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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诩为“上帝的选民”
清教发端于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与罗马天主教廷对抗的改革派中的激进分子要求恢复公元1世纪基督本人创立的“纯净”教会，这批人被称为清教徒。他们在欧洲宗教改革中难以推行自己的主张，于是其中一部分人出走北美，建立了殖民地。在他们看来，自己如同《出埃及记》中的以色列人，要在上帝的指引下建立“应许之地”“山巅之城”，让北美成为引领欧洲宗教改革的新耶路撒冷。
相较于欧洲大陆的罗马天主教和新教改革中的其他教派，早期北美清教徒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严格区分“可见的圣徒”与“不可见的大众”。
在清教徒眼中，罗马天主教会、英国长老制日益腐化，难以区分上帝的选民与弃民；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又使得上帝深不可测，难以在世俗世界让真正的选民显现身份。于是，清教的公理宗制定了严格的入教标准：只有经历过“再生”“转化”的教徒，才可以进入教会，成为“可见的圣徒”。圣徒拥有宗教和世俗生活的诸多特权，可以参与圣事、掌管世俗政治。考察新成员的权力，掌握在教会成员手中。与“可见的圣徒”相对应的，是广大“不可见的大众”，也就是加尔文主义的“弃民”，二者之间有严格的分野。
二是声称清教徒与上帝之间存在契约。
初代清教徒声称自己与上帝之间存在直接的盟约，不论是清教徒个人的事业还是殖民北美的清教徒群体的事业，都是在直接履行上帝的指令。随着第二、第三代清教徒的世俗化，逐个选出“上帝的圣徒”在操作上已变得不经济，于是“直接契约论”逐渐演变为“民族契约论”，上帝选中的“可见的圣徒”由移民北美的新英格兰清教徒转变为整个民族，由此“天定美利坚”的民族意识生长起来，并长久存在于美国信念之中。
三是追求“千禧年主义”，具有极端化倾向。
北美清教徒对异端的压制比起欧洲教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英国清教徒已经主张良心自由、宽容异端时，北美海湾殖民地的教会仍坚持不宽容。在深刻影响美国革命的“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期间，布道者乔纳森·爱德华兹倡导的“千禧年主义”展现出了清教徒创设神权政治的野心。他们相信基督将在一千年后再次降临人间，为了迎接基督的到来，圣徒必须承担起净化社会的责任，改造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代美国在全球以反恐为名发动的种种战争，正是这种“千禧年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
2021年5月31日，美国纽约，一名参加纪念塔尔萨种族屠杀一百周年活动的女子额头贴有“塔尔萨”字样的装饰 郭克摄 / 本刊
2
天命理念与扩张逻辑
这些具有强烈宗教虔信的清教徒，原本声称要创建独立于欧洲大陆的“山巅之城”。但是，建国以后，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版图扩张了10倍有余；到19世纪，美国的版图在声势浩大的“西进运动”中持续扩张了数百万平方英里；随着美国实力增强，其领土扩张的野心又从北美、西半球膨胀到整个世界，全球各地都有美国企图染指的土地。
清教徒是如何走上世俗化的版图和商业扩张之路的？
在19世纪以前，清教徒笃信扩张领土是他们的宗教使命。
这种使命感最初来自前往北美殖民的英国弗吉尼亚公司，它声称自己不仅是为了贸易目标，更是为了将圣洁的新教福音传播给遥远彼岸的野蛮人。美国革命以后，北美清教徒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尤其是在英国光荣革命失败以后，他们认为北美作为“应许之地”的典范性愈发凸显。这些清教徒愈发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因此要遵从上帝的教导极力传播基督福音和清教秩序，在他们看来，领土扩张就是将印第安人从欧洲旧殖民者那里解放出来，用上等的清教思想改变他们的生活。
在19世纪以后，天命思想逐渐与美式自由绑定，领土扩张与制度扩张成为一体两面。
一方面，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极大促进了美国清教神学的世俗化。牧师们声称领土扩张是良善的行动，是清教虔诚的标志，加速领土扩张便能加速千禧年的到来。另一方面，在欧洲民主衰退的背景下，美利坚选民意识与对美式民主的自豪感正式结合起来，在许多政客和传教士看来，领土扩张既是传播基督福音，也是传播“美国自由”和“美国生活方式”。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说：“美国人在心里将基督和自由这两种信念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不可能只想到其中一个而不想到另一个。”
在上述过程中，正是清教的天命理念为以下两种杀气腾腾的扩张逻辑提供了“道德支撑”：
一是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之间存在严格的界线，美国人顺应天命改造野蛮的种族和落后的地区，即便血腥暴力、穷兵黩武也在所不辞。
起初是在北美，清教徒在菲利普王战争中屠杀了无数印第安人，声称杀死这些野蛮低劣的人口就如同杀死野兽与毒虫一般，是天命所在。美国建国以后，这种区分意识在美国奴隶制度、美墨战争、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侵略中屡见不鲜，白人清教徒大言不惭地赋予自己“文明化”野蛮人口的使命，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用所谓上等的清教福音和上等的美国民主改造他们眼中落后野蛮的地区。
二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天命所在，美国应在天命召唤下攫取原料、强迫通商，乃至进行殖民侵略，最终获得全球商业的统治地位。
