员大规模伤亡,在国际舆论和伊拉克国内逊尼派的炒作下,伊朗的军事复仇行为很可能从“有理”变为“无理”。而且苏莱马尼死后,伊朗的战略目标就是要逼迫以美军为主的联军从伊拉克撤军,由伊朗直接对联军在伊拉克驻军发起武装打击缺乏合法性,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更何况直接与美国在中东地区发生军事冲突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只有通过发动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力量,从政治、外交、军事方面全方位给美军施压,逼迫美国撤军,这样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一旦发生伊拉克什叶派与美军的武装冲突,美国不仅无法直接怪罪伊朗,还会进一步激发伊拉克国内的反美情绪。这才是符合伊朗国家利益的做法。所以,本次伊朗从本土发射导弹攻击美军基地,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其意义不在于杀死美军多少人,摧毁多少美军装备,而是在给伊拉克的什叶派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为了把美军赶出伊拉克,必要时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可以对美军采取军事行动。

  其次,伊朗攻击联军伊拉克基地实际上也是测试美国及其他西方联军的反应,看看西方联军在保卫伊拉克驻军问题上的决心到底有多强。就在1月5日伊拉克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努力结束外国军队在伊拉克的存在后,德国、加拿大、克罗地亚等国就宣布从伊拉克部分撤军,伊朗攻击联军基地后,澳大利亚也宣布暂时撤军。虽然英国、法国仍表示没有撤军计划,但是对于特朗普提议的如果伊拉克逼迫美国撤军,希望各国联合起来制裁伊拉克的动议均表示拒绝。就连美军自己都在北京时间1月7日凌晨1点向伊拉克看守政府总理发送了一封信函,信函内容为描述美军将“撤出”伊拉克的步骤。虽然在一个小时后,美国国防部长发表声明,说那封信函是误寄,美国没有从伊拉克撤军的计划。但是最后在时隔十多个小时后的北京时间1月7日晚8点,美军还是宣布联军司令部撤从伊拉克巴格达撤退至科威特。这反映了在伊拉克维持驻军问题上,美国军方与文官系统的国防部实际上有一定分歧的。在这种形势下,1月8日的导弹攻击就相当于伊朗对美国以外的联军进行了一次“先礼后兵”的示警,表明如果联军坚持不撤军,之后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为捍卫领土主权对联军发动武力攻击,到时候有人员伤亡的话,可别怪伊朗“无谓言之而不预”。对于这样具有示警含意的导弹攻击行为,伊朗显然并不追求军事意义上的成果,更希望在政治、外交意义上对伊朗产生积极的效果。

  再次,美国目前正处于总统大选年,届时是特朗普继续执政还是民主党上台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虽然目前特朗普继续执政的可能性较大,但是万一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击败了特朗普呢?毕竟在民主党人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曾经计划从伊拉克撤军,如果民主党候选人执政了,那伊朗就可能以最小代价换取美国撤军伊拉克。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但在可能性完全丧失之前,伊朗没必要与美国彻底撕破脸。

  综上所述,伊朗在导弹攻击联军驻伊拉克基地时保持克制,美国方面也对此次导弹攻击进行冷处理,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后续不会进一步升级。因为在苏莱马尼死后,将美军从伊拉克赶走已经成为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而这一战略目标与美国共和党政府的中东政策迎头相撞,而且很难调和。因为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就意味着美国多年以来的中东政策失败了,这将严重削弱美国对中东盟友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从而严重削弱美国对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将直接损害美国共和党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后续美国和伊朗在反恐联军是否从伊拉克领土撤退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将迅速激化,如果美国坚持不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和伊朗在未来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更多军事冲突,只不过后续的军事冲突并非是伊朗直接与美国对抗,而是通过支持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力量以游击战、麻雀战的形式进行。

