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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毛、周、朱、陈的建军之功

张亦民 · 2009-04-1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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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毛、周、朱、陈的建军之功

——纪念古田会议召开80周年

张亦民

如果说,南昌起义打响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第一枪,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人民军队,那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召开的古田会议,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建军,赋予人民军队思想灵魂的会议。正如新中国成立后广泛流传着的一首民歌民谣所说:“生我的是娘,养我的是党;娘生的是身子,党给的是灵魂。”一个物质、一个精神,犹如脑袋和灵魂一样,有脑袋才有灵魂,而灵魂决定了脑袋性质。人民军队开创于三大起义,怎样建设人民军队发端于古田会议。所以,要了解人民军队的发展历史,不能不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要在新形势下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发扬革命光荣传统,把人民解放军建成一支无敌于天下的武装力量,就不能忘记政治建军永远是科技强军的基础。要永远缅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人民军队之功勋,不忘人民军队的灵魂。

一、红四军的创立与朱毛分歧

1927年8月1日,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举行南昌起义。接着,在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广东根据地的南下途中,遭到严重挫败后,由朱德、陈毅带领余部经湘南,于1928年4月28日转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于上年9月9日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胜利会师。5月4日,在江西宁冈县砻市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年11月,彭德怀部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扩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1929年1月,迫于形势,朱、毛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

朱毛会师井冈山时,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但红军初创,情况复杂,红四军成员来自北伐军、农民军,还有绿林英雄,山头派系林立。共产党和红军作为一种新鲜的社会势力格外引世人瞩目。如何面对复杂环境和问题,难免产生不同认识。朱毛二人同为一把手,对外发布告朱居头牌、毛居二位,故称朱毛;在党内,毛任前委书记,朱任军委书记,朱居毛后。朱毛两人并非是与世无争的隐士,而是有血性有个性的革命活动家。毛有领袖人物的才华,朱有三军统帅的禀赋。两人虽有矛盾,为了大局彼此都相互谅解,妥协让步。但时间长了,积累多了,就自然会爆发。到了1929年春夏,终于在设立还是取消红四军军党委问题上公开化。

井冈山时期,按中央指示红四军设有军党委和前敌委员会两个党组织。军委管军内各级党部(团委、营委、连支部)和地方赤卫队;前委除指挥红军外,还有对地方党部的指导,即军党部之上设前委。因为下井冈山后每天行军作战,环境险恶,既要开会讨论事情,又显得两级机构重叠,经前委讨论决定,为应付“特殊环境”,军委“暂停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这样,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就停止了活动。到了5月,随着赣南、闽西斗争局面的打开,地方工作增多,部队也扩大,前委既管军队又管地方,感到“兼顾不来”。于是,前委又临时决定恢复军委。但军委书记决定由中央新派来的刘安恭任书记,并接替了毛泽东兼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刘安恭,四川人,与朱德一起在德国留学,于1926年回国。朱德被中央派到四川军阀杨森部工作,刘安恭也在杨森部队当参谋。1927年刘加入中共,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因有“托派嫌疑”被遣送回国。中央考虑到刘和朱德的老关系,就把他派到红四军工作,而红四军又恰好在组织新的临时军委,就把他当成“中央代表”予以重用。刘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实际,更不了解中国社会状况,只知道苏联红军那一套规程,搬教条,反对毛泽东主张红军还要做地方工作这一套,要以苏联红军那套办法改造红四军。他刚任临时军委书记,就对军党部之上的前委作出一条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管其他事,并要将临时军委改为正式军委,前委就不能领导和指挥红四军。这样,前委的工作就无法开展,更无法开展建立根据地工作。于是,要不要成立军委组织问题就成了前委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各为一方的意见分歧。一纵队司令林彪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刘安恭则赞成朱德的意见,而林、刘又不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夸大其词,使分歧变得复杂化。

