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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背叛了革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顺流耶逆流矣 · 2014-12-30 · 来源:超级工程一览的博客
“乡贤”评析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毛泽东思想,对于新贵、知识分子和资本家,都是致命的枷锁。

  1967年五六月份,文革高潮期间,北京中南海进行修缮,在新华门的影壁上,贴了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为人民服务”标语,在门前两侧墙上,做了两条标语,就是现在人们熟悉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全国各地开始铲除标语、语录、口号等“文革”痕迹。与此同时,中央警卫局全面铲除中南海里留下来的革命标语,仅有新华门前的三条标语得以保留。

 

  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田家,是乡绅,是士人!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

  ——1925年《说几句私房话》,叶楚伧,《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

  【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众所周知,我是个中立的人,或者说,是个中庸的人。我不赞赏南京政府,同样也不赞同赤色激进主义。大家可能听出来了,我在先头用了‘不赞赏’,而后面用了‘不赞同’。是的,我只是不欣赏南京官老爷们的做派,但对他们尊重学人与绅员,还是认同的。我们的这个国,自古以来是靠着良绅施善业、学人尊德行而立。如今,乡绅操业不同了,学人治学不同了,可殊途同归,他们还是国之脊梁、邦之干城。而赤色激进主义,我不赞同的,就是其贬低知识者、有产者,而妄举群氓之属,竟欲以无产无业之人,统领国政,筹立新统,这是我恕难认同的。中立之路,在乎持平。学人、绅员让利于劳工阶级,劳工阶级赋治权于学人、绅员,这才是两厢中庸的道理。妄图完全剥夺有产者之利益,而尽赋予群氓,我是绝不能接受的。我反对激进主义,正在于此。

  ——1930年4月《中立思想之漫谈》,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台湾省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 ”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是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张厉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台湾省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安春山,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

  我们需不需要建国,或者继承南京的中华民国,我个人,有不同意见。我们进行革命,归根结底是什么?不是为了延续封建的王朝统治,也不是为了追求资产阶级的所谓民族国家。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福祉与安宁。既然如此,我们有必要限定一个被叫做‘中国’的民族国家吗?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联合为一个无产阶级的联合实体呢?腐朽的王朝国家体制,与同样腐朽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制,同是解放无产阶级的障碍。我们的革命,为何要建立、或恢复这样一个国家形式?所以,我的意见,在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后,立刻与苏联进行整体的合并,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联合体,向彻底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迈进!

  ——1948年11月《请同志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信仰》,凯丰,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中共沈阳市委书记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必须出兵,朝鲜不能丢。但出兵是手段,不是目的。出兵把美帝赶走,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赶走美帝后,要不要再保留朝鲜,保留这个国家,我的观点是,不需要。朝鲜作为民族国家存在,对于我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必要性。让朝鲜人民加入到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让朝鲜的无产阶级成为我国无产阶级一份子,这样才真正符合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主旨。这种联合,也为日后我国与苏联进行无产阶级政治联合,积累必要经验。我们必须要牢记,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爱国主义,而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朝鲜要出兵,但朝鲜没必要立国,这就是根本利益。“

  ——1950年9月《我们的目的与经验》,王稼祥,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首任驻苏联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有人说,杀人不对,太残忍、太血腥、太激烈。我要说,错!不是不对,而是太对!杀得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就因为杀得少,那些假学人真小人,才受毛匪蛊惑,充当赤色思想工具;就因为杀得少,那些心口不一的士绅,才随风而倒,为虎作伥;就因为杀得少,那些杂系军阀才左右逢源,视党国如儿戏;就因为杀得少,我堂堂青天白日旗,才落幕金陵、忍泪山河!今日不杀,明日毛匪就会入台,占了这中华最后一寸自由之国土,奴役我辈中华最后一部自由之国民。以杀止难,吾所为也!

