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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的淮海战役:上海1949

正蓝旗下 · 2015-07-15 · 来源:红歌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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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这场经济大决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要:2015年的7月,中国的股票市场经历了激烈的多空搏杀。而在66年前的1949年,上海的金融市场,同样也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大战,被誉为新中国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

  陈云挂帅

  1949年正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代,解放军一路高歌猛进,横扫千军如卷席。4月23日解放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5月27日解放中国最大的工业和经济城市上海。

  但是共产党面对的却是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几十年来的军阀混战,抗战,再是内战,整个中国的经济形势早已经是千疮百孔,濒临崩溃,工厂停工,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经济局面相当严峻。

  物价能不能稳定?通货膨胀能不能控制?投机资本能不能清除?这是共产党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所面临的全新考验,也是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的前提。这是在共产党人面前一场全新的斗争,经济战场上的大决战。这个战场就是资本家最为集中的中国经济中心——上海,那么谁来指挥这场经济大决战呢?共产党的高层几乎一致同意由陈云来领导这场经济大决战。

 

  陈云,1905年出生于上海青浦,年轻时曾在商务印书馆这家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化企业中,从学徒逐步升到店员,不仅学会了能打得一手好算盘,还学到了不少商业知识,更是在大上海的经济大浪中见识过了不少大场面。参加革命后,便很自然地成为共产党里的理财高手,30年代初就在上海为党组织开办商业机构筹措经费,成效卓著;1944年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相当出色;1948年东北解放后出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他的领导下,东北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所有这一切,都让共产党的领导层对陈云管理经济的才干十分赞赏,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都认为陈云是领导经济决战的最佳人选。

  1949年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陈云担任主任。毫无疑问,中财委就是共产党领导这场经济大决战的最高指挥机构,中财委成立刚刚七天,7月19日,陈云便匆匆奔赴上海,因为此时在上海的经济战已经打响了!

  查封证券大楼

  5月27日,上海解放。在经济方面共产党宣布金条、银元以及外币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禁止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并明确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但是由于上海刚刚解放,老百姓对共产党还有疑虑,害怕人民币大量贬值,所以人们领到薪水后第一时间就将人民币去购买柴米油盐或者兑换成黄金、银元或者美元。当时人民银行每天发出多少人民币基本上当天就回收多少,几乎没有流通,等于是失去了发行的意义。所以就有资本家放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当时资本家的大本营就在市中心汉口路422号的证券大楼(今天叫华企大楼,是上海市五金交电公司电讯器材批发部、机电设备供应公司电工器材供应站、五金机械公司和中国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华东分司等多家单位的办公地),此时证券交易基本上已经都停止了,在证券大楼里主要是“黄白绿”——也就是黄金、银元和美元的交易,并且通过证券大楼里的电话与外部联系,操纵整个上海的金融黑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银元的价格迅速疯长。5月28日,上海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为1OO:1,即1OO元人民币兑换1枚银元,到了6月8日,已经涨到1000元人民币兑换1枚银元,几乎暴涨了十倍。

 

  同时,由于银元的暴涨,很多商店拒收人民币,更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币的贬值,物价随之迅猛上涨。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就上涨了两三倍,对于升斗小民来说,生活立即受到了剧烈冲击,引起了全市性的恐慌,这也让人民币和人民政府的权威难以确立。

  这场货币黑市交易的暴风眼就是证券大楼,当时的证券大楼号称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是官僚资本和投机资本操控金融的重要场所。抗战前在这里登记的证券公司有192家,就连蒋介石20年代也在这里做过股票。此时更是人头攒动,兴旺异常,1949年6月5日在这幢大楼里就有2万人在进行交易,俨然成了一个变相的豪赌场所。而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在整个上海街头巷尾的银元贩子就猛增到了8万人!

  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人民政府一开始采取的是最常规的经济手段来稳定人民币——抛售银元。6月6日,人民政府抛出了10万银元,但很快就被投机商们消化掉了,根本没能起到稳定人民币的作用,反而助长了投机商的气焰,很显然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面前,10万银元的力量实在太小了。

  陈云立即认识到,面对现在这样猖獗扰乱金融秩序的情况,单单采取经济手段肯定不行,必须要以霹雳手段来彻底击垮银元的地位。在6月7日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紧急会议上,陈云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查封证券大楼,惩办一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这次查封行动由华东财政委员会金融处负责调查,掌握应予惩办的人员名单和罪行;公安局负责全力配合;华东警卫旅负责对证券大楼实行武装包围。同时陈云表示要把查封上海证券大楼的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要打就要一网打尽。 华东局的决定很快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

 

  6月8日,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就派人去买了一批西服、长衫等便服。然后召开处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昨天华东局会议的精神,并请金融处处长陈穆向大家介绍了证券交易所和银元交易的情况。决定先由刑警处长马乃松、刑侦二科科长黄克带领少量干部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行动时对证券大楼证券公司最集中的五个楼层各组织一个大组,再按房间设立小组,每个小组三人,负责对每个房间进行搜查。规定行动中不准开枪,不准打人骂人,不准擅自放走一人,不准携带个人钱财物品进入大楼,出来时也不准夹带任何物件,一切缴获品全部由金融管理处负责登记保管。在查封证券大楼的同时,各个公安分局负责捣毁本辖区内的金银外币非法经营窝点。随后,又向华东警卫旅副旅长刘德胜和参谋长刘春芳传达华东局的指示,要警卫旅抽调部队配合行动。