五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前委会议,就是否设立军委问题发生争论。刘安恭赞成设立军委,指责前委领导“管得太多”,要限制前委权力,不能“书记专权”,搞“家长制”,散布朱德是“拥护和执行中央指示的”(指赞成设立军委),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还提出以“完全选举制度及党的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等等。以林彪为代表不赞成设军委的人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不必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再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这样做是“与党争权”的“分权主义”,“是少数同志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还在群众中散布朱德有“个人英雄主义”、“游击习气”、“讲大话”等等。刘、林的这些言行,违背了党的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助长了红四军内部原来就存在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不良倾向。许多人也跟随他们公开地对毛泽东、朱德说长道短、评头论足,影响党内军内团结和朱毛威信。6月8日在上杭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41 人与会,以36票对5票,决定撤消临时军委,正式成立军委。但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随着免除,其政治部主任一职改由前委委员李任予担任,随后改为陈毅担任。会议还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白砂会议上递了书面意见说:“前委、军委成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为此,毛泽东提出“我不能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其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鉴于朱、毛是此次前委扩大会议争论的双方,而毛泽东5月后有病,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但此时又不便出面,就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并负责筹备“七大”工作。

当时,错误思想占了上风,毛泽东只有接受批评的权利,他内心十分气恼,就在大会前写了一封长信,指出红四军党内产生争论的根本原因,是红四军党内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的不正确思想的存在,一部分同志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军事观点等旧式军队的思想、习惯抬头。信中还说:“形式主义的理论来自远方”,是说刘安恭等人从莫斯科那边带来的,是他们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反映到红四军党内的“两条思想路线系统的斗争。”毛泽东已知同志们不能理解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得不作出暂时离开红四军的决定。

二、红四军党的“七大”与毛泽东“落选”

红四军党的“七大”于6月22日在龙岩城一所中学内召开,到会代表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及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由红四军前委代理书记、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并作前委工作报告。讨论时,“会场空气紧张热烈,有什么意见都讲”。只是军情紧迫,大会只开了一天,通过了有关“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的决议。

“七大”是根据6月8日白砂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本想通过“七大”统一思想、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应付敌人当时的“会剿”而召开的。尽管陈毅接受筹备任务后,日夜工作,找前委成员交换意见,起草工作报告,能使大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由于解决问题的条件不成熟,加之组织的不力,不仅没有达成预期目的,反而使问题更糟,毛泽东在选书记一职时“落选”了,“七大”没有开好。

在红四军许多问题的争论中,毛泽东本来是正确的,为什么落选?其中有他处理矛盾的方法不当有关。毛泽东对下井冈山以来产生的问题早有察觉和思考,联系白砂会议上的争论,他认为这些问题已不能在前委内部解决,想发动下属党组织来讨论,于是就将会议上朱、毛发言及林彪、刘安恭有关的信和意见,通过前委机关刊物《前委通讯》印发给各支部讨论,并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结果,毛泽东成了会议批评的主要对象,否定了毛泽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把井冈山时的武装割据思想也批为“含有保守主义的错误”等等,都反过来了。后来中央在九月来信中对此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前委“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党内争论更趋激烈化和复杂化,甚至连朱毛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以后,当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布哈林,由于怀疑中国工农红军在农村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亲自找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面谈,指示要让朱毛离开红军。根据布哈林的指示精神,1929年2月7日,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润芝、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界特委的信》,指示红四军分散成小股部队活动,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去上海党中央工作,以藏匿大的目标。朱毛于四月初收到中央“二月来信”后,毛泽东两眉紧蹙,满脸的不高兴,即由他执笔向中央写了很长的回信,不客气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针对来信思想写道:“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来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还针对要求将队伍分散,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我们的战术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关于要朱毛离开红四军问题说:“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得力人来”,并提出刘伯承、恽代英来接替军政工作,“那是胜任我们的”。中央在六月收到这封信后震动很大。在红四军内因有调离朱毛问题,却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人们对毛和朱也存在一些看法,集中反映在陈毅在大会报告时对毛、朱的口头批评。对毛泽东指出四条缺点:第一,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因为毛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还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去创造(陈毅说,我那时二十七、八岁,思想水平低,不懂什么东西);第二,有个人英雄主义,他讲的现在革命没有党来领导一定会失败的,这个话实际上是说没有你毛泽东领导革命就要失败;第三,毛泽东的领导是家长制、爱发火、爱教训人。你们朱毛两个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打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我在两大国之间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是希望你们两个团结(陈毅说,现在看来这个团结是和稀泥的)。第四,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是共产党员都有发言权,他说错了可以纠正嘛(陈毅说,我那时是很狂妄的。)!

