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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问题回忆录

汪长积 · 2012-01-29 · 来源:乌有之乡
毛泽东历史真相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我是共和国同龄人,生于1949年11月。如今已年逾花甲,该是到了可以写回忆录的时候了。然而,我辈凡夫俗子,一介草民,颇值得回忆的,首当“吃饭问题”。  

听母亲说,我一出生就很瘦小,“只有升子筒筒那么大。”这话母亲不知说过多少次,而且一边说一边比划,“打怀上你就一直喝稀饭。那年你父亲从广西回来,挑回来两大袋子钱,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钱。可惜,一袋子钱买不到一袋子米。”  

我淡然一笑:“父亲也瘦小。”我以为主要是遗传所致。其实,父亲的瘦小,又何尝与“吃饭问题”无关?  

我开始记事那几年,即解放初期那几年,“吃饭问题”应该算是比较好的,因为父亲不时可以喝点小酒。但是,每年春荒,还是以杂粮为主。大约1954或1955年,有一位“工作同志”在我家搭餐,是一位北方大个,一到吃饭时,就抢着吃红薯,把米饭留给我们吃。那些年,可能吃过“统销粮”、“救济粮”,也吃过“瓜菜代”,但断顿现象是没有的。  

所以,童年的记忆中,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刻骨铭心的倒是每年的“尝新节”和第一顿新禾米饭的香甜。那时,差不多家家都种的一个品种叫“阳谷早”,它产量低,但生长期短,早熟,可以早几天“接新”。从它吐穗、勾头到成熟,变成一片金黄,父亲差不多天天都要围着田边转几圈。终于有一天,父亲掐回几支稻穗,供在神龛上,然后烧香化纸,念念有词祷告一番之后,才坐下吃饭,吃饭前先剥几粒新禾米,这就叫“尝新”。又过几天之后,香喷喷的“阳谷早”米饭终于端上了桌,啊!那种香,那种甜,那种回味无穷,没有春荒生活经历的人,是无法感觉得到的。  

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确定“尝新节”究竟是哪一天,也不知道全国其他地方是否也有这样的节日,但我终于懂得了父亲那样郑重其事祭拜的真正含义:既是敬告天地,也是祭拜祖宗,更是庆幸自己又一次摆脱了饥饿和死神的威逼!要知道,上下数千年,在如此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每年的这个时节,有多少人挨不到这一天,就成了饿殍,横尸荒野!  

所以,建国初期那些年虽然没有大饥荒,但从国家领导人到农夫村妇,都知道吃饭问题的重要!  

大约1956年春夏,我跟父亲到田间看他插秧。发现父亲与众不同:他不是一蔸一蔸地插,而是一根一根地插,每蔸插三根秧苗,而且要插成一个三角形。仅仅两分田,父亲整整插了一天。父亲说,这是他的试验田,会高产。父亲心中有一个梦。他常对我们讲“盘古开天地”的故事,说现在的谷穗为什么只有那么一点长?那是因为洪水登天门时,狗身上的谷子全被水冲掉了,只剩下狗尾巴上那一点。父亲的梦就是希望有朝一日稻子从头到脚都结满粮食。可惜,父亲的梦并没有成为现实,他的试验田并没有高产。  

1958年,我们那地方大面积推广一个新品种,我们叫“茼禾”,长势喜人,看着比往年都好,产量也比往年高。但由于个子高,谷多草也多,且容易倒伏,有的来不及收割,就在田里发了芽,而且米带糯性,好吃好消化,就是不顶饿。1958年红薯也是大丰收,可就是没有劳力挖,男女劳力都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去了。公社命令要在三天之内收完红薯,没办法,只好由老人赶着牛在地里犁,我们小孩跟在后面把犁出来的红薯归大堆,堆在地垅里就算完事。许多大红薯都被犁烂,有半截埋在地下。到了第二年锄小麦时,饥肠辘辘的人们,如果碰巧挖到一块烂红薯,那真是喜出望外,用手擦一擦,就迫不及待地塞进了嘴里。  

1958年,中国农民的吃饭也吃出了新花样:公共食堂。公共食堂既不是今天某些人心目中十恶不赦的魔鬼,也不是什么“共产主义伟大创举”,在我看来,它的出现,最初的原因就是一种无奈,一种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以我家为例,父亲去了公社木工厂,母亲上了修水库工地,都在十里以外,我和大弟上学,两岁不到的小弟弟在托儿所,一家五口分在四处。然而地无论南北人无论老幼,都得吃饭不是?生产方式不同了,生活方式也只能与之适应。于是,只好采取办食堂吃大锅饭这种形式了。至于把它与什么“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那绝不是农民,而是离农民很远的“大人”和秀才们。  

