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些关于建国初期创业的电视剧，其中提到苏联方面提出翻译《毛泽东选集》一事。后来又看了中央编译局老局长师哲（毛主席的俄文翻译）的回忆录，其中描述了苏联方面派了专家尤金常驻中国，担任译审重任。《悦读》杂志2007年11月第五卷有一篇文章“《毛选》英译内情点滴”，提供了毛选四卷的英译之来龙去脉，可读性很强。其中称毛选前三卷的俄译和英译几乎是同时进行（50年代初期），参与者高手云集，包括钱钟书、金岳霖、王佐良、浦寿昌、郑儒箴等人。第四卷的英译于1960年夏开始，参加者包括程镇球、杨承芳、陈龙、吴景荣、方距成、于宝榘、赵一鹤等。钱老以及一些外国专家对第四卷进行了润色把关。1927年入党的外交部老干部徐永煐一直担任英译班子的领导，和钱老“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杨绛语）。文中详细介绍了当年老一辈翻译家对毛选翻译工作的认真、严细和精确性的追求。
徐永煐的儿子徐庆东导演曾经撰文回忆父亲，其中曾讲过一段白菜轶事，说的是他父亲和钱老在大院雪地里有谈不完的话，徐妈妈送给了钱老一棵白菜，等钱老回家后，竟然想不起这棵白菜是怎么回事。遗憾的是，后人不知两人谈了什么，但大院还在，后人是触景生情啊！
80年代初、中期，笔者从新闻单位调到翻译单位，曾负责过《毛泽东文集》的翻译工作，清清楚楚记得当年单位楼道走廊两旁堆着毛选第五卷和英译第五卷。原来，五卷译好后，有关部门突然宣布回收，数量太多以至于没地方保存，只好都堆在地上（可惜当年没能留下几本啊！）
可能是为了补救，有关方面决定出版《毛泽东文集》以及英译本，就是说从第五卷中抽出些文献，删除了反右期间嬉笑怒骂的几篇敏感的，由翻译班子进行校对。其实，谁还敢再重新翻译？五卷翻译班子也是空前绝后，而且毛主席也健在，据说也曾就一些译法请教过毛主席本人。这次的《毛泽东文集》的翻译校对工作，也聚集了80年代初期翻译界的精华人才，钱老还是当顾问，程镇球、裘克安、李赋宁、陈琳、方菊成、爱泼斯坦、爱德勒、杨宪益等等中外专家，都是一时之选。
当年业务单位已经开始业务评职称了，肯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笔者担任的是副处长，也被赶着鸭子上了架。除承担初译外，也负责初审、行政、联络、人事调度以及收尾等工作。有关老同志出于公心，仍然担任了把关工作。翻译，特别是中译英工作还是很辛苦的，特别是翻译校对的是毛主席的著作，正如钱老曾经说过的，从事文字工作最容易的是编写大部头的书，洋洋洒洒，易掺水分；其次是论文，自应有新观点、新材料，但若有尚未弄懂的问题，尽可按下不表；再其次是注释，字字句句都得追究，万一遇到拦路虎，还可以不注、或径作“不详”、“待考”；最难的是翻译，一个字都逃不过去。“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溜过去，没有一处困难躲闪得了”引自《林纾的翻译》。据《悦读》杂志该文作者说，钱钟书对自己50年代从事毛选翻译的工作一直没怎么提到过，上述有关翻译的论述恐有其中之甘苦经验谈。
《毛泽东文集》翻译期间，单位译审赵书汉曾带着笔者拜访过爱德勒和杨宪益（杨太太也在座），请他们回答翻译方面的问题，并把成果带给他们过目。除了讨论翻译细节，也有慰问之意。其他参与工作的人员，大都来自北京各大中译英单位，比如国际广播电台、外交部翻译室、中联部、总参等。笔者对当年这段经历以及那些老中青合作伙伴，至今都怀有美好记忆，也算是一段有收获、有贡献、有意义的工作经历吧！以上为毛选四卷以后毛主席著作的翻译点滴情况，先写出来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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