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正如当选巴西总统的鲁拉所言：此次胜选不只是他个人的胜利，更是巴西民主运动的胜利。作为全球第五大国，天然资源富饶的巴西，却饱受殖民、君主制与军事独裁暴力所苦。直到 1970 年代，巴西才开始积极维护公民权。本文讲述 70 至 80 年代巴西争取民主与工人权利的艰辛历史，摘录自《巴西：被殖民掠夺的热带天堂，以狂欢掩饰创伤的森巴王国》，获得出版社授权刊登。
文／Lilia Moritz Schwarcz（圣保罗大学人类学教授）、Heloisa Murgel Starling（米纳斯吉拉斯州联邦大学教授）
译者／许逻湾
1979年，鲁拉向 6 万名参与罢工的金属工会工人讲话。（图片来源：巴西劳工党）
争取民主自由
1973 年 3 月，圣保罗大学的学生亚历山卓．莱梅（Alexandre Vannucchi Leme）在校园里被绑架，在「信息作战支队」（DOI）与「内防作战中心」（Codi）的大楼里遭受酷刑并杀害。他是圣保罗市大学生的领袖，积极参加革命组织「民族解放行动」。他的死亡引起普遍的强烈抗议，学生运动再度走上街头。在圣保罗主教座堂（Catedral da Sé）3,000 名学生参加弥撒，追悼这位被谋杀的同志，由巴西最重要的人权活动家之一、备受敬重的阿恩斯枢机主教（Dom Paulo Evaristo Arns）主持。警方包围圣保罗大学，在圣保罗市的战略地点架设栅栏，并且在大教堂前方设备战争的器械。然而，那些设法通过封锁进入大教堂的人，有令人难忘的经验。24 位神父与阿恩斯枢机主教举行弥撒，感动全国。就在信徒的面前，歌手兼作曲家若昂．卢特菲（João Lutfi，别名塞吉奥．里卡多〔Sérgio Ricardo〕）走上祭坛，以吉他伴奏，首次献唱〈地牢〉（Calabouço），使亚历山卓．莱梅的谋杀案与五年前在里约热内卢学生食堂「地牢」被枪杀的艾德生．德利马．索图产生联想。
虽然 1973 年的事件标志反对派开始更有系统地组织，但是真正的转捩点出现在 1975 年 11 月初，报人弗拉基米尔．赫佐格（Vladimir Herzog）死后一周，又是在圣保罗 DOI-Codi 大楼里。赫佐格是受敬重的专业人士，指挥圣保罗的「电视文化」新闻部。10 月 24 日警方来逮捕他时，他说：明早他会前往「信息作战支队」，因为他必须完成下一则新闻的剪辑。翌日早上 8 点，赫佐格抵达 DOI-Codi 大楼。同日下午，他被发现死在牢房里。弗拉基米尔．赫佐格死于酷刑，这一回军方无法摆脱尸体，「电视文化」的职员全都知道：他是主动前往「信息作战支队」大楼。军官别无选择，只能编造自杀。「第二陆军」指挥官发布官方备忘录，告知全国：弗拉基米尔．赫佐格在牢房里用布条（并非他的物品）自尽，膝盖弯曲且双脚着地。
截至 1975 年，军方公布捏造的自杀事故已是例行公事。在赫佐格死亡的 5 个月前，费雷拉．德阿尔梅达（José Ferreira de Almeida）上校在同一间牢房里自杀，也使用非他所有的布条，尸体的姿势相同。弗拉基米尔．赫佐格被谋害约两个月后，警方以相同说法，说明工厂工人曼努埃尔．费里奥（Manoel Fiel Filho）死在 DOI-Codi 大楼里。曼努埃尔．费里奥是独裁政府时期第 39 例政治犯自杀，第 19 位上吊——其中两例，被拘留的人显然坐着上吊。这是「陆军情报中心」以「共产党」中立化为目标，发动大规模镇压攻势，弗拉基米尔．赫佐格、费雷拉．德阿尔梅达上校与曼努埃尔．费里奥是其中的受害者。活动期间，在圣保罗超过 200 人被逮捕，16 位党魁被杀害。这种攻势乃盖泽尔总统控制序幕过程的一部分策略，揭露「共产党」与「巴西民主运动」的议员有关连。但是赫佐格死亡引起大规模反动，由圣保罗州「新闻从业人员职业工会」率领，抨击所谓的自杀闹剧，发起抗议运动，反对非法囚禁、拷问和谋杀。拒绝依照陆军的指示，赫佐格的遗孀克拉丽丝（Clarice）和两个儿子伊瓦（Ivo）及安德烈（André），不肯立即埋葬尸体和保持沉默。犹太教法师亨利．索贝尔（Henry Sobel）将遗体葬在圣保罗以色列人公墓中央，而非依照自杀的惯例葬在墙边，以重申谴责：弗拉基米尔．赫佐格实际上被暗杀。赫佐格来自犹太家族，从南斯拉夫移民到巴西，逃离希特勒部队的进攻。
