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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 白宫新一代对华操盘手的思路被曝光

杨博文 · 2022-06-06 · 来源:文化纵横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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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群体则将中国视为美国的竞争者和挑战者,他们成长在后冷战时代,对华忧虑与对美国重返国际中心的希冀相互交织,是比老一代更现实主义、更强硬的新鹰派。

  【导读】2022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这是美国内政的一件关键大事。还有5个多月时间,选举就将启动,拜登所在民主党的选情似乎并不乐观。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拜登政府会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层层加码,并比以往更加频繁地显示对华强硬。

  为把握美国对外行动的逻辑,本文全方位揭示白宫新一代对华战略操盘手的思想背后和政策底色。在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坎贝尔有资历,可充当规划和协调者;罗森博格政府经验丰富,可起到承上启下作用;杜如松和格维兹是新生代的代表,有热情和干劲。老中青三代人代表美国政坛建制派的主流观点。他们已形成较为系统的主张,即强调组建对华“价值观联盟”,重视在信息技术和新兴科技领域的对华竞争。

  本文认为,作为印太战略规划师,坎贝尔经历冷战前后对华政策的转变,他承认中国战略地位上升,主张以非对抗形式与中国博弈。特别是他提出的“转向亚洲”战略,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占据领导地位的必要性。而新生代群体则将中国视为美国的竞争者和挑战者,他们成长在后冷战时代,对华忧虑与对美国重返国际中心的希冀相互交织,是比老一代更现实主义、更强硬的新鹰派。

  但是,对华战略团队也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首先是团队内部同质性问题突出;其次是他们大多从未做过独立的决策者,长期在智库机构供职;最后,在他们身上,无法完全厘清公共服务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第3期(6月刊),原题为《白宫新一代对华战略操盘手的思想素描》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面临严峻挑战。由于当时美国军方、情报部门以及行政部门之间协调不畅、内斗严重,美国总统亟须一套更为合理的政策协调机制来应对新的挑战,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便应运而生。国安会是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的一部分,依据美国1947年《国家安全法》成立,其职能是“协助总统整合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使军方和其他政府部门及机构在国家安全事务上更有效地合作”。自国安会成立之日起,它便成为总统行政办公室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最重要机制。尽管每一届政府的国安会都或多或少存在弊病,但在美国复杂的决策机制下,国安会这一政策协调机制为各机构的整合与总统的政策制定贡献颇多。因此,观察国安会核心成员的构成,分析他们在外交领域发表的言论及其背后的成因,就成为洞悉美国外交决策的窗口。

  在对华战略上,这一届国安会成员有一套较为系统的主张,即强调组建对华“价值观联盟”,并特别重视在信息技术和新兴科技领域的对华竞争。上述观点主要来自拜登国安会中的四名成员,分别是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中国事务高级主管劳拉·罗森博格(Laura Rosenberger)、中国事务主管杜如松(Rush Doshi)和朱利安·格维兹(Julian Gewirtz)。本文将探讨这四名成员对华决策的思想来源,分析白宫新一代国家安全幕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印太战略规划师坎贝尔

  拜登政府设立印太政策高级协调员职位,并任命库尔特·坎贝尔充当该角色。库尔特·坎贝尔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士,在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埃里温大学获得音乐和政治哲学结业证书,在牛津布拉塞诺斯学院获得马歇尔奖学金,并获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坎贝尔的战略思想主要受两个人的影响,首先是吉姆·斯坦伯格,坎贝尔称赞他是“这一代伟大的战略思想家和实践者之一”。斯坦伯格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第十任院长,在坎贝尔就任助理国务卿期间,斯坦伯格担任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担任副国务卿期间提出用“战略保证”一词描述中美关系,暗示美国应该向中国做出保证,“欢迎中国崛起”,同时中国也应向美国及周边邻国保证,中国的崛起不会与它们的利益相冲突。在承认中国战略地位的基础上,以非对抗形式与中国展开博弈,是坎贝尔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点无疑受到了斯坦伯格的影响。

  另一位对坎贝尔战略思想有重大影响的是迈克·格林,坎贝尔称格林是他在亚洲问题上“最初的导师”。格林是美国著名的日本研究专家,是乔治城大学的亚洲研究主任和现当代日本政治与外交政策主席,曾担任国防部亚太事务办公室的高级顾问、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安全问题高级研究员、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格林曾指出,尽管日印关系受到各种阻碍,但中国的崛起将促使两国形成更加紧密的同盟,这有助于实现亚洲的战略均衡。格林认为,美国应通过美日印三国正式战略对话以及军事演习,促成日印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并表明自身对改善包括中国在内的印太地区各大国关系的兴趣。在亚太地区以结盟方式应对中国,并将印度拉入这一结盟体系,将亚太同盟扩展为印太同盟,也是坎贝尔的重要战略主张,而这一主张明显受到了格林的启发。

