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明显，西方的政治家早已被碾为碎片：掌权者中已经没有像基辛格、撒切尔、科尔或密特朗这样的政治家。在西部方向上，俄罗斯不得不与这些人打交道，他们受制于人，精神迟钝，咄咄逼人且目光短浅。他们的政策正在变得越来越像一出荒诞剧，需要耗费巨大的努力才能使世界不至于堕入深渊。
只要一提起莫斯科，西方就奉行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原则：无论西方哪一个国家或世界上发生什么麻烦事儿，错的总是俄罗斯。这已经是他们驾轻就熟的招式，俄罗斯对此已习以为常。至于欧盟和美国的公民，除了那些受到蒙蔽的睁眼瞎，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把西方胡搅蛮缠的宣传，看作是转移内部问题注意力的手段，这些内部问题的规模愈益具有威胁性。
如果说美国经济在愈加沉重的国债压力下已趋于崩溃，美国社会则被分裂为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那么怀揣力所不及的“绿色复苏计划”的欧盟国家正在遭受能源危机和东方涌来的移民潮之苦，并经受老牌“欧洲国家”和“欧盟新成员国”之间永无休止的拔河比赛的折磨。西方政治家们不但没有下大力气清理自己家的“阿甫格依马厩”，反而走上了组织反俄挑衅活动的道路，并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外部敌人。
美国借口其卫星在斯摩棱斯克州的叶利尼亚附近发现“军事装备的集聚”，与欧洲盟国共同指责“俄罗斯军队在临近乌克兰边境加强活动”，尽管这两个地方相距250公里之遥。臆造出来的威胁似乎足以让北约找到在黑海举行计划外演习的理由，美国的三艘舰艇赶过来了，还使用了战术、战略空军和巡逻机，来自保加利亚、土耳其、罗马尼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部队也参加了演习。结果是，造成潜在军事冲突危险的，恰恰是北约舰队在毗邻俄罗斯海岸的黑海海域举行的鲁莽演习，而不是停在叶利尼亚的俄罗斯坦克。
由于波兰的挑衅行动，来自伊拉克库尔德和其他东部国家的两三千难民在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聚集，使世界陷入了几乎堪比1962年加勒比危机那样的局势。波兰武装人员不顾任何关于难民地位的国际公约使用暴力，把从邻国辗转到这里的所有人抛回白俄罗斯。喜欢议论人权保护的欧洲政治家们，为波兰当局喝彩，并承诺提供军事援助，以保护欧盟的边界免受寻求避难的、手无寸铁的男人、孕妇和儿童的冲击。
西方政客的厚颜无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们通过军事入侵摧毁了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和叙利亚，他们将难民的涌入归咎于白俄罗斯“独裁者”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以及似乎在背后操纵卢卡申科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他说，白俄罗斯的移民危机是“卢卡申科试图转移人们对俄罗斯在毗邻乌克兰边境行动的注意力”。给人的印象是，国务卿正在发癫狂，因为在他的论断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联。布林肯的未来令人担忧：他可千万不要步前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的后尘，像后者一样被反共偏执狂和对俄罗斯人的恐惧送进棺材。
对抗西方民主的保守主义
西方已经对俄罗斯展开了全方位的混合战——从洗脑宣传到把所有军种的部队实实在在地集结到俄罗斯边境。苏联的崩溃和在前苏联共和国成功进行的“颜色革命”，使西方政治家确信，只要再施加一点压力，就可以像把前南斯拉夫分裂成几小块一样，轻松地分裂俄罗斯联邦。那时，再没有什么能妨碍西方实现其由来已久的在东方攫取新生存空间的幻想。
然而，俄罗斯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如果西方继续坚持其顽固的政策，它不仅会一无所获，而且会损失惨重。西方“思想家们”惊讶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俄罗斯已经用国家意识形态武装起来，并在外交政策中促进其利益。塔夫茨大学的弗莱彻法学与外交学院专家本•索尔肯定地说，10年来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引起了分析师们对其总战略中的意识形态作用的讨论。
本•索尔说，当各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力量造成俄罗斯的政治变革时，克里姆林宫透过外国颠覆活动这块棱镜审视这些动荡的事件。所有这些“颜色革命”，包括乌克兰的“广场革命”抗议活动和整个阿拉伯之春，都打着民主化运动的幌子，都是西方政府实施信息战和应用“软实力”的结果。“颜色革命”分三个阶段进行：推行西方价值观，形成认同美国领导地位的民主阵线，然后借助抗议活动创造“可控的混乱”。
西方已经将声名狼藉的“民主价值观”变成了促进其世界利益的强大武器，莫斯科已经意识到，需要建立与西方民主相提并论的国家意识形态。用本•索尔的话说，自2013年以来，在普京总统的倡议下，与西方对待性别的怪癖和对同性婚姻的虚假容忍相对立的传统价值观，已经成为俄罗斯官方意识形态。有趣的是，俄罗斯推行社会保守主义，有助于西方志同道合者群体的强劲增长，这伴随着俄罗斯“软实力”积极影响力的增强。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缺陷
最近在格拉斯哥结束的为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会议，再次说明了西方政治家无法将他们的甜蜜幻想与严酷现实分开。甚至把在电力生产中逐渐淘汰煤炭的使用这样一个条款写到总结性的文件——格拉斯哥气候公约中，最后都显得无能为力。结果，各方一致同意“逐渐减少”运用碳捕捉和储存工艺技术的煤炭。
尽管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感到失望，但还是希望满满地说: “将来在世界任何地方投产一个新的燃煤电厂在政治上都是不可接受的，就如同现在进了飞机就开始抽雪茄烟一样。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
乔•拜登和巴拉克•奥巴马猛烈批评俄罗斯和中国，指责两国领导人未出席世界气候大会，认为俄中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不足。他们此番言论的动机，未必是为避免全球变暖而担忧。由于西方不负责任的政治家的过错，气候目标也被拿来当作混合战争“万能士兵”手里的武器。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迫不得已地呼吁，作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第二大国的美国，应该放弃空口无凭的攻击，而是应该与国际协议参与国共同努力，克服气候变化的消极后果。
专家们已经在欧洲开始发声，反对按照布鲁塞尔官僚的方式推进绿色过渡。高企的电能和燃料价格，今天正在快速地掏空欧洲人的钱包，后续推行的政策具有以现在的速度抬高通货膨胀、增加税务负担和使人口贫困的危险。头脑清醒的人都不相信2050年之前能够实现碳中和，他们建议选择一个更现实的目标 ——向低碳经济过渡。
“认识欧亚大陆”协会主席、意大利“联合商业银行”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安东尼奥•法立科认为，我们拥有的工艺技术与既定的雄伟目标不相匹配。西方国家的错误在于，在最近两年把钱投到了风能和太阳能方向，因而导致对传统碳能源投资不足。
但是，西方政治中存在大量无法解决的矛盾，另有其根本原因。安东尼奥•法立科指出，从技术进步角度看，新自由主义模式带来了很多积极的东西，但它没有考虑人的尺度。新自由主义关注的重点显然是利润，而且是通过过度消费实现的利润。我们星球的资源不是无限的，要据此改变发展模式。唯一的出路是克服达到了前所未有水平的社会不平等，谋求共识，寻找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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