炮口倒转，约 3 万名学生使圣保罗重要的大学陷入瘫痪状态。「巴西民主运动」、「巴西记者协会」（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e Imprensa，简称ABI）、学生运动、「巴西律师协会」与「巴西主教全国代表大会」形成广泛阵线，开始动员反抗独裁政府。几乎没有筹划，持续数日动员，终于在大教堂举行合一崇拜。由四位宗教领袖举行仪式，犹太教法师亨利．索贝尔与马塞洛．里特纳（Marcelo Rittner）、阿恩斯枢机主教以及长老派牧师杰米．莱特（Jaime Wright），加上一位特别来宾，奥林达与累西腓的总主教埃尔德．卡马拉在祭坛主持仪式。约 8,000 人参加这个礼拜式，公然反抗独裁政府。一群沉默、愤慨的民众挤满教堂的中殿、台阶和广场。同时，在里约热内卢，700 位新闻工作者挤进「巴西记者协会」礼堂，为弗拉基米尔．赫佐格之灵默哀。宗教仪式结束后，卡马拉总主教告诉一位记者：「有些时候无声胜有声。」方才发生的事情，他用一句话总结其力量：「今天独裁政府底下的土地开始震动了。这是预示结局的先兆。」卡马拉总主教没有说错。悼念弗拉基米尔．赫佐格的合一礼拜是转捩点。巴西社会重获公共空间使用权，反对派势力逐渐形成联盟网络，对抗独裁政府。使反对派势力团结起来，关键的需求是回归合法组成的政府与恢复公民权。从那时起，反对派运动持续朝民主政治前进，并非朝将军们所提议的受控的序幕。
一个口号使反对派团结起来：「争取民主自由」。从 60 年代对武装斗争的重视，变成恢复合法的形式进行政治活动。从这时起，反对派开始勾勒再民主化将采取的方向，逐渐采用不同的民主观点。民主不再被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例如社会主义，而是民主本身就是目的。人民开始鼓吹民主政治是最适合巴西的政府形式。
又花了 10 年，独裁政府最后几位将军才离开联邦政府所在地高原宫（Palácio do Planalto）。再民主化进程缓慢，时作时辍，但是反对派正在改变转型的路线。首先，除了左派的祕密组织和团体，他们合并社会各界许多不同意见。其次，反对派运动内核变得较不僵硬，更能适应不同形式的行动主义。
一种最积极的公民权运动在圣保罗市郊崛起，出自政府几乎见不到的社团，却是被当局完全舍弃的典型社区。这些社团包括妈妈社团、居民团体与卫生委员会。他们通常在当地教会的教区礼堂聚会，受到「基本教会社区」（Comunidades Eclesiais de Base，简称 CEBs）结构的支持和保护。这些社区最初于 1970 年筹办，不久变成「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的推广中心，由神父率领基督徒小组构成。有圣经阅读班，旨在唤起社群意识，鼓励团体参与建设性改革行动。截至 70 年代中，成千上万的「基本教会社区」活跃于巴西全国城市和内地。他们经常在社区里扮演领导的角色。整整十年这些组织出现大量新的社会运动（生活费用运动、区友社团、贫民窟协会），筹划参与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对独裁政府施压。
受公民权运动的激励，几个政治激进团体在 70 年代崛起，包括「黑人反种族歧视联合运动」（MMUCDR）、「巴西妇女中心」（CMB），与同志权利团体「我们是」（Somos）。这类组织增添新层面争取民主。其中许多人出版刊物，确认多样性需求和推行新作用域，例如性别与性取向：《妇女》（Nós Mulheres）、《街灯》（O Lampião da Esquina）与《辛巴》（Sinba）。这些刊物只是更广泛的新闻与政治运动的一小部分，共同特征是与军事独裁势不两立。从 1964 到 1980 年，巴西约有 150 种小型报纸出版。其中许多报纸有创新的版面和挑衅的文章，虽然并非全都定期出版。因为有限的发行量和极小型的规模，它们被叫作「侏儒报刊」；因为表达批判的立场，与这个国家主流报纸的社论形成对比，它们被叫作「另类」（alternative）。但是在困难的局面选择政治对抗，就这层意义而言，这些刊物也是「另类」。