  当然,后续的军事冲突不会马上到来,因为目前双方都还没做好军事冲突升级的准备。从伊朗方面说,苏莱马尼刚死,新的司令官刚上任,圣城旅需要一定时间的调整,而且伊拉克什叶派军事力量“人民动员组织”的副司令也在美国的袭击中丧命,伊拉克教士萨德尔的“麦赫迪军”也是刚刚恢复建制,如何组织串联这些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力量,甚至如何利用叙利亚、也门、巴林的什叶派力量从政治、外交、军事上牵制美军及其盟友,这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详细谋划,这段时间正好可以等待美国大选结果。至于美国方面,特朗普政府肯定不愿意在大选年对伊朗开战,所以特朗普政府正好利用这段时间,一方面用各种方法去炮制美国对伊朗动武的道义高点(比如现在就乌克兰飞机在德黑兰坠毁一事的舆论战就是例证),同时美国政府将通过各种手段拉拢自己的盟友,争取美国伊朗军事冲突一旦升级,盟友能够在军事和财政上支持美国。所以笔者认为,在2020年美国大选之年,伊朗和美国双方在继续保持克制的同时,都会加紧做好军事冲突升级的准备。2020年表面上可能是“平静”的一年,但这“平静”却蕴含着更大的杀机。这种刻意维持的平静很有可能将随着美国大选的结束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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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美国和伊朗最终会不会直接爆发战争,我们不妨参考历史上著名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逻辑。在大致打成平手的所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62年至446年)的末尾,雅典和斯巴达订立“三十年和平”协议,此后10余年里始终彼此大致尊重,而且其间各自国内的瞄准对方的主战派从未兴起,至多只有战略预防派。雅典政治领导伯里克利在这期间的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与波斯和斯巴达两者维持和平,捍卫雅典的尊严,并且牢牢控制帝国。然而,雅典和斯巴达对两强之间的“战略空间”的争夺,特别是雅典最后对斯巴达的盟友或“亲戚”和“意欲皈依者”的严厉惩戒和残酷打击,导致两强开始迅速滑向战争的陷阱,国际关系上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在争夺战略空间的过程中,雅典和斯巴达都在尽量避免发生直接对抗,只是在双方的盟友彼此间发生武力冲突时,为了扩大本方的势力范围,雅典或斯巴达才会以武力援助本方盟友击败对方盟友,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代理人战争”。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就是公元前433年雅典舰队为科尔基拉(科林斯的殖民地,后背叛科林斯与雅典结盟)逼退科林斯(斯巴达的盟友,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舰队。雅典的领导人伯里克利始终认为,在争夺势力范围时只要对斯巴达保持温和,就可永保两强相安,所以伯里克利将自己在雅典帝国内部或外缘的强硬政策与对斯巴达的温和政策截然分开,也就是说雅典在面对与斯巴达可能直接发生的冲突中始终保持克制,但对于斯巴达的盟友,或者是想背板雅典投靠斯巴达的己方“叛徒”,雅典却施以暴烈残酷的打击。结果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处于强势的雅典一次又一次地从争夺势力范围过程中的有限推进得益,因而倾向于缺乏足够的减小最终冲突动能的意愿;与此同时,处于弱势的斯巴达在争夺势力范围过程中为避免摊牌,一次又一次地收缩和退让,因而最终很可能会认为无可再退,以致决心一搏。导致斯巴达觉得退无可退,决心与雅典奋力一搏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公元前433至432年雅典暴烈地镇压帝国附庸波提狄亚的反叛,并且颁布了整个雅典帝国对斯巴达盟邦梅加拉施行禁运和抵制的《梅加拉禁令》(历史上第一次对敌人实施经济制裁)。其实,在雅典镇压波提狄亚反叛的时候,斯巴达都不想与雅典发生武力冲突,不仅自己反悔,没有如约支援波提狄亚抵抗雅典,甚至还约束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其他城邦不得干涉雅典与波提狄亚的争端。但是在镇压波提狄亚反叛和颁布《梅加拉禁令》的共同作用下,斯巴达最终对雅典宣战,中间只有不到一年时间,离斯巴达与雅典的战争实际开始不到两年。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现阶段美国和伊朗双方目前都没有发动战争的意愿,就判断美国和伊朗之间在不远的将来不会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世界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在其经典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一书开头写道“当修昔底德提出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时,他当然是对的。这就是说,在武力冲突爆发以前的某个时间点上,已无法改变导向战争的进程。”卡根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地区两大强权相互争夺战略空间时,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但只是在一个“时间点”以前而不能过晚,一旦滑过了这个“时间点”,就算两大强权本身并没有意愿发动战争,但是他们之间的战争还是不可避免。而“时间点”毫无疑问就是指在争夺战略空间的过程中,强者一味得寸进尺,而弱者一味退缩,直至感到退无可退的那个时刻。也许,只有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我们再回顾现在所发生的这些事件时,可能才会发现美国诱杀苏拉马尼不就是美国和伊朗已经滑过本可以避免战争爆发的那个“时间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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