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1977到1996年间，超过40万人被谋杀，是美越战争中美国死亡人数的七倍之多。这种情况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人们竟然杀害同民族同胞的情况竟比在对外战争中还甚。但在美国社会，几乎每一天都有暴力行为和犯罪案件的发生，使美国人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正如麦克·摩尔的影片《科伦拜的保龄球》展现出的，美国社会中人与人一直处在恐惧与戒备的关系形态中，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枪。人们有着害怕受到迫害的恐惧心理，因此通过购买枪支来减缓恐惧，而与此同时又同样给他人造成了恐惧，媒体也为追逐收视率热衷于报道暴力与流血案从而成为恐惧最大的传播者，整个形成了社会的恐怖氛围，每个人将他人当成威胁，以“受害狂”的文化心理状态生活在恐怖之中，这是美国的恐怖文化。
美国恐怖主义文化究其根源可到西方传统的“一多二元”世界观里理解，“一”就是一个假设的凌驾于现实世界的超绝存在，可以是上帝；上帝再派生出一个个单子个体整体，每个单子个体之间互无联系，向上竞争，这样的世界观被用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时，每个人将自己认同为独立自由的个体，把社会与他人看成是没有任何联系的，甚至是敌对的，比如在认为他人的自由权利伤害到或有可能伤害到自己的自由权利时，人与人之间必然形成敌对竞争的、优胜劣汰的有限游戏关系形态，这是一多二元观的文化心理使然。观美国历史的开端，英国清教徒为追求宗教自由来到大西洋彼岸，在当地印第安人的帮助下他们学会了狩猎、捕鱼、耕种然后获得丰收，但一批批的移民把印第安人大肆屠杀和边缘化，占领了这片土地，出于一多二元的文化心理，即使印第安人并不一定给他们造成任何威胁。可以说，美国历史的开端也是美国恐怖主义文化的开端，这种文化也是美国国内社会的恐怖形态以及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与霸权的根源。霍布斯假设了自然状态和人性之恶，将这种恐怖文化心理背后的逻辑说明的十分清楚：在绝对自由的自然状态，人是恐惧的；人与人互相给对方造成威胁，互为天敌。在恐惧心理笼罩下，出于自我保护，人必须追逐强权和暴力，而强权和暴力的追逐，反过来又给人心灵笼罩更大的恐惧。
谈到恐怖文化的社会现象，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个必然性的枪支问题。前文提到美国国内社会中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枪，因其“受害狂”的文化心理，充满恐惧的人们通过拥有不安全的枪获得安全感，这种矛盾现象反映出“持枪自由”本身的不自由本质性。（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支持持枪自由，一个组织却能有足够大的权利以左右美国政治及美国总统的竞选。）暴力与恐惧就像双胞胎，人们受各种有关暴力的信息影响产生恐惧，也因恐惧而采用暴力。这暴力信息来源于媒体大力传播恐怖血腥的内容，如影片中梅里林·曼森说到人们的恐惧来源于电视，这是媒体以消费为目的的恐怖气氛制造运动，让人们处于恐怖气氛笼罩之下。媒体和商业大亨为了赚取更多的流量和财富，充分利用这种效果将人们的恐惧转换成了利润，也轻而易举掌握着社会的恐怖的意识形态从而能够再赚取更多更大的利润。
如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所言，美国的国际与安全政策植根于国内社会的民主权利结构之中。除了美国内部的恐怖文化问题，美国也将这种恐怖主义文化传播到国际社会中去，不论是出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霸权主义的目的。一多二元的人与人之间对立关系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在道理上是合辙的。美国自称为最自由民主的国家，为追求更多自由民主权利采用剥夺其他国家的自由民主权利的手段。但在这个听起来美好的自由民主的旗帜的掩盖之下，这种侵略光明正大且合乎自己的那一套道理：她可以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民主”、“国家利益”，在其他国家使用武力，战争和殖民，或者建设军事基地。这是美国恐怖文化的“受害狂”心理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在臆想的敌人有可能侵犯自己之前先消灭对方。所以是否可以探讨一下，美国“自由民主”的文化表面文章是否其实可以说就与一种恐怖文化的逻辑分不开。美国在军火武器上大量花销和出口，赚取了军火经济收益的同时，又是一种在国际社会上传播恐怖文化的行为。这种文化心理根源还是在于印欧和启蒙传统中一多二元的思维方式，将自己与他人对立起来，通过竞争产生输赢，最终产生继续竞争或是被淘汰这两种结果。
在民主、自由竞争的政治体系里，没有共赢共生的思想。但一意孤行、罔顾他人安全与利益，最终只可能是自取灭亡的结局，因为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与他人是互系不可分的联系着，所以命运与共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中真正的赢，是生命能够生生不息、长久的生存与发展，是人类能够和谐共处。既然每个人都与他人、与自然不可分，这种赢只能通过共赢来达到。突如其来的疫情成为了对人类生存哲学理论最好的检验，促使我们开始反省什么样的世界观是真正为人类长久健康发展的，是恐怖文化背后的自由民主的一多二元观，还是以生生关系为贵的一多不分生态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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