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国际社会对殖民统治或战争时期被盗掠文物的返还和赔偿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2002年12月，为了声援拒绝返还帕台农神庙石雕的大英博物馆，并且一劳永逸地免除文物返还诉求的羁绊，来自北美和欧洲的18家博物馆馆长齐聚德国慕尼黑，联合签署了《关于普世性博物馆重要性及价值的宣言》。《宣言》甫一出台，就在国际博物馆界、各国文化机构及关注此事的学者、爱好者之间掀起轩然大波，围绕其所展开的激烈辩论延续至今。每当有涉及文物流失、返还和归属的争端出现，该《宣言》就会被再次提及。事实证明，欧美博物馆的普世主义宣言是精心炮制的、用来巩固其既得利益的舆论工具，是霸权逻辑在当今国际博物馆界的投射。
《宣言》强调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无论收藏的文物原属何处，有赖于这些“普世性”博物馆，才得以保存并被更多观众欣赏；二是这些博物馆收藏的世界各地文物，无论其来源是否正当，都是为了服务于全体公民（而非某一国家公民）并致力于多元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包容。经由《宣言》的签署，18家欧美博物馆看似重申了博物馆的普世价值，实则以修辞的策略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在这些博物馆主导的话语中，博物馆本身所具有的服务于全人类的目标不过是拒绝文物返还的说辞而已。《宣言》的签署背景、发起的博物馆是与历史时期帝国主义行径相互关涉的，其内容也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
其一，《宣言》是在文物返还正义呼声日渐有力的形势下炮制出来的，目的是维护既得利益并掩盖其文物收藏背后的帝国主义掠夺本质。近代欧美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搜刮殖民地文化遗产，致使这些文物散落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地区的博物馆中。这导致帝国主义国家的博物馆文物种类不断丰富，而殖民地各民族和国家的文物资源逐渐枯竭。例如，介绍非洲文明的欧美博物馆大多收藏有贝宁王国（非洲西部古国）的精美文物，而贝宁国立博物馆展出的却只有三流物品和文物图片。这种强烈的反差与帝国主义的收藏历史密切相关。无论如何辩解，“普世性”博物馆引以为傲的全球文物收藏，实际上是文化掠夺的见证，始终无法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烙印。
其二，发起《宣言》的博物馆所自诩的“普世性”是自导自演的假象。肯尼亚国家博物馆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一人类学藏品和涉及生物医学各领域的研究中心，但该馆却并未获得“普世性”博物馆的头衔。为什么“普世性”博物馆仅限于欧洲和北美？难道只有欧美博物馆的观众来自全世界？文物只有藏于这些欧美博物馆才具有“普世性”？这些疑问绝不是几句含糊其词、冠冕堂皇的排比句可以解答或掩盖。事实证明，欧美博物馆妄图通过对“普世性”的强调，拒绝返还文物、拒斥文化之间的合理对话。
其三，《宣言》强调文物入藏后的次生环境，人为地割裂了文物的前世今生和生命历程。以入藏为界，文物的生命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文物生产、使用、流转的原生情境；后一阶段是文物得以保存、研究、展示的次生情境。这些博物馆为了拒绝返还文物，在《宣言》中过度强调其对文物保护与存续起到的作用，甚至说正是得益于它们，一些古代文明的价值才能够更好地体现。很显然，这种看法完全忽视了文物的原生情境，而理解文物价值的关键，恰恰是其起源、历史和传统背景知识。如果背离了文物在原生情境中的文化意义和价值，那么再别出心裁的文物展示也是唐突无礼的。
其四，《宣言》罔顾国际公约和道德规范，在逃避和不承认错误的道路上一意孤行。《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1954）、《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1995）等国际公约明确了被盗、非法发掘等文物应当返还原属国。《博物馆道德规范》规定博物馆应与文物“原属国、来源社区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分享知识、文献与藏品”，“尝试以公正的方式，基于科学、专业和人道主义原则以及适用的地方、国家和国际立法将文物返还给原属国”。很显然，《宣言》签署者违背了博物馆的道德规范，为拒绝返还文物彻底放弃了文化之间对话协商与交流的可能性。此外，《宣言》还存在一个不易察觉的问题，即强化了普遍性和独特性之间的冲突关系，造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似乎文物的归属和博物馆的使命只能择其一而行。这种狭隘的认识与博物馆本身所具有的服务于全人类的目标背道而驰，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应在正确认识藏品来源及背景的前提下，实现机构之间、文化之间的对话。
大英博物馆拒绝返还的帕台农神庙石雕又称“埃尔金大理石雕”， 由第七代埃尔金伯爵从雅典运回，故名。鲜为人知的是，埃尔金之子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埃尔金家族以“文明人”身份在他国偷掠，而西方博物馆以“普世性”为借口拒绝返还文物，都是对文物原属国人民情感的伤害，是霸权逻辑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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