  ——1951年《仁者杀人,谓之仁》,贺衷寒,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中将处长,国民党中评委,台湾省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东北留在我国,或者并入苏联,哪一个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最有利?我想,绝大多数同志都会认同,并入苏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更大。相比于我国,苏联已经建立起高度发达的重工业体系,拥有令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强大军事力量,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保护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东北并入苏联,将极大地加强苏联的原料供给能力,最大限度地将资源转化为打击帝国主义的现实力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更强有力地物质支持。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不应固守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而应从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上考虑问题。同样的理由,也可以应用于北朝鲜、印度支那等问题上。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个人保留以下建议:一,东北并入苏联;二,北朝鲜并入我国;三,印度支那部分地区,由我国执行主权管理。

  ——1953年9月《为了共同的信仰》,高岗,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理(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于右任,台湾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那边进行了热核爆破,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我告诉大家,不算!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

  ——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钱思亮,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长

  大陆搞文化革命,最近两年,被海外中外媒体批判的厉害。大陆搞这个东西,为什么被批判?我个人看来,并不是它破坏了多少自由,也不是它害死了多少人。最根本一点:它颠覆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秩序伦常’!在大陆搞的这场运动里:体力劳动者被宣传置于脑力劳动者之上;不修边幅的群氓分子被置于知识阶层之上;新进的青年干部被置于开国元勋之上;没有资历和背景的社会流民被置于书香门第之上;等等。这种颠覆伦常与秩序的举措,在知识阶层看来,就是一种原罪。

  ——1969年《有话大声说出来》,李斯翰,澳大利亚悉尼华人报业联合会干事,洪门澳洲分舵干员

  经济统制方案,不是洪水猛兽,更不是赤色专制下的共产共资。经济统制是国家资本对流通市场的主动干涉、对金融市场的善意控制、以及对微利行业的特殊校对。经济统制与自由经济并不抵触,它是自由资本流转的监控器,是私有资本增殖的地基。只有希望极端垄断资本暴政的人,才会反对经济统制方案,进而反对国家资本的主导地位。这不是自由与专制的对峙,而是伪善与真诚的较量。

  ——1974年《对宣传机构的一些建议》,张兹闿,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台湾银行董事长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郑道儒,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外交部顾问

  联产承包制是新贵们干的最无智的事,说遗祸千秋,也不为过。联产承包制的本质,就是承认同一化的不动产所有制,无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迫进行不动产使用权的私有化分割,来进行产业重生。这是向私有资本合法化妥协的第一步,一旦迈出这一步,新贵们会发现,他们将无法回头。因为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论依据,使用权私有化分割,必然开启不动产产权与非不动产产权的全民私有化需求。这种需求,是垄断资本经营执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这个执行者是组织内的高级干部,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

  ——1980年《掘墓人在内而不在外》,李明颜,香港《大公报》政评人,香港启德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主义革命,并非反对某个特定人群,也不是反对某个特殊阶级,甚至不是反对某种特殊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是反对流通资本的私有化增殖行为。资本主义废除了权力的血缘继承,却赋予资本以权力特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一个人,没有特权;但资本,却拥有特权;而人,可以占有资本,从而继承附着于资本之上的社会主权。社会主义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废除资本的社会主权,从而废除资本赋予人的权利。

  ——1981年《社会主义革命论》,李卓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王建煊,台湾省,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

  (大陆)严打,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当笑话看,有人当课题考察,门外人看门内人,做的起劲,看的却茫然。其实,用中共的话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是什么?是严打。本质是什么?这个难说。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我的观点,是清肃。清肃谁?清肃文革期间习惯了下克上、习惯了粗人反文人、习惯了用运动反官老爷的人。这些人不怕老干部,不想老干部们过好日子,不想老干部们重整河山。这些人还想着自说自话,还想着借毛的名义反对知识分子、反对老干部,穷凶极恶嘛!罪该万死嘛!万死难恕嘛!所以,要严打了。以打击犯罪的名义,清扫一切害人虫!这是翻身做主人的老枪们,对幸进新贵的反击,根本上,是对那个死而未葬的人的反击。

  ——1982年《隔着大门向里看》,邵立儒,新加坡三立新闻集团华语部干事,新加坡华人商会干事

  毛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但确实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毛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改造的意识形态观。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并非出于女性自觉的权利争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式男女平权运动,确实最佳的处理方式。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1983年《两性地位的再申论》,刘宇,台湾省,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李学先,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我们为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要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讲起。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是什么?简单而言,就是建立在资本本身平等化与资本权力差异化基础上的社会契约。每一分资本,其本身是平等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进步的主要方面;但每平等资本相聚合,由于其垄断程度的不同,必然造成差异化的权力结构,也就产生了不平等,乃至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压迫。在这种产权压迫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即资产阶级法权,理所当然是不平等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允许拥有资本量多的人,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地’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也不能允许资本本身带来的法律上的优势地位。这是无产阶级司法体系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避免的根本问题。所谓司法独立,从根本上讲,是大资本化时代最迷幻的梦境而已。

