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同志们：
我谨代表土耳其共产党，向各位致以同志般的真诚问候。我们聚集于哈瓦那，是因为我们知道此次大会具有特别的意义。我要向古巴共产党致以谢意，因为它为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保全革命成果作出了巨大努力，并在近70年的时间里为共产主义理想注入了独特的能量与活力。
同志们，
三年前，在伊兹密尔会议（指2019年在土耳其伊兹密尔召开的第21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译者注）结束时，我曾说“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混乱的世界里，共产主义者随时有可能面临各种不寻常的事态发展带来的任务与可能性”，我强调这既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也会带来机遇。
那次会议结束后几个月，我们就遇到了Covid-19。当然，我们可以将这种大流行视为威胁整个人类的灾难。但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Covid-19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无能，市场经济如何将人类推向崩溃与衰落的边缘，以及国际垄断如何将大流行变为有利于它们自身的经济与政治机遇。
尽管在每个国家都有争取工人阶级权利的斗争，都有对抗资本主义进攻的斗争，或同古巴一样，在大流行期间从经济、政治、科学方面对抗帝国主义的围困，不幸的是，共产主义者在大流行期间没有使社会主义成为替代选择。
同志们，
大流行已经结束，但经济危机仍影响着整个世界；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是数十亿人面临的首要问题。新闻在讨论核战争是否临近。工人绝望，青年无望。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必须成为解决方案和希望。
不强调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我们就无法成为解决方案和希望。每当共产党人缺位时，右翼民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会来填补空白。他们以虚假的激进主义利用社会上的悲观情绪。
同志们，共产主义运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采取的防御性策略在人类命运的十字路口前已经破产。在这紧要关头，力量对比不利于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这一事实不能表明这些策略是正确的，反而说明它是不正确的。如今，无论一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力量多么弱小，我们都有义务让社会主义这一替代性方案成为真实的和现实的。
土共在土耳其试图达成的正是如此。
我国多年来不断出现政变、政治伊斯兰教、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从这个角度分析的话，土耳其应当首先建立民主。然而，在被成熟的资产阶级和强大的垄断组织支配的土耳其不可能建立民主。我们深知，以人权第一、民主第一、和平第一等口号推迟社会主义就是向资产阶级专政投降。
我们不会这样做。
多年来，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面前总被设下陷阱，说什么必须先击败法西斯主义，必须先解决库尔德问题，必须先建立民主，现在则是“必须先让埃尔多安下台”。
埃尔多安必须下台，这是对的。越快越好。然而，在叫嚷着“必须先让埃尔多安下台”的人当中，亲北约者和亲美英自由派的声音最响亮。他们想利用土耳其社会中积累的反埃尔多安力量来巩固埃尔多安所服务于的资产阶级权力，并再次让他变得可信。
同志们，土共根据自己的行动与准备以最现实的方式估计现有的力量对比。但我们根据愈发明显的资本主义统治危机的深化以及这个混乱时代中不可阻挡的浪潮制定策略。
土共不参与到许多看似是左翼的政治运动通过互相竞争以期在资本主义设定的秩序框架内找寻解决方案这种垃圾行动中，这是我们的原则性态度。左翼改革派有时候以新社会民主主义的面貌出现，有时藉由无耻的自由主义话语出现，有时通过我们过去经常目睹的空洞的激进主义出现。而我们党有长期的、不可低估的对抗这些左翼改革派的经验。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主张。我们知道我们有不足与错误。但最大的错误是推迟实现社会主义与革命的目标。在资本主义如此动摇和不可持续之时，如果我们囿于议会或资本主义固有结构内的斗争目标中，历史将不会原谅我们。
当我们以这种勇气行动时，我们看到我们取得了进展，我们变得更令人信服，我们能够更快地改正错误并弥补不足。
共产主义者在1917年、1945年、1959年都领导力历史性变革，不是因为力量对比有利于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对客观条件的快速变化作出革命性的反应。
现在，在2022年，在社会主义古巴的首都——社会主义古巴正是这种革命谨慎性的产物——让我们开启一个见证共产主义运动复兴的新时期，彼时我们进行真正的辩论与合作，我们相互学习，并为彼此的斗争感到兴奋。
衷心祝愿你们都能成功，同志们……
注：该发言有英、西、俄三种语言版本，本译稿以英语版本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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