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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来意:当毛泽东遭遇“闹事”的时候

作者:耿来意 发布时间:2014-11-07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    |  
毛泽东如何对待敌手的闹事,如何对待人民内部的闹事。

  毛泽东是一个农民运动王,是中国人民翻身闹革命的重要领袖。他就象西游记里大闹天宫的美猴王,“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一个“闹”字,便是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写照,对于旧世界,他是一个闹事者;同时,他又要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闹事者,尤其是旧势力的闹事者,而他对于“闹事”问题的态度和处理的方法也是别具一格,有着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大气魄、大视野、大手段、大格局、大境界。

  1919年7月7日至9日,湖南湘潭县教育会召开改选大会,毛泽东、宋焕达等当选干事,后在选举驻会干事时,黄宗宪等人破坏选举,营私舞弊,毛泽东挺身发言,力主正义。湖南《大公报》一则报道说,毛泽东发言“侃侃抗论,声色俱壮,全场为之耸动”。之后,毛泽东联合20余名干事,写就《呈湘潭县公署文》,祥叙当时情形,其中写道:“泽东等征集全县学界舆论,再三酌议,唯有暂行停会,并经向劝学所声明,补助教育会之公款,在此停会期内不得支发,一切文件、器具,托劝学所暂为保存。待今秋另行集会,举出筹备员,遵照部令,厘定会章,严限资格,重新组织,以便于教育事业确有所发展。此本会开会经黄宗宪等捣乱未得结果之善后办法也。泽东等诚恐有人另外发生枝节,希图破坏,祇得缕陈开会情形及议决善后方法,呈报钧署鉴核备案,批示祇遵,实为公便。”

  1933年6月,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中,要求作好查田运动的宣传,其中“要说明查田运动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武器。因为把封建残余势力肃清了,去掉了敌人藏在苏区的捣乱者,广大群众革命热忱提高了,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等项工作就更加好做。”

  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指出:“在贵党及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苏维埃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与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与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苏维埃与红军,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末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更是完全的空谈。”

  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中指出:“我苏维埃红军自去年八月发表宣言,提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来,转瞬一年多了。这一年间日寇的侵略有加无已,国土日蹙,国势日衰。现在日寇的凶焰益张。华北分离,绥宁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即长江沿海亦莫不敌船云集,蠢蠢欲动。亡国灭种的条件,接连提出。亡国奴的命运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和平久已绝望,牺牲是无可幸免。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共信。全中国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但直至今日,我们犹未闻贵党政府下最后决心,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这不能不使全国人民失望,不能不使日寇称快。”对蒋介石政府不顾民族大义执意围剿红军的倒行逆施,毛泽东指出:“虽然蒋先生声势汹汹,扬言聚歼红军,但我们认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故苏维埃及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谓:‘(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帮助。’依此命令,红军前线各部迄未向诸先生的部队作激烈的抗击,且逐步退让,以期诸先生的自觉。但是如果诸先生以为这是红军的示怯,那末未免大错。在十年对垒之中,为民族、为自由、为正义而战的红军的士气与战斗力,诸先生中不乏身受其教训者。现在集全国精锐于一处,用以抗击诸先生的师出无名和内部充满停战抗日情绪的部队,胜负之数,即诸先生亦当了然。 ”言辞既表明了抗日的诚意,又软中带硬,给那些企图捣乱的国民党军队以严厉的警告。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严厉地镇压汉奸。这个问题现在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汉奸们横行无忌:在战区则援助敌人,在后方则肆行捣乱,并有装出抗日面貌反称爱国人民为汉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镇压汉奸,只有人民起来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

  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政府的破坏活动,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其中指出:“凡属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善意协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是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之“相持阶段”中指出:“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论,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作的讲演《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对汪精卫傀儡政府和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反共事端进行揭露和控诉,他说:“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彻底,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他们就用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使两党各自孤立,最好是两党打起来。这样,他们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在河南就闹确山惨案,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劢提出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做文章骂共产党。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这样,汪精卫派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两家里应外合,把时局闹得乌烟瘴气了。”在这样的气氛之下,毛泽东并不赞同对时局悲观、对国民党完全丧失信心的观点,他指出中共仍应坚持两条政策:“一方面,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这是一条政策;一方面,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这是又一条政策。我们党的这些政策,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就是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这就是我们的根本方针。我们决不悲观失望,我们是乐观的。我们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我们也一定能够粉碎他们。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国决不会亡国。中国的进步是一定的,倒退只是暂时的现象。”

  1941年1月20日,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愤怒地指出:“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毛泽东进而讲到:“关于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月二十日下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九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整顿党的作风》中对于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进行了揭批:“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现在讲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现象必须预防,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我想,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老实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党校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指出:“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采取和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人民解放军则采取和各界人民合作的态度。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严办。”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指出:“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指出:“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指出:“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XXX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闹事”问题讲了很多,他说:“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 组织示威游行, 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杀几千几万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吗?能得到大多数人同情吗?‘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吗?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有优越性,这都是宪法里头讲了的,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要战争不要和平’,那好呀!你来号召战争,统共那么几个人,你的兵就不够,军官也没有训练好。这些娃娃们发疯了!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四千学生里头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个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坚持这几个口号的极反动分子,只有几个人。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帝国主义,我们从前不怕,现在也不怕。我们也从来不怕蒋介石。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还专门拿一个章节讲述闹事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才有点怪哩!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呜呼哀哉,痛哭流涕?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个难免论。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

  中国总是要前进的。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我看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一切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邓小平同志去讲话,就请他当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为我们所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了,突然来了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的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人酝酿闹事,酝酿暴动,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们一定要引为鉴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怎样,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先进分子,总要有个依靠。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次论述少数人闹事问题。他们:“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中说:“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我们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还是可以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争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是从来不悲观的。我不是说过,乱不了,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1965年3月4日,大约2000名中国、越南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留学生在美国驻苏大使馆外面抗议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苏出动军警和士兵进行镇压,毛泽东拍着桌子说:“这就是苏联的所作所为呢!什么人才镇压学生?只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才会这么干!还派了骑兵和士兵,这和旧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有什么两样?和段祺瑞、冯国璋、蒋介石有什么两样?修正主义当权,就是这个样子……古今中外,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世界是矛盾的,矛盾有时会以“闹事”的激烈方式表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旧的矛盾消失了,新的矛盾产生了,闹事问题成为社会主义阶段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一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他用哲学的方法,用事物的二重性的观点,揭示了“闹事”产生的历史及社会根源,并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面对闹事问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做好精神准备,充分暴露矛盾,采取积极态度,努力争取主动,充分运用法治,分化孤立少数,让他闹得输理。正象他说的“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毛泽东认为“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他还把闹事喻为脓包,他说“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

  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不同的闹事问题采取的态度、策略和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对于敌手闹事的针锋相对,对于人民内部闹事的和风细雨,体现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博大的胸怀和高度的智慧,这些宝贵经验值得后来人去借鉴和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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