  ——1983年《在小组讨论上的几点意见》,李一清,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邮电部第一副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委会委员

  这两年,我们放回了许多老贵族(指少数民族旧上层)和他们的后代。有些同志说这叫‘宽以待人’,还有人引经据典,说这是‘远怀夷人’。我只想问在座的同志们,我们的民族政策原则是什么?主席曾说过,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阶级化,化民族冲突为阶级斗争。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方法,团结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了贵族奴隶主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完整。如今,我们却要放回那些曾经的奴隶主和宗教头子,寄希望于他们来’念我恩惠‘!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丢了阶级斗争这件战无不胜的武器,我们必将陷入历代王朝与少数民族尖锐对立的怪圈,永远不得解脱!

  ——1984年1月《大胆向中央建言几句》,李学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宁夏军区第一政委

  【注:1980-1986年间,中共先后释放超过9000名各少数民族原上层统治者与其家族后代人员,陆续返回本民族居住地,并返还其部分被没收的财产。同时,不再要求少数民族聚居区地方党组织、群众组织,再进行“反压迫、反奴隶制”的宣传活动。】

  主席(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毕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顶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要说翻旧账,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什么最有意义?主席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他把书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点我服气!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我这个老头子,看不惯!

  ——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

  大陆开始大讲邓小平理论了,开始淡化毛泽东思想了,这是舆论界的共识。大陆为什么要这样搞呢?除了现实政治角力之外,我认为,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对统治权威层级的颠覆。无论这个权威是封建帝王、资本所有阶层,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信徒自居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例外。因此,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反对层级制度的斗争,其结果必然指向对新生统治集团的再次斗争。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只能实现‘全民统治阶级’,即‘没有单一功能化的官僚体系,建立全面政治权利平均化的非国家体制’。很显然,这套理论体系,对希望进行党内资本瓜分的新贵们,对希望重新获得舆论垄断的知识阶分子们,对希望重新获得私有资本流转权的新型资本家们,都是致命的枷锁。也正因如此,他们把这套思想体系打入冷宫。

  ——1986年《思想解放的实质与阴谋》,冯晓阳,新加坡星月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大公报》文化专刊记者

  这次中央能及时出兵,我看就很好。这几年,我们把绳子放松了,对这些老贵族们客气了。人家就觉得我们好欺负了,觉得有外国人撑腰了,觉得又可以裂土封侯、继续做主子了!表象上,是民族问题;根子上,还是阶级斗争。中央让一步,人家进十步;中央好言好语,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宁人,人家上房点火……还是他老人家(指毛)说的好:有些问题,不张嘴,不动刀,是不行的!要我说,不用统计杀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这些都没意义。叫嚷自决的、自治的、独立的,有一个算一个,杀了不为过!在这点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

  ——1986年2月《这就是平叛,没什么可隐晦的》,黄经耀,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宁夏军区司令员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贾静,江苏省委宣传部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编辑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

  ——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李焕,台湾省,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除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姬鹏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

  有些事情,当时不许说,有必须控制影响的道理,但不能永远不许说,这不符合唯物主义。比如当年主席(指毛)力主入朝,一是怕苏联人掺合进来,霸住东北不走;二是要消耗掉400万投诚国军。再比如珍宝岛那几枪,两国各自给自己的激进派一颗甜枣,把调门降下来,毕竟谁都怕真打。这些我们没有刻意宣传,但党内一直没有隐瞒,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党内都不让说,我们就会垮掉。那么,现在谈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在党内就不应该由太多忌讳。那一仗必须打,这个是大家的共识。不打仗,军内就无法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队上来的小头头们,就不会真心跟着中央走;不打仗,几大军区始终跟中央别扭着,像丁鹞子(指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人,就会层出不穷;不打仗,老干部们就不会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稳;不打仗,美国人也不会给我们松缰绳,大鼻子头(指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明骂实夸地给咱们送笑脸——咱们是帮他抛掉越南人这个万年大包袱啊!这些个,党内要公开,不能都瞒着。党内没有民主气氛,到了关键时刻,党的战斗力就体现不出来。至于那些个人道主义卫道士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只会汪汪叫,成不了事的。“