对朱德批评有两条:第一,朱德在1928年湘南“八月失败”后没检讨,我回来后作了检讨,你根本不检讨;第二,说朱德重用刘安恭是不妥当的。刘一来就当二纵队司令员,是不对的,我是不同意的,要撤刘。我对刘说,你真要愿意干,就到连队里当副连长,顶多当个副营长。但陈毅的意见没被接受,可能是由于朱德的坚持,刘安恭一直任二纵司令员,一直当到冒进东江,在战斗中牺牲。

实话说,陈毅当时面对朱毛两位主要领导人的矛盾,为了平息争论,不得不这样说。后来,陈毅在多种场合或回忆中 “承认是说错了”,“实际是调和路线”。

朱德、毛泽东在会上相继发言,主要解答和说明大家提出的意见。朱德对林彪等人的攻击,他坦率地谈了看法,作了解释。他说: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是放大炮,说大话、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斗志,向前看,向远看,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又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官兵混在一起。这不是拉拢下层,搞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下面情况。还有人说我游击习气,不像个官样,穿的和士兵一样破破烂烂。这不是游击习气,这是因为目前我们生活等各方面条件还很差,是为了群众化,不脱离群众。显然,朱德的发言是对林彪无端批评的反击,但他作了心平气和的说明,表现了朱老总的宽怀大度。

毛泽东对大家的批评态度也很明朗,认为许多批评对他有好处,他会考虑。但他坚持说:我们红四军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这不是家长制;我对大家严厉,这是分工负责、严格督促;会议上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不管分歧如何,现在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下,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一定要按这个做。

陈毅后来回忆说,毛泽东那时的态度,完全表现出他是一个政治家的态度,在那种情况下(即许多人都批评他,大会又决定处分他等),他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在“七大”落选原因时说:“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民主作风不够,在党内有家长作风。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风是更好一些。我看,他之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中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高兴。”这是符合实际的、较客观的分析。

三、毛泽东离开红四军耕耘闽西特委

“七大”后,毛泽东经新前委同意,让他暂时离开红四军,以特派员身份到闽西地方作调查研究并指导闽西地方工作。并于7月8日与贺子珍及江华、蔡协民、曾志等同志往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县蛟洋村,并由特委安排他们住在文昌阁。这样,毛泽东一边休养一边工作,同时等候中央批复,准备赴莫斯科学习。江华则以闽西特委秘书长身份暂时留在闽西工作。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心情是不好的,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活动家,对工作极端负责,而且卓有成效。他在闽西4个来月,给闽西根据地留下不可磨灭的业绩。

毛泽东到蛟洋时,正是闽西特委要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时,当特委书记邓子恢告诉他:“大会已定在本月11日开幕”后,毛泽东就与部分代表交谈,发现他们对整个闽西的革命形势、社会状况缺乏全面了解,便向邓子恢建议:“把代表分散到各地搞群众调查,搞他一个星期,待情况摸清了,再正式开会更好。”邓根据毛的建议,决定延期召开。毛也亲自下去主持各种座谈会,为闽西“一大”做了充分准备,并以特派员身份指导大会工作,修改大会文件,作政治报告,使到会代表深受鼓舞和启发。