我们村里的所谓“大食堂”,最初只是几口大锅统一煮饭而已。去食堂打饭几乎总是我的事。每当我肩上扛着一筲箕饭往家走的时候,心里总是乐滋滋的。因为其一,不用自己餐餐量米煮饭了;其二,可以放开肚皮吃(几年后才知道一位一品大员也说过这话),而且每餐都吃不完;其三,同样的米,大锅煮出来就是香一些,饭扛在肩上,清香诱人,肚子里唱起欢乐的歌……当年九岁的我,满以为日子总这样过下去了。因此,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珍惜粮食,吃不完的就倒掉或任其发馊。  

“雷打呢!”年逾古稀的奶奶一边嘀咕,一边把倒掉和发馊的饭收集起来,用水淘洗干净,再晒干,收藏起来。果不其然,“放开肚皮吃”的话音未落,这种好日子就结束了。原因很简单,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放开肚皮吃”那还只能是遥远的梦!  

真正大家在一起吃饭,是在成立生产队之后。我们队共60多人,食堂就在下屋大伯家,他家最宽敞。这时饭菜都由食堂统一煮,而且排开五六桌,全队男女老少济济一堂在一起吃饭。对这么个吃法,不知大人们怎么想,反正我们小孩很高兴,真有点“其乐融融”的味道。试想,数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吃饭,绝不仅仅是一个进食过程,其中还有文化,有礼仪,有人际关系,有社会结构。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吃饭,怎么吃,吃什么,就有一定的私密性。吃饭打破家庭界限,只是极特殊的情况:一是“吃血酒”,是战争动员会,只能有作战能力的人参加;二是清明会,只准有族人资格的人参加。我曾听父亲说过,有一年清明会,事先有人放言,说我们这一房一个过继的小孩不准入会。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伯,磨了一上午的马刀,然后一手提着明晃晃的马刀,一手抱着孩子进祠堂,硬是靠这种赤裸裸的武力威胁,才取得了一个“吃饭资格”。如今吃食堂,不但消除了吃饭的私密性,而且人与人之间没有上下之分,没有宾主之别,岂不其乐融融?  

不久以后,食堂由大锅煮饭改成分碗蒸饭。所有在食堂吃饭的人都定等定量,根据定量制成一个个量米的竹筒。没有实行餐票制,而是各人有各人固定的碗。上笼蒸饭前,炊事员在各人的碗里倒上相应量的米。这样,粮食——这种第一重要的生活物资的分配,在“大师傅”的举手投足之间就搞定了。当然,如果大师傅思想不好,他就可能从中作弊,或厚此薄彼,或以权谋私。作弊方法十分简单:量米时,手指弓起来从竹筒口一划而过,竹筒的米就堆起来,米就多一些;反之,手指挖下去,竹筒的米就凹下去,米就少一些。于是,上笼蒸饭前量米这道工序,就成了群众监督的重点。大师傅量米时,身边常常围着不少人,真可谓“众目睽睽”。然而,这并不妨碍大师傅做手脚,因为,“监督者”真正关注的,只是倒进他自己饭碗里的那一筒米,而且都希望大师傅给自己量得多一些。(当今那些侈谈“民主”的人们,从这种“煮饭人”与“吃饭人”的关系中,应该可以悟出点什么)  

分碗蒸饭后不久,粮食标准又降低了一些,也就是每个量米的竹筒又锯短了一点。这就意味着饥饿开始了。每餐蒸饭时,人们不光关心量多少米,还开始关心放多少水了。有人要放多些水,以为即使不饱肚子也可以先饱眼睛;有人要少放些水,以为饭硬些顶饿;还有人“发明”了将饭蒸两次,第一餐不放水,第二餐才放水,蒸出的饭就显得特别多。  