70 年代的 10 年实际上是另类新闻的高峰，仿效「摄政」时期讽刺且不敬的宣传小册子与「第一共和国」无政府主义刊物的传统。作家、艺术家和出版商对他们的观点很狂热，寻求政治程序的新方向，提议社会、文化和行为的转变。这类刊物有一些与左派政治组织或祕密团体合作……也有结合幽默、行为和社会评论的小型报刊……有些杂志反对崇拜偶像，例如《吻》（Beijo）与无政府主义之友《国王的敌人》（O Inimigo do Rei）。许多读者是大学生，使「革命」的概念——行为、风俗习惯和文化大变革的可能性——产生激进的转变。学生运动开始经历重大的变化。如今有新一代学生加入 70 年代的反对派，这些年轻人不曾体验 1964 年与 1968 年的失败，反之，他们见证 1974 年「巴西民主运动」的胜利。他们拒绝老一辈左派团体所信仰的武装斗争观念。
这一代的典范是一个托洛斯基（Trotskyite）组织，全国只有 1,000 名学生成员，却在 70 年代引发文化、美学、行为与政治的全部试验。它被叫作「自由与斗争」（Liberdade e Luta），略称 Libelu。该组织的成员完全排斥任何暗示「史达林主义共产党」所采用的僵硬且威权的文句。他们主要是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南大河州、帕拉伊巴和巴伊亚的大学生，人数不多却发出很多声音。他们听「滚石」、平克．佛洛伊德（Pink Floyd）、卢．里德（Lou Reed）与卡耶塔诺．费洛索的音乐，阅读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著作，尊敬达达主义者。不畏惧独裁政府（他们相信是独裁政府畏惧他们），利用各种可能机会重述他们的口号，由他们的同情者之一，诗人保罗．雷明斯基（Paulo Leminski）创造的口号：「我们不假思索就战胜」（Distraídos venceremos）。
但是不必当 Libelu 的成员就可以了解：在 70 年代，学生运动和另类报刊正在发起新型的反文化颠覆活动。1966 年旧金山发生「权力归花儿」（Flower Power）事件，四年后巴西开始出现这种反文化运动的衍生物，对毒品（尤其是迷幻药）、反战论、东方神祕主义和公社很感兴趣。他们的衣着也违反规范。原本是以美洲印第安人和吉普赛人的衣服为基础，在巴西，他们采用非洲裔巴西人和非洲人的风格。反文化运动想要此时此地的天堂乐园，他们带来小社区的梦想，因为休戚相关而结合在一起的神祕空间，民众一起工作和生活，并且创造与人生观一致的艺术。在电影院、酒吧、博物馆和戏剧院外面，一整代诗人挨家挨户销售韵文，这些短诗表达真相和对日常生活的感受，以困惑和幽默为特色。例如，在里约热内卢，「吉普赛云」（Nuvem Cigana）集体企业经常举行场面壮观的新书发表会，这是一种新「事件」、诡计（Artimanhas），有时持续数日，包括戏剧化的诗歌朗诵，几乎总是以派对结束，或是在警察局……
巴西的新工会主义
1978 年令人意外。5 月 12 日，奥萨斯库罢工被镇压 10 年后，在看似平常的工作日，约 3,000 名工人进入圣保罗附近的圣贝尔纳多—杜坎普「绅宝—斯堪尼亚」（Saab-Scania）卡车工厂。他们打卡上班，双臂交叉坐在机器前方。两周后，在这个国家的工业中心，圣安德烈、圣贝尔纳多、圣卡耶塔诺和迪亚德马（Diadema）——在「经济奇迹」定位的期间，耐久消费品和资本货物的新行业在这些地方合并，77,950 名工人罢工。罢工似乎是出于经济因素，确实如此，但是罢工有更多含意。圣贝尔纳多引发一系列罢工，1979 年和 1980 年金属工匠罢工，在保利斯塔ABC工业区和全国其他各地亦然。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在 23 州其中的 15 州，超过 400 万名工人受罢工影响。直到 1980 年罢工几乎不曾中断，进而助长其他地区集体化，包括美景市的建筑工人、伯南布哥的糖料作物种植者，以及在圣保罗内地所谓的吃冷食物的人（boias-frias），临时的甘蔗收割者。