会间,闽西特委转来福建省委通知,说中央最近要召开军事联席会议,要红四军派一得力代表去汇报情况。红四军前委拟请毛泽东与陈毅一同前往上海汇报,毛泽东认为自己去不合适,加之身体也不好,最后决定派陈毅去中央汇报,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闽西“一大”后,毛泽东离开蛟洋,前往上杭苏家坡、永定一带农村,边养病,边调查指导地方工作。9月下旬,毛泽东在傅连障等护送下,从永定合溪转移到上杭县城的“临江楼”居住。红四军前委请他参加“八大”,共同领导红四军工作。当时毛泽东正发疟疾,当他坐担架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一说毛未去参加,此以年谱为依据)。朱德、郭化若见到毛泽东面容憔悴、身体虚弱、浑身浮肿,都劝他安心休养。

临江楼坐落在汀江岸边,面对琴岗,傍山依水。10月11日,时值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毛泽东站在楼上临窗远眺,遥望天空,俯视着汀江两岸竞相开放的黄花,不禁浮想联翩,便对重阳节战地秋天的风光挥毫写下了“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这首名为《采桑子·重阳》的词,抒发他的革命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此前,他还针对当时两广军阀斗争填了一首《清平乐·蒋桂战争》的词,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心情虽不舒畅,但对革命形势和前景从不悲观。

10月23日,毛泽东随同闽西特委机关转移到苏家坡。在这里住了近40天,和邓子恢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经常在工作之余或晚饭后漫步在树林里或小河边,一起探讨闽西革命斗争策略,研究工作方案,使邓受到不少教益和启发。有一次,毛泽东深有感触地问邓子恢:“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主要责任是什么?”邓一时答不上来。毛缓缓地说:“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在于当好群众的传达员,就是说,应当善于总结出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要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分析,找出解决的方法,然后再由领导者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这一番话,让邓子恢记忆着几十年。

在苏家坡,毛泽东从老贫农家里了解到不少富农和奸商搞粮食囤积居奇,利用季节牟取暴利,当地民众苦不堪言。他立即将这一问题提交闽西特委研究,作出成立粮食合作社决定,保障群众生活稳定。为了提高苏区干部素质,毛泽东在这里办起了有闽粤赣三省苏区干部参加的“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和“农民运动训练班”;毛泽东了解到苏家坡没有一所学校,很多人家三代都是文盲,他便与特委商量创办一所小学,将自己20元“交通费”作为办学经费,办起了第一所“平民小学”,还亲自为孩子们上了第一堂课。从此,闽西很多村也跟着办起平民小学。

毛泽东就这样在闽西特委度过了四个多月,一边休养、一边工作,并耐心地等待中央对他的“说法”。

四、红四军党的“八大”与“冒进东江”失败

红四军党的“七大”之后,毛泽东离开领导岗位去了闽西,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留下朱德主持全面工作。由于七大本身没有解决主要问题,部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党内外以反对“家长制”为借口,滋长起极端民主化之风。当时,在四军内部,凡一切问题都交由大家讨论,前委形不成领导中心,每逢开会事先没有准备,开会缺一个不到都不行,有的会一开好几天没有结果。在这种状态下,红四军的“八大”于9月下旬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太忠庙召开。后在《红四军状况的报告》称:“八次大会,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使红四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中心,广大指战员思念着毛泽东回到四军领导岗位上来。

红四军党内矛盾尚未解决,福建省委转来中央10月6日指示,要红四军利用两广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立即开到东江去“开拓新局面”的斗争。福建省委要求四军前委“坚决的执行”中央指示。红四军于10月13日在长汀接到指示后,一方面是八大没有开好的情况下正感工作不好安排,一方面又不加认真分析,立即按中央和省委指示,制定了一个分兵“冒进东江”的军事计划,并于10月20日率红四军三个纵队分三路“涌入了邻省广东的东江地区”。这次冒进东江虽然攻下过梅县,给敌军以重创,但红四军伤亡更大,刘安恭“受伤身死”,合计损失千余人。一、二纵队各缩编为两个支队,三纵队缩编为一个大队。此战役“为四军郴州失败(指井冈山的“八月失败”)后之第一次大损失。