  在白宫任职经历上,坎贝尔曾先后担任国防部负责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副助理部长、国安会办公室主任、负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总统副特别顾问、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及海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海军作战司令部特别情报组军官。在2009年至2013年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时,坎贝尔提出了著名的“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持续占据领导地位的必要性。坎贝尔之所以提出这一战略,一方面是出于对布什政府在中东和南亚地区耗费大量资源的不满,另一方面是他认为美国以往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通过深化与中国的商业、外交和文化纽带,来推动中国的内部转型——并没有奏效。坎贝尔在其2016年的著作《转向:美国亚洲方略的未来》中详细阐释了他的“转向亚洲”战略。所谓“转向”或“转轴”,是指美国对东方外交政策的转变,其内涵可简要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对东亚地区作为“21世纪全球最具活力地区”的认可;二是认为美国应当将战略重心转向这一地区,维持该地区的战略均衡,进而发掘该地区的巨大创新潜力,以此振兴美国经济。

  认可亚洲地区的重要性,并将战略重心转移至此,坎贝尔“转向亚洲”思想的两方面内容直接体现在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奥巴马在2011年11月17日于澳大利亚下议院的演讲中指出,世界经济形势在金融危机后发生重大变化,21世纪是亚太时代,美国需要把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并重新起用坎贝尔,为构建印太“维也纳体系”运筹帷幄。

  “80后”执行天团

  拜登政府在国安会新设中国事务高级主管,并任命劳拉·罗森博格担任负责人。罗森博格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社会学、心理学、妇女研究学士,美国大学国际和平与冲突解决硕士。罗森博格的观点形成于她在奥巴马政府任职期间。她曾担任奥巴马国安会中国与朝鲜事务主管,负责美国对华和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协调。在希拉里2016年竞选总统时,罗森博格担任其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在此期间,她关注到了俄罗斯利用互联网干预美国大选。2017年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提出“民主保障联盟”倡议,旨在阻止外部力量对美国政治的干预。罗森博格担任该倡议主管,在研究开展过程中将“外部力量威胁”的关注焦点从俄罗斯延伸到中国。

  国安会中国事务主管杜如松是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东亚研究学士,并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科学与政府管理的博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校社会学教授、亚洲研究专家吉尔伯特·罗兹曼的亚洲地缘政治学课程,为杜如松“提供了最初的火花”。杜如松在哈佛大学就读政治科学与政府管理博士期间,政府学系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是他的论文指导老师之一,其对华战略思想也对杜如松影响颇深。江忆恩曾指出,中美在安全领域对对方持有的基本信念将影响双边关系。较为强硬的美国本土民粹派对中国表现出非常低的信任度,主张对华采取更强硬的经济和军事政策,但对干涉中国内政的兴趣并不大。如果美国本土民粹势力掌握权力,中美两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可能会有更多冲突,但也会更少有人支持美国强行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在杜如松这一批中国事务专家看来,干预中国内政以促使其内部转型的努力已经失败,因而不妨从外部以结盟方式应对中国,而这一观念可以从江忆恩的研究中找到源头。

  此外,杜如松还曾在云南大学做过国际关系方面的访学生,并在此期间对中印关系进行了一整年的研究,主要工作是翻译材料、用普通话进行采访、参加学术会议,以及参与普通话授课的国际关系研究生课程。杜如松扎实的中文训练也让他在写作《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一书时可以充分利用过去几十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文件、党内领导人回忆录等丰富的中文原始资料。这本著作描绘了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采取的外交战略,用“韬光养晦”“积极有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中国外交战略上的三次转向,并指出随着各国民粹主义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全球发展,中国正逐渐取代美国在东亚地区和全球秩序中的霸权地位。

  杜如松对美国丧失霸权地位并被中国取代的忧虑,最终体现在他为美国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中。杜如松等人在新美国中心发布的一份题为“迎接中国的挑战: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竞争力”的报告中,建议由美国建立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秩序,在这一秩序下,存在一支能够在整个地区运作并遵循国际法的军队;美国公司能够优先进入市场,并受益于最新的技术标准、投资规则和贸易协定;美国能有效参与地区事务和该地区的国际组织;能够在开放的信息环境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背景下传播民主和个人自由。杜如松还建议道,美国应该鼓励印太国家间建立新的军事与情报合作关系,并进一步巩固那些由美国发挥主导作用的关系网络,为以美国为中心、以盟国为“辐条”的区域联盟体系套上一个“轮胎”。