  ——1987年11月《党内民主不是做给人看的》,尤太忠,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

  咱们党内有渊源,军内有山头,这个不用回避,是客观存在。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会大动干戈地整军、整党,自然也不会把人得罪光(全场笑)。有山头,但不能唯山头论,这时原则,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军阀。宣传的时候,刻意避重就轻;但做战例总结,咱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尊者讳,也不要为死者讳。就拿东线(指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的东线战场)来说,现在说许疯子(指许世友)是胡闹,是昏头,有没有同志反对?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连人家一个完整的防区集团军都没兜住,最后搞了个交叉火力线(指东线停战时,双方火力接触区的情况),让人家打了几个反击。这打得什么仗?烂仗、蠢仗、糊涂仗!

  说句不好听的,当年和印度人也这么打,直接火线枪毙,也没人去喊冤!许疯子人没了,咱们不是揪住不放。

  只是拿来做个比方,让同志们知道,党内军内要民主,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骂就怎么骂。不让说,不让骂,都成了闷嘴葫芦,将来打起仗来,是要吃苦头的!“

  ——1988年1月《党内要让人说话,说真话》,陈锡联,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

  那边又再扫黄了,放在我们这里,叫‘打私娼’。不过对面不分私娼或公娼,所有性交易,在那里都是非法的。这本是赤毛时代引以为傲的功绩之一,如今却遭到颇多非议。非议主要有二:一是这违背人性,娼妓古来有之,只要有人在,就不可能被消灭;二是这违反人权,是对性从业者权利的侵害,是暴政的体现。其实,这种评价,颇有些鸡同鸭讲的味道。那边禁娼的根源是什么?风俗道德次之,意识形态也次之,根本在于私人资本的支配权!性产业的根源,在于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这是资本财富化与财富私有化的最主要体现。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自从产生私有财产与阶级分化,性交易就出现了。对面禁娼,根本上是否定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权,进而否定私有资本的合法性。以同一化的国有资本进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垄断。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禁娼的根源所在。

  ——1988年《私有资本的非法性综述》,李明睿,台湾省,文化部“复兴与统一”小组副组长,台湾新青年统一促进会干事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为它的涵盖面太广,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阶级斗争需不需要搞?需要,因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社会存在阶级分化,有阶级分化就必然有阶级斗争。其实,这不是我们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愿不愿面对它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我们敢搞?因为过去我们是被压迫阶级,我们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统治阶级利用资本所有权进行资本镇压与掠夺的行为;为什么现在有的同志不敢搞?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镇压者与掠夺者;他们已经、或正在背叛无产阶级,转而向资本垄断者靠拢;他们已经在内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资本体系,开始为了家族与个人而进行资本积累……总之,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新的资本统治者,所以,他们不敢再搞阶级斗争了!

  ——1988年1月《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些感受》,刘西元,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这次是给同志们介绍情况的,也算是汇报情况的。内参已经发了,大略的事情(指1987年底在拉萨的平叛),同志们都清楚了。没错,杀人了,还不少的。这个,同志们应该已经想到了。咱们不是报社的编辑,说漂亮话不是咱们的工作。杀人,这话好说不好听,但还要说。不杀,不能平叛,对就是平叛。这个性,就是这么定。和自由啊、民族啊没关系,就是叛乱。不管别人认不认,我们就定这么个性质。这是政治(需要)。近期,这是一阵风,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风很盛,不过是虚的,掀起些小浪头,翻不了船。我们杀人,就是告诉那些想复辟的贵族头子们,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枪口,还是热的!

  ——1988年3月《谈一些情况,讲一讲问题》,任荣,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副书记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什么问题?明面上,是搞经营,搞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老书记(指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要有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来钱快,那是其他买卖比不了的!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我看未必!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底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卯足了力气干!这个鬼样子,日后中央有行动,指望谁?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1988年4月《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秦基伟,云南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军事演习总指挥

  现在的危险,在内部,不在外部。外部的反对者,有些是敌人,有些仅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志。但在内部,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屋子里,有些同志却有变成敌人的倾向。他们对组织的限制不满,对组织赋予的权利终将失去不满,对利用职务获取的利益可能无法保住不满,甚至对不能把国有资产正大光明变成个人产业不满!他们希望成为中国的资本统治者,成为中国的财阀领袖,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他们认为组织碍事了,认为只有借助自由、民主的名词,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一句话,他们眼红了!