这次冒进东江的失败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中央和福建省委“主观主义瞎指挥”扩大了对军阀混战对我有利的估计;二是中央和福建省委对红四军本身所处的情况缺乏了解,当时只有朱德一人主持前委工作,领导的削弱、部队的战斗力也相应削弱,本来应付闽西的对敌斗争尚感吃力,进军东江更无胜利把握。

东江失败也是红四军党内、军内各种错误思想的一次集中暴露,特别是单纯军事观点和盲动主义更为突出。但也正是东江失败,进一步提高广大指战员对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认识。肖克回忆说:这次失败的启示是:“当时的士兵干部有这样感觉,毛党代表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泽东同志,希望他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

红四军进军东江期间,毛泽东仍在帮助闽西特委制定各种方针政策。中共闽西“一大”后两个多月的形势发展很好。本来由闽西地方赤卫队改编为红四军的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与敌斗争,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从原来3个县扩大到6个县。闽西工农武装也不断发展壮大,从3月间的800多支枪发展到5000多支枪,赤卫队6000余人,工会、农会、党员队伍都空前壮大。闽西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个局面从客观上证明毛泽东领导的正确。

五、陈毅赴上海汇报与中央“九月来信”

红四军七大之后,陈毅就以前委书记名义于1929年7月9日给中央写了情况报告和附去相关文件。后来接中央关于去人开会的通知,遂在邓子恢陪同下,经上杭、龙岩到厦门,由驻厦门的福建省委安排,去香港转赴上海。

陈毅到上海后很快同中央机关接上了头,见到“六大”新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李立三,并向他报告了红四军党的“七大”情况。李立三听完后便表示:将尽快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并要陈毅尽快写好几种上报的书面材料。8月27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陈毅报告的情况作了汇报。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陈毅的报告。会议由六大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主持,出席会议的成员有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陈毅详细而客观地汇报了红四军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党内矛盾的演变和“七大”情况。中央政治局听了后认为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并有普遍意义,随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三人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然后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当时任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负责召集。

陈毅向中央汇报后,就在几天时间里写好了《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五个书面材料。随后,周恩来和李立三又在反复详细阅读的基础上和陈毅一起进行了多次讨论。就在这样的讨论交谈中使中央对红四军的真切情况有所了解,对毛泽东、朱德的矛盾争论有本质性的认识;陈毅也在这样的讨论中受到教育、提高觉悟,认识到自己在朱毛矛盾中的错误态度。

一次,周恩来和陈毅讨论红四军经验,周恩来说到中央“二月来信”发出后,又于4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了一封中央的信,要求红四军不要分散,朱毛可以暂时不走。但为什么要这样的改变,中央自身只停留在情况不摸底,正确性把握不大而为之。中央于六月初收到这封复信后,周恩来就在6月12日政治局会议上以毛泽东提出红军不能分兵的四条理由,联系自己的感受作了长篇发言,赞赏了毛泽东的信写得好,把问题说清了。所以,周恩来对陈毅说,“真要多多感谢毛泽东的这封信”。这些情况对陈毅思想触动很大。陈毅作为红四军三位主要领导人之一,当然知道毛泽东起草的4月5日复信,但完全没有想到这封信在中央政治局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响。

接着,周恩来又把为中央起草的8月21日致红四军前委的信的底稿交给陈毅阅读,说明这是陈毅来上海途中寄出,也是对陈毅7月9日向中央写的报告之复信和中央态度。这封信对陈毅触动很大。信中写道:“在大敌当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你们应指出红军中党的生活之正确路线。”那么红军的正确路线是什么呢?当时陈毅并不明确这个问题,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也没有说清这个问题,而在这个信中说清了。信中说:“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应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看到这里,陈毅感到这完全和毛泽东说的一样,心里对什么是红军的正确路线有了几分认识。