然而,总是摆脱不了的饥饿,像魔鬼一样纠缠着每一个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动物,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偷盗”,就是按我们民族“饥寒起盗心”的祖训办事。大人们是“大动作”,趁收割时偷偷地将谷子成袋的藏在田里,晚上再扛回自己家。“儿童团”是小动作,直接到稻田里用手将稻穗上的谷子撸到衣兜里。这种方法,我在弟弟的胁迫下搞过一次,哪知偏偏这仅有的一次就被生产队长抓住了:“你一个学生也搞这种事!今天中午停餐!”我不但当时无地自容,而且那天中午硬是没去吃饭。后来听母亲说,从那天晚饭起,我的粮食标准就提高了。现在想来,真感谢那位生产队长,不是因为他给我加了粮食,而是因为他抓了我的“现行”,抓回了我的羞耻心,才使我这一生成为仅有那么一次偷盗行为的人。我会永远记住他,他叫汪长文。  

显然,偷盗不但不能增加粮食总量,而且不可避免要损失不少粮食,所以,饥饿仍在蔓延。于是,人们转而开辟新的觅食途径。首先想到的是上山。家乡是山区,山上漫山遍野长着蕨类植物,蕨根富含淀粉,用这种淀粉做成的粉丝,就是今天超市卖的绿色食品。那年月我们吃的可不是粉丝,而是蕨根的全部。蕨根外面有一层黑色而又坚实的皮,饥饿的人们不会顾及这层皮,连皮带渣磨成粉,加水熬成糊糊就囫囵吞下了。这种东西确实可以充饥,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消化不良,大便不畅。然而比这更难吃的东西我都吃过。现在想来,那三年,我们的食谱是最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的,计有植物类:蕨根、米糠、红薯藤、辣椒叶、梧桐树皮、芭蕉芋、野菜……动物类值得一提的是:老鼠、蜥蜴和土地蚂怪……  

有人水肿了。水肿的多是个子大力气大食量也大的人。我家一位大伯就是。他身材高大,力气也了得,锄田用的挂耙是他专用的,别人用不起,平时食量也比别人大得多,饥饿一来,他就“率先”水肿了。大队发给他黄豆,但他还是死了。我一直认为他是饿死的。谁知这次回家谈起这事,我大哥却断然否定:“他不是饿死的,他有关系,公社让他加工肠衣,他偷吃了好多猪肠子。他是生了一个毒,又没办法治……”  

但我还是觉得他是饿死的,或者说他的死与饥饿有关系。  

以中国之大,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人死于饥饿,这是肯定的,不容辩驳的。打开中国史籍,关于饥饿的记载比比皆是,甚至不时出现“人相食”、“易子而食”这样触目惊心的字眼,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饥荒是普遍现象,饿死人司空见惯,饿殍遍野也时有发生。可是,共和国1959——1961这三年的饥荒却有些特别:整个社会秩序井井有条,每一个人(无论有无饥饿感)都在严密的社会组织之中,就我经历的事实,没有人绝粮,没有人断顿,因而没有人流离失所、没有人逃荒要饭(就我们家乡而言),更没有人拦路抢劫,上山为匪,但是那种饥饿感却非常广泛非常普遍且不断强化。经历过饥饿的人知道,饥饿不但是一种客观事实,更是一种主观感觉或感受。作为社会群体,这种主观感受就会相互感染、传播、扩散、蔓延,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强化,从而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社会情绪。  

回顾我所经历的三年饥荒,我认为造成这次饥荒的原因,一是人口过快增长,“吃口”在1958年后集中增加;二是1958年下半年后过度使用民力,在“鼓足干劲”、“干劲冲天”、“一天等于二十年”、“放卫星”等错误口号的蛊惑下,过度使用劳动力,打破了有忙有闲有劳有逸有张有弛的生物节律,如经常出夜工,经常搞劳动竞赛,一担挑三、四百斤等等,劳动力能量的过度消耗,必然导致同等能量补偿的需求;三是在极左政策约束下,农村养殖业、经济作物种植被严重削弱,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被破坏,导致食物来源过于单一;四是过度的林木砍伐,导致生态平衡遭破坏,原来的自然界食物链“断裂”。就在三年饥荒期间,我们家乡出现过一种前所未有的怪现象:豺狗吃人,我们村先后有三个小孩被吃。1962年以后,随着经济形势好转,随着饥荒的过去,这种怪事再也没有发生,那种吃人的动物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963年,我个人的命运发生一点变化,我考上一所县城中学,进城读书,把自己的吃饭问题从家里剥离出来,每餐三 两米 ,每月27斤,有了固定的粮食标准,然而,饥饿感却如影随形,天天与我同在。有个星期六,两个城里的女同学回家了,她们的餐票给了我,三钵饭我一餐吃了。在学校这三年,记忆中吃饱的只有这一餐。  

