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摘要】为什么不去突破金融垄断，而要制造国家牛市，最后又被空军拖累，被迫救市呢?有这么多钱去救市，为什么不能改善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以及劳动力工作条件呢?说到底，我们的国家是鼓励人们在金融市场投机呢?还是鼓励人们踏实劳动创业?这是当下国家治理理性的抉择核心问题。
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1977-1978年法兰西学院演讲》中提到了国家治理理性和治理术的问题。他认为西欧国家的治理技术从18世纪以来发生了转型，表现在国家理性方面是由重商主义的国家财政利益最大化，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领土范围的经济、人口流通的安全配置问题。随着国家理性的转变，西方资本主义的治理技术也发生了转变，由对人和经济活动的控制，变为对人和经济活动的调动、调节。具体到人来说，主要是通过各种社会科学话语来训练人的主体性，以及通过人口学来调控人口比例。但是福柯当年就说了，这种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理念的国家治理模式并不能保证达到所谓社会福利增加和经济繁荣发展的目标，一定会内生出来反调控的风险。问题是面对现代国家治理技术内生的风险，我们应该怎么办?这里面有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需要讨论，那就是正如当下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困境的选择——当资本市场和人口再生产市场出现双重危机的时候，政府应该优先考虑什么，采取什么措施?是救市重要，还是救命重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把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这把中国的改革拉到了政治领域，尽管不是导向所谓的西方民主，但是却借鉴了新政治经济学派所强调的国家能力建设问题。正如新保守主义者福山面对西方多元民主的困境最后也转向了国家能力建设上面，中国政治改革也是需要考虑国家能力建设和民主手段方式的选择问题。在当前，把国家能力建设凸显出来，不是凭空杜撰，其实诸如皮特.埃文斯、查尔斯.蒂利等新制度主义学者，也非常重视国家能力建设问题。而国家能力建设并不仅仅就是机构调整、财政动员和政策手段问题，首先就面临福柯所说的国家理性问题。国家理性问题除了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价值理念的选择问题。
比如当年西欧国家由重商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就是考虑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角色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财政利益汲取者，而是国民财富生产的调节者。当然，他们找到了二者的兼容性，只有国民财富的增长，才能扩大国家财政的基础，保障国家财政不至于竭泽而渔。进一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国家理性不能仅仅考虑资本财富生产的调节问题，还要促进人口和个体主体性的调节，要保证个体从一个受传统社区束缚的农业人，转向自由理性的经济人，由一种马尔萨斯式的人口自然调节转为人口科学为基础的调节。所以，西方国家理性吸纳了功利主义提出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要通过调节人口和经济的配置关系，规训微观主体和引导社会人口比例，进而构建一个社会化的劳动力再生产机制来保障自由理性个体的安全。
那么，当今中国的国家理性该当如何呢?我们一再声称我们不变色、不信邪，那就是要坚持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中国社会已经不是国家全能主义的时代，而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然要允许和促进市场流通，发挥市场的基础调节作用。对应的中国人已经不是吃国家饭的人，而是一个准自由个体，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面对一个已经获得基础地位的自由市场体系和自由理性的经济人，尽管许多社会主义理想主义者愤懑不乐，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个现实，并考虑如何调整国家理性，从而能够应对、乃至减少市场风险问题。这时候，对国家理性的定位就至关重要，这里有一个现实三要素关系的价值顺序问题，人口再生产、金融杠杆、实体经济三者的顺序应该如何摆放呢?笼统地讲比较简单，谁都会说，他们三者是一体化的，应该优化三者的结合比例，按照效率原则来调节，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既是西方福利经济学的论调，也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理想。可是当面临三者的比例严重失调，乃至出现危机的时候，才是考量政府的治理理性的时候，是把救命放在第一位呢，还是救市放在第一位?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这么一场严重的转型危机，我们的劳动力再生产体系被实体经济所拖累，而实体经济又被资本杠杆化投机所拖累。2.6亿农民工采取拆分式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把老人孩子留守在农村，或者带到城市边缘空间，不能为他们提供安全、稳定而又体面的基本社会保护，目的就是为了压低劳动力价格，为实体经济提供人口红利。但是如此低廉的劳动力也没有带来实体经济的好转，因为资本基本上都流入了垄断企业，导致实体经济缺乏流动性支持和创新能力。为了破解资本和垄断企业的联盟，本届政府更加激进地迈向金融市场开放的道路，通过“金融工具创新”来增加资本的杠杆化运作，开辟新的金融市场，希望通过主权融资来绕过银行业的信贷市场垄断问题。然而，不料新兴金融创新工具，在这个春天惨遭滑铁卢事件，先是各种造势吹牛导致股票市场泡沫化，然而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泡沫必然要被挤破，导致市场空方力量迅速拉动股市跳水。股市危机成为6月份资本投机分子的噩梦。至此，中产阶层投机分子救市的呼声尘嚣日上。而政府也确实没有让陷入危机的投机分子失望，各种突破金融市场规则底线的救市措施强制推行，让处在跳楼边缘的投机分子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通过救市来救濒临破产的投机分子的命，这是一种理性的治理策略么?有没有更加理性一些的国家治理思路呢?回到上面提到的三个要素:劳动力再生产、实体经济、资本杠杆化，我们的政府理性显然是把资本杠杆化当作解决实体经济困境的思路，继续漠视劳动力再生产的困境。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论述里，只有进一步压低劳动力生产成本，才能保证实体经济的适当利润，而要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只能通过金融工具创新来提供资本。现在来看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金融工具创新明义下的资本杠杆化运作导致的只是一场泡沫化虚假繁荣，到最后还要用全国人民的血汗钱，来救一小撮投机分子的命。与其这样，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健全社会保护机制，通过社会化的劳动力再生产保障手段，维护劳动者体面而又尊严的工作机会和条件，让大家踏踏实实劳动，也让实业资本家安心搞企业呢?实体经济流动性缺乏，不一定通过金融工具创新，说到底是金融资本市场的垄断问题。为什么不去突破金融垄断，而要制造国家牛市，最后又被空军拖累，被迫救市呢?有这么多钱去救市，为什么不能改善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以及劳动力工作条件呢?说到底，我们的国家是鼓励人们在金融市场投机呢?还是鼓励人们踏实劳动创业?这是当下国家治理理性的抉择核心问题。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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