陈 毅回想起红四军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毛泽东的身影在他眼前更加高大起来了。他想了正在闽西的山山水水中艰苦奋战的毛泽东、朱德来,感情上和认识上都起了很大变化。

一次次在讨论党对军队领导时,周恩来和陈毅谈及去年“湘南失败”(即八月失败)在于放任让群众自由讨论未能集权有关。李立三插问:“如果润之和你们一起呢?”陈毅很干脆地说:“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周恩来接着说:“这说明前委一定要集权,绝不能把集权与‘家长制’混为一谈。”李立三、周恩来的一问一插话,陈毅自觉明白了许多道理。在另一次讨论组织问题,提到红四军领导人怎么配备,谁走谁留?陈毅一再表示要中央派人去红四军,他当不了前委书记。李立三问陈毅“你看毛泽东如何?”陈毅本来想到仍由毛当前委书记,但一想到红四军内可能有不少人不会接受这一点时,他又动摇了。同时,他又表明自己现在对毛泽东在政治上更加拥护。周恩来则从更高层次提出了如何认识一个政治家的问题。他认为现在选择红四军这样一支全国红军的先锋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人选。对政治家要看主流不是看支流。毛泽东在1927年就率先提出“上山”打游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同时认识到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等等。这一切都代表红军发展的未来,而且是很有创造性的。

周恩来的谈话对陈毅启发很大。陈毅已经两次亲身经历毛泽东忍让团结的态度了。“八月失败”回到井冈山,双方对立情绪强烈,毛泽东做了工作,消除了矛盾。这次红四军七大前夕,毛泽东又相当大地作了让步。并对周恩来、李立三说:“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清毛泽东的天大优点,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我回去带头检讨,我相信退一步可以进三步的。”

就这样,通过一个多月的讨论、思索、总结,陈毅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确实感到毛泽东在政治路线方面远胜四军现在所有的领导人,表示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前委书记位置上来。陈毅多年后曾几次对人说,到上海党中央的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受益匪浅。

周恩来高兴地看到了陈毅的思想变化,就提议由陈毅为中央起草《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要点和中央军事会议精神,很快地起草了这封指示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指示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在信的最后写下了“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的字句。9月28日经周恩来审定,以中央名义发给了红四军前委一封重要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六、红四军党的“九大”与毛泽东复职

1929年10月1日,陈毅带着新的思想认识和中央“九月来信”离开上海,于22日回到军部。

回到苏区后,陈毅首先向朱德传达中央精神,对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朱德一边表示绝对服从中央指示,一边露出忧虑地说:我们欢迎他回来,他是否愿意回来,还很难说。陈毅说:我向他检讨,他会回来的。

10月22日晚上,陈毅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会后即派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到毛泽东上杭苏家坡住处,并附上亲笔信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毛泽东接到陈毅的诚恳来信和中央“九月来信”指示,读后百感交集,对中央为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裁决慷慨万千。11月23日,红四军攻占汀州。24日,毛泽东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心情舒畅地来到汀州,与朱德、陈毅再次相见。当晚,陈毅将朱、毛两人请到自己住处,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并介绍了在上海的情况,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亦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表示诚恳接受中央对自己工作方式的批评,并说自己说过写过一些伤感情的话。当毛泽东得知“九月来信”是陈毅起草的,“周恩来看过,一字未改通过”的情况后,为陈毅的坦诚和思想水平提高非常高兴。

11月28日,毛泽东不负众望,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上气氛融洽热烈,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会议通过三项决议:一是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二是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是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军内封建残余。

为了开好红四军的“九大”,毛、朱、陈按分工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政治整训由毛泽东、陈毅主持;军事整训由朱德主持。12月初,大部队开到连城新泉,在此用十天时间进行了著名的“新泉整训”,为古田会议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陈毅深入连队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和调查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还带一些干部深入驻地周围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听取农民群众反映。在长汀时还召开了工人座谈会,都为起草党代会决议准备了材料。