1966年8月,我应征参军,当时我将满17岁,体检表上的记录是:身高 145cm ,体重75斤,这个记录,是“吃饭问题”在我的生长发育上的真实反映。我的个例是有些特殊,但在我们这一代,感到饥饿,存在严重的“供不应求”,从而导致营养不良,却是有普遍性的。刚进部队一段时间,我们中队差不多天天中午都饭不够吃。中队长是个好领导,他看我们那样狼吞虎咽,你争我夺的,就说:“同志们放开肚皮吃,不够,让炊事班再煮。”有一天,炊事班硬是先后煮了三次饭。大约一个月以后,那种熟悉的饥饿感,才真正远离了我的大脑和躯体。  

1969——1974年,我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驻防。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质地貌,到处是石头山,最缺乏的是土和水,主要粮食作物是玉米。聚居在山区的壮、瑶、汉各族,以玉米为主粮。日常的吃法是将玉米粒磨成较粗的颗粒,熬成玉米糊。在现在的城里人看来,这是最绿色环保的饮食,可惜的是,这里的“吃饭问题”比起我家乡来,更严重得难以想象。那五年里,我到许多群众家里吃过饭,看着他们每年秋后背着粮食到公社交公粮,开春后,又从公社将更多的粮食背回来。那五年给我留下的总的印象是:我所经历的1959——1961的大饥荒,就是这里人民群众的生存常态。五十年代,国家曾经将这里的部分群众迁移到湘桂铁路沿线平原地区,然而他们故土难离,不久后又回到山里,继续他们那种不以为苦的苦日子。  

1975年,我在广西军区机关工作。有一天,叔叔和他的一位同事突然不期而至。“我们来制种,就在邕宁县。”——叔叔不无自豪地说。原来,湖南为了培育、推广杂交水稻良种,组织了许多干部、技术人员到海南、广西等地培育水稻良种。叔叔是公社书记,从与他的交谈中,我才第一次知道“制种”这个词,才了解培育和推广水稻良种是一项多么宏大的工程!  

其实,为了彻底解决吃饭问题,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南方水稻种植就普遍在探索推广良种。六十年代初,我们家乡相继推行的是“农垦58”、“矮脚南特”、珍珠矮“等,实现了矮杆化,但产量并不高。真正好的杂交水稻良种是1978年才开始推广的。今天,尽人皆知有个“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七十年代后期,我们听到的是关于杂交水稻良种的近乎神奇的传说,说有一人(也许就是袁隆平)当时在海南制种,上山方便,无意中发现不远处有几根野生稻,这以后才实现水稻的“远系杂交”。不管这传说是否真实,都说明了杂交水稻良种的来之不易。杂交水稻良种刚出来时,从领导到群众,都把它看得比金子还要珍贵。当时,我们地区的地委书记是一位老实人,春播时,他亲自守住电话机,不停地往各县打电话,反复强调一定要“摆播”,即硬要将种谷一粒一粒地摆放在苗床上,因而被干部们戏称为“摆播书记”。也是在1978年前后,在湘南某地田间地头,出现过这样的标语口号:“种不种杂交水稻,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这口号看来有点“骇人听闻”,这位书记也似乎有点可笑,但事实告诉我们,正是建国以来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才奠定了中国农业走上现代化快车道的坚实基础,奠定了彻底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的坚实基础。  

   

1919年,毛泽东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论民众的大联合》,开篇第一句就是:“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简直就是一位中国老农的生存体验。  

三十年以后的1949年9月,毛泽东这位三十年前的书生,此时成了共和国的缔造者,即将登上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宣言了。面对如此沧桑巨变,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白皮书,把中国革命巨变的原因归结为“吃饭问题”。(注)毛泽东针锋相对批驳了艾奇逊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且信心满满地断言:“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又三十年以后,杂交水稻推广普及,粮食问题基本解决,毛泽东已经长眠不起了。正当此时,社会上出现了“要吃粮,找紫阳”、“紫阳高照,万里东风”的说法和十八个农民按血手印的做法。  

再又过了“特别是”的三十年,2009年,一小撮牛鬼蛇神又翻出“吃饭问题”,在网上无休无止地散布“饿死三千万”的谣言。  

我觉得这世界很热闹,热闹得有点滑稽有点荒诞,所以我也来谈谈吃饭问题凑凑热闹。  

   

   

注:艾奇逊的原话是:“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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