虽然罢工和工人组织大多因为金属工人工会的行动主义，但是其他行业加入他们，通称巴西的「新工会主义」。此措辞用以描述工会运动，不仅反对独裁政府，而且自治，摆脱瓦加斯执政时期创建的国家控制；工会可直接与雇主谈判集体合同，行动不受「劳动法庭」支配。这些工会从厂区开始，他们在大型的集会做决策，证实不只足球赛可以使巴西的体育场客满。在 1979 年与 1980 年的罢工，超过 10 万名工人参加圣贝尔纳多「维拉悠克利德斯体育场」（Vila Euclides Stadium）著名的集会。1978 年金属工人开始周期性罢工，在前后两个十年交接之际导致两大劳工运动崛起及合并。第一种，1973 年创立「劳工统一中心」（Central Unica de Trabalhadores，简称CUT），几乎是「新工会主义」的部署。这个组织代表各种派别的工人，包括农村劳工，而且提倡农业改革。它的管理方式民主，支持有组织的工会自治，在工厂自由成立工会。「劳工党」（PT）代表第二大劳工运动，该党于 1980 年创立，由下而上，得到工会及其他群众运动的支持。「劳工党」的成员计划在市郊和内地赢得穷人的选票，该党由工人创立，在民主的环境里，使社会斗争与平等主义社会的原理具体化。套用该党的元老卢拉（Lula，全名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的话，该党的发展快速，「像香附子（tiririca）蔓生，四处涌现」。「劳工党」由各种各样政治势力形成。它结合工会主义者与劳工运动、天主教会渐进派（利用基本教会社区）、残余的革命武装抵抗团体、托洛斯基派，以及形形色色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劳工党」发挥卢拉的人气和统御力。卢拉是工厂工人，圣贝尔纳多杜坎普和迪亚德马「金属工人工会」两届会长，在 1978、1979和 1980 年成为闻名全国的罢工领袖。1980年，卢拉 35 岁，有非凡的领袖气质，只在乎政治活动。然而，他可能想像不到：他会在 2002 年当选巴西总统。1978 年开始周期性罢工，揭露政府控制序幕的政策捉襟见肘，忽视劳工的政治参与。1979 年，罢工开始，「劳动部」立即决定干预圣贝尔纳多「金属工人工会」。因此，公司老板们封锁工厂，圣保罗州长保罗．马卢夫（Paulo Maluf）命令宪兵镇压罢工纠察队、集会（包括教堂里的聚会）、群众大会与街头抗议活动。警察暴力与逐步再民主化的官方论述大相迳庭。1979 年 10 月 30 日，金属工人抗议游行时，工会领袖兼「牧民工人协会」（Pastoral Operária）会员迪亚斯．达席尔瓦（Santo Dias da Silva），遭到保利斯塔宪兵枪杀。
1980 年罢工之际，菲格雷多政府放弃冠冕堂皇的言词，继续攻击。两架军用直升机敞开着门，各有 8 名武装士兵，他们的机关枪瞄准「维拉悠克利德斯体育场」的群众，全世界报纸都刊登这些照片。在圣贝尔纳多，部队占领工会总部、马特里兹广场（Praça da Matriz）和体育场。公司被禁止与罢工者谈判，15 位工会领导人被拘押，包括卢拉。
《巴西：被殖民掠夺的热带天堂，以狂欢掩饰创伤的森巴王国》（联经出版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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