  ——1988年9月《请各位同志们认真思考》,欧阳斗,北京市市长助理

  局势很紧啊,不过没什么,天塌不下来,太阳照旧要升的。他们(指学生们)占理不占理?要我说,占理!从来学生都是要反官府的,当年我们这么干,如今人家也这么干,没啥不对。那我们要不要让步?不让,坚决不让!我们不是对学生不让步,而是对他们后边的那只手不让步。这是大原则。至于我们自己,要改,要坚决改。(毛)主席反派系、反家族、反族权垄断,如今都冒出来了。难怪人家骂娘!这样是不改,天理不容!

  ——1988年12月《不要怕,更不要慌张》,王震,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官方撒手的遗祸,在汉城一览无遗。强大的体操队失误连连,零落的小球项目渐入困境,田径游泳被被逼入死角……北京在1983年开始的放手政策,让中国在奥林匹克竞技赛场上,逐渐陷入被动,这是不可原谅的!奥运舞台,强者为尊,金牌等于全部!这是和平时代,国力的比拼,荣耀的较量,尊严的抗争。失掉金牌,不只失掉荣誉,更失掉了一个国家的尊严与民心。览美苏两超,白刃搏杀;欧日诸强,战不旋踵。唯我国家,丧城失地,此国家之耻,民族之辱,种群之惨祸!望在位诸君,以民族大义为念,勿吝于区区阿堵物。以财政供体育,以金牌设战略,扬吾国威于赛场,致吾国旗于顶峰!”

  ——1988年12月《劝谕当政诸君书》,齐先勇,香港《文汇报》国内新闻版副主编,东南亚华人记者联盟理事

  【注:中国官方在1983年,宣布逐渐停止对体育领域的官方支持,减少财政对体育的投入,致力于“体育项目养体育人”的政策。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军团惨败,举国哗然,华人世界人心大痛。各地媒体强烈谴责官方的“紧缩战略”,要求“财政投入,举国支持,金牌战略,壮我国威”。至此,中国官方自我反思,拉开了奥运金牌战略的序幕。】

  人要有所畏,而后能立世。人如此,党亦如此。我们畏什么?就当下而言:(广场上)坐在那里的学生,不需要畏,他们还是孩子,是我们的接班人,只是有些叛逆而已;那些戴眼镜的先生们也不需要畏,他们大都是理想主义的书呆子,科学发展还要靠他们;那些个上蹿下跳的幕后斗士们,更不需要畏,他们就是蚍蜉、小丑,捣乱都捣不好,更不会成事……我们要畏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有些同志,权力大了,可动用的资源多了,就开始反感组织约束了,开始幻想私有化自己当资本家了,开始想着自由竞选自己当大总统了!打着红旗反红旗,说的就是这些人,这些想把组织赋予的权力无限化的人!这些人,是我们需要畏惧的,也是我们必须消灭的。他们,只有他们,是我们的事业的最大的敌人!

  ——1989年5月27日《我们需要真正警惕的》,贾春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国家安全部部长

  从苏联发生的事中,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教训?我认为:首先,敌人在内,不在外。真正威胁我们事业的,是我们内部的那些渴望斩断组织监管、渴望窃取国有资产、渴望成为资本家的干部,是那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军工产业的头头、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们,他们在感到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受到组织约束时,就会跳出来倒戈一击;第二,制度要健全,这不是说好听的话,而是为了我们事业的生存!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将所有内部的野心家们,都置于组织的监管体制下,让他们没有机会实现野心,让我们的事业始终处于高度的安全状态;同志们,外部的威胁始终存在,我们从来不怕;内部的危险也长期存在,我们要严阵以待!