  国安会另一位中国事务主管朱利安·格维兹虽然是一位年轻学者,但他关于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看法越来越得到拜登政府内部的尊重。格维兹曾在哈佛大学获得本科学位,在牛津大学获得中国现代史博士学位。格维兹的中国研究背景让他得以完成《不可能的伙伴:中国改革者、西方经济学家与全球化中国的形成》一书。该书梳理了1976年到1993年中国国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争论,以及国内外经济学家围绕中国改革的讨论。格维兹在书中指出,中国在对外开放和吸收西方经济学成果后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将这一时期的经济奇迹主要归功于执政党的领导,并未着重强调“向西方学习”的功劳。格维兹认为,这一较为矛盾的态度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复杂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中西方关系埋下隐患。格维兹从经济思想史维度观察中国的方法,受教于他在哈佛大学就读期间的老师艾玛·罗斯柴尔德,后者为其提供了经济思想史的指导。艾玛·罗斯柴尔德是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英国罗斯柴尔德银行家族的成员,担任罗斯柴尔德档案馆的托管人,该档案馆是伦敦研究罗斯柴尔德家族历史的国际中心。

  在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分析中发现中国的特殊性以及中西方关系的复杂性,进而避免单边和冒进的对华战略,这一思路也主导了格维兹后续为美国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格维兹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对外经济战略,包括“中国制造2025”、构建国内大循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对外经贸关系多元化等,以减少对美国的技术与贸易依赖,并建构一套完整的技术生态系统。对此,格维兹建议美国在盟友的合作下,在经济领域加强参与和改革国际组织,减少供应链关键领域对华依赖。但这并不代表美国要重复特朗普时代的单边策略,格维兹仍然建议中美之间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防止核扩散等领域保持合作,但前提是中国必须遵守美国所认可的“游戏规则”。

  拜登涉华国安团队的特点和问题

  拜登政府正在完善对华政策团队,搭建起老中青的组合:坎贝尔有资历,可以充当规划和协调者;罗森博格也有充分的政府工作经历,可以起到承上启下作用;杜如松和格维兹作为新生代的代表,有热情和干劲。此外,老中青三代人也代表了美国政坛所谓的建制派的主流观点,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一大批与他们观点相同的官员、学者和研究人员。

  就老一代成员坎贝尔而言,他的思想背景与江忆恩等老一辈中国事务专家较为接近。他们都成长于冷战时期,中国的形象在他们的眼中经历了数次变化,中美两国关系既有处于敌对阵营的时期,也有处于友好合作的时期,而他们也见证了中国从曾经积贫积弱到改革开放后快速成长的全过程。杜如松和格维兹等新生代都在教育或工作过程中受到过老一辈“中国通”的指导。虽然两代人的成长背景截然不同,但有坎贝尔这样的老一代成员坐阵,有助于整个团队汲取美国过往的对华战略思想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前后连贯性。

  就杜如松、格维兹等新生代成员而言,他们成长于冷战结束后初期国际格局“一超多强”的时代,既亲历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在全球各领域绝对主导的“荣光”,又目睹了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和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消减。因此,新一代成员更愿意视中国为美国的竞争者和挑战者,对美国重返国际舞台中央的希冀和对华忧虑的情绪在他们这里是相互交织的,这也构成了新一代美国鹰派思考对华战略的情感基础。成长背景的不同,也决定了新一代成员在对华策略上与老一辈有所区别,他们的策略更加兼具现实主义和强硬姿态。他们不再像前辈们那样寄希望于通过软实力实现中国国内体制演变,而是在承认美国出现衰退与中国构成挑战的基础上,放弃“美国优先”思维与冒进的对华强硬手段。他们主张强化盟友阵营,通过各种结盟手段来全方位制衡中国,同时又不完全排除中美之间合作的可能性,最终目的是让美国重新回归霸权地位。他们对传统美国力量和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信心,也是他们提出的对华政策的重要基础,他们希望美国能够以更积极的行动全方位地展现其强大实力,以实现对中国的威慑。此外,新一代成员关注的重点也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问题,而是转向对新兴技术领域的争夺战。

  上述成员都在奥巴马时期进入白宫任职,也都在智库和私人部门工作过,因此与私人部门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合作关系。然而,隐患也正源于此。第一个问题是团队成员的同质性问题。有分析人士指出,拜登的外交与国家安全团队成员长期在一起工作,形成了彼此相似的思路,这限制了他们产生新想法。第二个问题是,这些成员常年从事参谋或智库工作,从未担任过独立决策者。有人质疑,这些“常年顺着华盛顿的调子行事的外交政策精英们”是否有能力应对一个“野心勃勃”的中国。第三个问题涉及公私部门之间的界限。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外交与安全团队可能因其小团体特征或私人部门背景而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私人利益活动之间的界限模糊。这些顾问和分析师出身的成员往往依赖拥有既得利益的大公司的捐助,很难摆脱对这些大公司的“恐惧或偏袒”,他们的那些灵活而富有创造力的对华策略恐怕难以顺利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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