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说，英国的商品是工业品，工业品具有价值高、体积小、便于长途运输、不易腐烂损坏的特征，因此，很自然地便在贸易竞争中获得了优势。但马克思说，这种价值高、体积小、便于长途运输、不易腐烂损坏的商品并不是什么工业品，而是鸦片。
正如1840 年从英属孟加拉开来的英国舰队不过是由木头船组成的，因而英国并非靠“船坚炮利”打败了清王朝一样，东印度公司垄断的也不是任何英国工业品，而是与印度土地相关的一切基本生活资料，首先是鸦片和粮食这两个大项。当然，英格兰银行并不直接投资于鸦片生产与贸易，因为英格兰银行投资于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期货和汇票，鸦片期货和汇票的交易额是鸦片产量和实际贸易额的数百倍，鸦片的金融价值要远远高于其实际价值。理解鸦片战争的关键在于：英国人不仅是贩卖鸦片，更重要的是他们炒卖鸦片，正如荷兰人炒卖郁金香、当代中国人一度炒卖大蒜一样，所以，马克思方才提醒我们务必要记住：在19 世纪的英国与欧洲，鸦片不仅是商品，而且是金融产品。
把鸦片汇票、鸦片期货交易与鸦片生产和贸易区分开来的第一人当然就是马克思，这意味着“金融自由”与“贸易自由”绝不是一回事。英国人打着维护“贸易自由”的旗号，实际上维护的却是金融霸权。也只有从马克思的角度，即从金融的角度，我们方才能够理解：林则徐虎门销烟所打击的绝不仅仅是几个鸦片贩子，因为它造成了英国金融市场的混乱和崩溃，严重威胁了英国的金融霸权。而这正是英国议会一致表决通过，必须对中国诉诸一战的真正理由。
那么英国人是怎样把鸦片和大米作为金融产品进行炒卖的呢?马克思说：
沃伦·哈斯丁的审判记录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叫沙利文的人，当他因公出差到印度一个离鸦片产地很远的地区时，接受了一项鸦片契约。沙利文以4 万镑把契约卖给一个名叫本恩的人，本恩又在当天以6 万镑转卖给别人，而这张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和履行者声称，他从中还赚了一大笔钱。根据一个呈报议会的表报，从1757 年到1766 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让印度人赠送了600 万镑!在1769 年到1770 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
可见，虎门销烟使英国损失的不是鸦片的贸易价格，而是鸦片的金融价格，英国损失的不是鸦片在商品市场上的真实价值，而是鸦片在金融市场上的泡沫价值和虚拟价值——后者是前者的数百倍。戏剧性的是，林则徐无形中帮助英国捅破了金融泡沫，而伦敦交易所在鸦片投资上的损失却需要由中国的赔款来支付。
经济学家们只知道鸦片作为商品，他们只知道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们却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鸦片的“价值”。鸦片的价值就是指它的金融价值，这种价值是全然虚拟的，但正是为了维护鸦片的金融价值，英国才不惜与中国诉诸一战。资本家发动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战败国的人口、占领其土地，而是要把全世界的生产资料以暴力的手段垄断在自己手里，使这些生产资料变成货币化的资本，使那里的人民与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生产资料完全脱离，使那里的人民被从原有的社会关系中生生剥离出来，而处于“活死人”的状态，也就是奴隶的状态。马克思把这种“活死人”的状态比喻为“被鸦片麻醉的状态”。因此，马克思将鸦片视为将人驱入“奴隶状态”的一种武器。
(摘自《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韩毓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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