在清教徒眼中，资本主义是一种道义的力量，也是一种绝对正确的方向。最大程度地开发自由贸易，可以为经济落后的民族带来资源开发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是美国带领民主世界走入千禧年的必由之路。然而历史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的“道义”为殖民地人民带来的是永无止境的杀戮、剥削和压迫，不公平不公正的全球资本主义分配体系，至今还在压迫着很多国家、民族和人民。
3
内外政治的底层思维
清教主义在美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塑造了美国人看待自我与他者的思维方式。
对内，清教哲学表面上支持个人主义，实则形塑了精英专制的统治模式。
最初，清教领袖自诩为上帝意旨的代理人，洞悉了上帝在尘世的智慧，可以决定尘世中什么是正确、有益的事。清教教会要求社会中所有获得了“再生”的人紧密团结在一起，但清教徒只能“自由”地去做正确、有益的事。这表明，个人自由是以服从精英权威的方式实现的。这种以个人主义之名行精英独裁之实的治理模式，深刻影响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工作道德和消费主义，在资产阶级精英的把控下成为唯一正确有益之事，个人只有在服膺工作和消费伦理的前提下，才能追求给定的“自由”。
对外，清教主义塑造了二元对立的极端化思维，使美国人习惯于划分敌友，甚至要主动寻找和创造敌人。
从“选民/弃民”到“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极端思维一直存在于清教哲学的传统之中，美国的历史，就是不断定义和改造“野蛮”“落后”，不断排查和消灭“敌人”的历史。清教美国定义的“敌人”，先有美国革命开端时的英国，后有“旧大陆”的天主教专制国家西班牙，然后是二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冷战期间的苏联共产主义、后冷战时代的伊斯兰世界……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学者亨廷顿曾这样发问：“如果没有了外敌，美国将如何存续下去？”
美国神学家卡尔·尼布尔指出，美国政治的巨大讽刺在于，为了实现上帝授予美国人的使命，为了给人类开辟新的天地，美国经常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滥用手中的权力。在美国国内，白人清教徒以外的其他种族和教徒，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排斥。在全球，美国习惯性地将每一块土地都视为“准得克萨斯”，即便在领土扩张已成旧梦的当代世界，美国仍不放弃以“天选精英民族”的心态干涉其他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内部事务，他们要么认同美式自由民主，成为美国的朋友，要么被扣上“流氓国家”的帽子，成为美国的敌人。
在“千禧年主义”与扩张天命的思维模式下，白人清教美国要作为全球精英进行专制统治，对待“敌人/朋友”要用二元对立思维分而治之，这种底层思维模式在美国内外政治中是一致的。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班宁的圣博尼费斯印第安工业学校墓地（2021年7月6日摄） 曾慧摄 / 本刊
4
意识形态幻术
清教主义在当代的危险之处在于，通过复活、宣扬乃至捏造具有神学意涵的道德优越感，为美国的现实行径寻找正当性依据，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幻术。它不仅拒绝与其他文明和平对话，还操纵着美国底层民众看待世界的方式，以此来维护少数精英的“荣耀”和利益。
第一，清教美国擅长使用制度化的道德程序，来解决历史和现实中不得不应对的道德危机。
早在18世纪，美国清教牧师就已经发现，通过引导清教徒坦白罪恶，可以让他们宣泄内心的悲伤。在清教研究学者佩里·米勒看来，制度化地疏解罪恶，从而建立强大的自尊，正是清教徒美国化的关键一步。在美国历史上，最能“洗涤罪恶”的行动就是南北战争之后废除奴隶制。奴隶制一直被美国人视为巨大的道德污点，制度性废奴“治愈”了美国人的“道德创伤”。但是，废奴之后黑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在清教美国的眼中却不值一提。废除奴隶制后，清教美国坚信自己已经彻底成为“文明星辰”“自由灯塔”，在道德上不再有任何污点，却从不正视时至今日国内少数族裔依旧面临极端不公正的对待，也从不正视在历史和现实中美国如何侵略、剥削了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和民族。
第二，清教美国在国内利用意识形态化的道德话术，掩盖了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耶鲁大学政治学讲席教授雅各布·哈克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讲席教授保罗·皮尔森指出，美国财阀集团诉诸白人身份、宗教观念，不断制造美国白人的生存和文化焦虑，以掩盖美国阶级矛盾，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清教美国敏锐洞察到美国白人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感受到身份焦虑，动辄夸大移民问题、塑造外部“敌人”，而罔顾过去一百年来多元文化对美国的贡献。清教美国利用“上帝选民”的道德优越感哄骗、裹挟底层的白人清教民众，用身份问题掩盖了阶级矛盾，用种族问题掩盖了贫富差距。
第三，在全球秩序中，清教美国标榜自己“上帝选民”的身份，赋予自己虚妄的道德权威，事实上不讲任何道德，在宗教极端化思维和政治现实主义的双重影响下不择手段地实施其对外战略，巩固其不平等的双标统治。
在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看来，美国对自己的伪善心知肚明，相比于它在国内外造成的压迫，向外输出其“优越的制度”“文明的世界观”则更具道德意涵。于是，清教美国将不服从其全球资本主义金融霸权统治和全球政治军事霸权统治的国家描述为“邪恶轴心”“流氓国家”，利用所谓“天选民族”的虚妄道德权威，垄断了对“道德”的解释权，并据此要求改造、教导、剥削和压迫与清教文化和美式民主不同的所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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