  ——1990年《我们当前面临的局势》,罗志敏,四川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纪委副书记

  这十来年,这些红孩子们(指中共高层的子女)确实很不像样子,很不像话。学生们(指1989年)当时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这个我们不要避讳。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同志们的子女在做什么,有几个当工人、当农民的?有几个靠工资过日子的?包括我在内,我们有个能不为子女打小算盘的?……中央这回下决心了,都送出去,统统送出去。这个不会改了,已经定了,只有执行一条路。不管你红几代,不管你爹妈是神是佛,都送出去。你在国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罢,你不能回来,更不能干预国内的政事。这是原则……现在重点是省部级,以后要往下走,有实权的子女统统要走,绝不能留在国内狐假虎威,中央有决心,同志们最好不要挑战底线……

  ——1992年4月《关于中央决议案的补充讲话》,吕枫,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注:1978年以后,随着文革期间被打压的党内老干部群体,相继平反,并回到领导岗位。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来一股猛烈的“红二代、红三代”从商、从政潮,这在当时被成为“大院儿冲击”,又称“第三梯队提前上位”。整个1980年代,大量的“大院红色子女”充斥各个领域的资本积累前沿,制造了相当严重的负面舆论,成为历次运动中,学生、知识分子抨击的对象,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感。有鉴于此,1990年以后,中央经过反复调研,出台了”建议中高层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的内部决议,即“在尚未健全规范领导干部子女参政、从商条例,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尽量鼓励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预国内政治生活”。从此后,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生活成为常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阶层对国内政治运营的干预。】

  最近这么高调(指1993年毛诞辰100周年时,中央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有几人是真心的呢?我看不多,群众真心的多,越往上边越少。这阵子风,多往军事上刮,不错,主席在打仗上是杰出的,这个你承不承认,都是事实。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后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就不只是军事上的事情……主席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二是坚决摧毁敌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这三点,是主席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不宣传这三点,却去纠缠于军事问题,可笑啊……如今路走得不稳了,需要主席这面大旗撑腰了,等哪天又站稳了,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大家关注了两个月,如今算是尘埃落定了(指银河号被美方强制检查一事),可以简单总结了。咱们有内参,有内讯,还有舆情整理,相信大家都看了。大体情况就是这样,至少从我的渠道了解,咱们确实被冤枉了。当然,话不能说满。政治嘛,尤其是国际政治,暗的多,鬼得很。咱们给那边(指两伊),总有些关联。咱们是五大国嘛,五大国踢加利(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场子,正常。这次,咱们吃了亏,至少是吃了闷亏。人家没搜出赃物来,却不给我们道歉。一个多月啊,让人家搜来查去,堵在海里,说不好听的,就是嫌犯嘛。咱们抗议了几次,没用啊。人家有盟国,有航母,有国际大管家的身份,样样都比咱们强。在国际上,人家是这个(伸大拇指),咱们是这个(伸小拇指)。亏吃了,日子还得过。今后的日子,估计还要难过一阵子。人家想一劳永逸,把咱们解决掉嘛。几年前没解决掉,今天也要解决掉。今天在这里说,日子难过,也得过,而且很快就会好转。人家要如何,由他去。主席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我们扎好篱笆,多大的风,也刮不走屋顶的。

  ——1993年9月27日《给同志们吹吹风》,钱其琛,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

  这是值得高兴的日子,但不用太兴奋。它回来了(指香港回归),至少是名义上回来了。不过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质上就是和当年的租界没区别。这不是贬低它,而是有话直说。这种单方面的事实独立,再结合我们处于弱势的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它发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它发展遇到困难了,就是它自由受我们限制、法制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总之,无论回归后,它是好是坏,都极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对立面,进行导向型攻击。我本人,一点也不看好两边能互利互惠地作为一家人过日子。

  ——1998年4月《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李欣欣,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副局长

  谁最恨大陆目前的体制?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并不是学运领袖们,不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们,更不是那些民族分裂者们。没有目前的体制,领袖们就无法得到源源不断的外援,帝国主义们就无法为国民树立敌人,民族分裂者们就无法凝聚极端民意。这套体制,他们其实是最大的受益者。最敌视这套体制的,是那些体制内的、拥有决策权与审批权的、却被体制束缚不能把资本个人化的党内新贵们与重获权力的元勋们!毛用他的毕生精力,与试图建立党内资本垄断、地方家族垄断的人战斗,直到最后众叛亲离,被明曝暗贬地打入另类。如今,掌握者各种权力的元老们、新贵们,一方面借助体制威力谋求利益,一方面又憎恨组织的监管与限制,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瓦解组织体系,将巨量资本化合法化地私有。堡垒,永远从内部被攻破,这是古今中外永恒的真理。

  ——刘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香港新马克思主义学会副会长,《受益者与反对派》

  中国官僚集团用三十年时间,坚持不懈地造谣污蔑,证明了毛泽东和那代革命者的伟大。

  背叛革命,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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