12月中旬,红四军领导机关进驻上杭县古田镇。这里是上杭、龙岩、连城三县交界处的一个大集镇,反动势力比较薄弱。部队进驻古田后,毛泽东用十多天时间主持召开了各支部、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阐述了召开“九大”的重要意义,并列举党内军内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打骂制度和枪毙逃兵的军阀主义残余等不良倾向,号召到会同志充分发表意见。会议分小组进行专题研究。毛、朱、陈分别到各小组参加讨论,收集情况。由于充分发扬了民主,大家能畅所欲言。各级党代表大胆、尖锐地揭露了党内、军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探讨了错误思想的根源、危害及克服的办法等。由于各人认识不同,会上经常展开争论,大家能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又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古田会议决议起草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九大”作了充分思想准备。联席会议还研究讨论了“九大”代表名额、产生办法,酝酿了新的前委候选人名单,提出要“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条件的人才当选。这次联席会议实际上成了古田会议的预备会,直接为大会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在古田镇廖氏祠堂(今曙光小学教室)召开。会议由毛、朱、陈共同主持。出席大会代表120多人,除代表外还有一些班、排长和战士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党旗和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会场里张贴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等标语。

大会由秘书长陈毅主持。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并有多次讲话。朱德作军事报告,讲了红四军二年多来历史发展。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中央关于反对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的决定,还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枪毙逃兵的报告。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信和会议各种报告,共同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并改选了前委成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对红四军创建二年多来的经验总结。共九个部分、全文三万余字。《毛选》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是其中一个部分。决议的中心思想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军队。在军队建设方面,重点阐明了红军的根本性质、任务,重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指出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的思想;规定了红军的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批判了“走州过府”的流寇主义和盲动主义;规定了红军内部的民主制度和建立起正确的军民、军政关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等。在党的建设方面,指出了军内党的建设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核心,关键是搞好党的思想教育,强调思想入党。要纠正那些来源于小农经济的绝对平均主义和表现为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的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强调从思想上建党的同时,重视党的组织建设;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处好少数与多数、自由与纪律、集体与个人、党性与个性等关系,把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群众路线联系起来。总之,古田会议决议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红军和红军中党的组织基础主要来自农民和其也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成份,还有解放过来的战士等,部队又活动在广大农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地反映到党内和红军中来。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如何建设成一支无产阶级化的军队和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建军、思想入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决议称得上是人民军队建军纲领,无产阶级建党灵魂的意义所在。

七、古田会议前前后后的一点启示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共建军建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创举。它的产生过程最集中最典型地反映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如此艰难。正如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在形成前的一幕场景。

在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过程中,毛、周、朱、陈四位领导人的身影贯穿着全过程,毛泽东高瞻远瞩、文韬武略,周恩来多谋善断、识才明理;朱德襟怀坦荡、顾全大局;陈毅忠实求真、勇担责任;他们从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既有原则争论,又有让步妥协,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统一到正确的方针政策上来,为缔造人民军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了终生,成了人民最崇敬的领导人。特别是1976年同年去世的毛、周、朱三位领导,更被视为“三神”加以推崇,提出要立党为公、先学毛周朱做人。

在四位领导人中,毛泽东和朱德作为红四军两个一把手,是矛盾展开的对立双方,其矛盾虽然爆发在要不要设立军委问题上,而背后是围绕着红四军除打仗外要不要筹款、做群众工作和建立根据地等问题引发的。这一点,毛泽东比朱德要看得远一点,但在当时条件下拥护朱德的是多数,赞成毛泽东的是少数。凭心而论,朱毛会师井冈山,双方的思想准备就不一样。毛泽东是有备而来的,“八七会议”结束,瞿秋白要留毛在中央工作,毛就回答准备上山“当绿林”,因而当起义部队攻长沙不成后就动员起义军上山去做“有主义的山大王”。而朱德是起义部队失败的情况下,被迫转移到井冈山会师的,对建立根据地思想是准备不足的。同样,毛泽东虽有建立根据地思想,但不等于已有周密计划,当时也没有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完整概念。尽管毛泽东十分自信,却无力扭转局面。陈毅处在矛盾双方的中间人物,当年仅28岁,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在政治上自称既“不懂”又“狂妄”,而对朱毛都以尊敬的长辈相待,走的是“调和路线”。周恩来代表中央,担任着判官的角色,但要怎样判得正确,无法律条文可作依据,还得从调查研究入手,并有给红四军的“二月来信”的事例,直到收阅毛泽东的复信才认识到中央指示是错误的。所以中央真正了解红四军情况是陈毅到上海汇报之后,而陈毅认识自己错误也是在上海与周恩来、李立三研讨红四军经验之中。朱德是四人之中的老大哥,德高望重,服从大局,既听中央指示,又有当时部队现实的教训,认识到毛泽东是对的,表示坚决按照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办事,顺利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产生了光辉的古田会议决议,又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红四军领导。

须知,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第一位作用的是毛泽东在中国条件下具有敢于挑战旧事物而开拓创新的革命精神;其次是代表中央的周恩来认识了毛泽东这位具有领袖才能的慧眼和决策,从此,周恩来对以后毛泽东的决策坚信不疑,竭力推行,并号召“学习毛泽东”。朱德、陈毅也从此后把毛泽东视为领导核心,维护领袖地位。朱德曾经说:“毛泽东就是比人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深一点。”陈毅将毛泽东视为自己推崇的偶象,一生紧跟。1971年12月26日,正在重病中的陈毅,没有忘记这是毛主席的生日,嘱张茜做面条吃,为毛泽东做最后一次生日。同样,毛泽东一生,立党为公、大公无私,对自己战友既批评又保护,当周恩来、朱德、陈毅在“文革”受群众冲击时,又总是保护着他们。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为使“党不变质、国不变色”,重新教育干部,在他发动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得罪过一些战友,但却没有一个私敌。

毛泽东一生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历史确立他为中国人民领袖过程中,跌宕起伏,屡遭排挤、屡受挫折的政治生涯。从红四军党的“七大”落选到“九大”复职,仅仅是他从事革命中的一次。1930年后,毛泽东与朱德一方面扩展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一方面抵制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避免了盲目攻打南昌、长沙等大城市造成的损失,却又被当时中央批评为右倾错误。1931年1月,王明上台,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苏区中央局1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即赣南会议),集中火力批判了毛泽东的“右倾”错误,排挤他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又因在攻打赣州等问题上的分歧受到批判,并“彻底”离开军事岗位,专事苏维埃政府工作。1933年1月,博古等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为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影响,组织了批判、排挤毛泽东的一系列活动,又在1934年2月的“二苏”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失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毛泽东被架空了。中央苏区在大好形势下,待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又不接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红军和中央机关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湘江一战,损失过半。在血的教训面前,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扭转败局,才有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长征的胜利。由于长征的胜利,使得共产党成熟起来,改变了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毛泽东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而真理往往是由独具慧眼的先知者们率先发现的。而当真理未被人们认同的时候,反而会被人们认为是谬误而陷于少数与孤立的处境。毛泽东正是这样一次次面临命运转折关头,在一次次地被排挤、打击中,又以其大智大勇、雄韬伟略,在历史实践中证明他是对的,从而又一次次的在逆境中崛起。

诚然,毛泽东是人,不是神;金无赤金,人无完人。在探索无产阶级事业的人类社会新生事物中,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应当以革命的名义来评价毛泽东。只要方向路线是正确的,对其基本的方面就应当予以肯定,至于探索实践中的缺点错误和损失,将会在历史中获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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