  会议结束后,从刑警处抽调200余名干警,由刑警处长马乃松负责召集并进行政策和纪律教育。8日、9日两天,马乃松带领少数骨干干警,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留局待命,并不得与外界有任何联系,以防泄密。同时,金融处依靠原来地下党在证券大楼的秘密工作人员张统祯、徐兰甫等人,对证券大楼内的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惩办者的名单。

  6月9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于6月10日上午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随即由军管会下达命令给上海市公安局及华东警卫旅等有关单位。

  6月10日上午8时许,李士英、马乃松率领200余名干警,全部穿着便衣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分成五个大组控制了各楼层和所有进出通道;华东警卫旅副旅长刘德胜、参谋长刘春芳也到现场负责行动指挥。

  上午10时,华东警卫旅派出1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严密包围了整个大楼。紧接着,上海1.2万余名工人、学生在证券大楼外围封堵交通,并向市民作宣传解释。

  当警卫旅的部队包围证券大楼后,分布在证券大楼内各个场所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就地接受检查。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取人民银行代表赵帛的教育。集中到大厅的共2100余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38名送到思南路看守所羁押外,其余1800余人均陆续放出。

  在对证券大楼采取行动的同时,黄浦、老闸、新成等公安分局也出动七组公安人员,分头取缔各区银元投机活动,并按名单拘捕了陈瑞堂、励荣然、邬延康等8名重大的投机犯罪分子,对400余名从事小额贩卖者则集中训话,免予查处。

 

  这次行动在证券大楼共抄没黄金(含金饰)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9371元(旧币),各种囤积商品(呢绒、布匹、颜料、肥皂等)折合人民币35530700元(旧币)以及手枪2支。各分局共抄没黄金81两,银元4488枚,美元2720元。

  对证券大楼被扣押人员的审查处理工作,由公安局、法院与金融处派出的工作队共同进行,贯彻以经济惩罚为主的原则,分三批对被扣人员以经济上给予严厉制裁。其中受刑事处罚的均由人民法院判处;凡被处有期徒刑的,允许以罚金折抵。

  6月11日,公布《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重申禁止金银计价使用、流通和私相买卖,并规定了处罚的原则。根据这一法规,上海市公安局继续查处非法买卖金银活动,至1949年8月初,共查处金银投机案件2359起,查没银元12745枚,黄金119两,美元2505元,并收得罚金人民币9953030元(旧币)。

  在这之后,陈云继续部署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命令铁路交通一律只收人民币,税收也一律征收人民币等等。通过这些措施,银元投机活动逐步被控制,人民币终于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初步稳定了上海的金融市场。

  两白一黑的多空大对决

  查封证券大楼,是共产党通过强制手段而非经济手段取得了的胜利,但是金融投机商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认为共产党还是靠枪杆子,搞经济还是不行的,但是迫于共产党的压力,被迫将视线转移到了别处。这时,一场天灾揭开了新一轮经济决战的序幕。1949年7月,华东、华北地区先后暴雨成灾,上海粮价随即应声而涨,投机资本抓住这个机会迅速转战大米市场,上海的物价暴涨又很快引起了全国物价的波动。

  当时,大米、棉纱、煤炭这三样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被称为“两白一黑”,也是各种物价的标杆。陈云认为,要控制住飞涨的物价,首先要稳定住“两白一黑”,而在这三种物资中,重中之重就是大米。只要解决了大米,其他事情就好解决了。所以陈云急电东北财政委员会,紧急调拨一批粮食支援华北地区,还派中央财政委员会的一个副秘书长专程前往东北,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北京,他指挥有关部门在天坛大张旗鼓地打席囤存粮食,每天囤席存粮的数量都在增加。上海乃至全国的粮食投机商看到国家手中的粮食数量很大,自然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在解决了大米问题后,接着就是棉纱问题了。当时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到处收购棉纱,进行囤积以控制市场。在投机商的疯狂抢购下,上海棉纱的价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上涨了近四倍。棉纱价格的上涨,如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在此情况下,陈云决定在棉纱上给予投机商一个沉重打击,他曾对手下说:要让资本家怎么吃进去,再怎么吐出来。

  而这次陈云完全是用经济手段来打这一仗。他的策略是,先抛售冷货闲货,消耗掉资本家和投机商部分资金,再收紧银根,等物价平衡之后,最后大量抛售主要物资——棉纱,彻底打垮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

  第一步,先抛售药品、无线电器材、颜料、肥皂等紧俏但不是最重要的物资,来消耗对手的资金量,因为陈云很清楚,对手的资金是有限的,买进了这些闲货,自然也就减少了购买主要物资棉纱的资金。

  第二步,收紧银根。尽量压缩对手控制的资金,最起码随着利息的提高,也相应提高了对手融资的成本。然后通过具体分析市场上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情况,陈云得出结论:物价综合指数比7月底上升2倍至2.2倍时,物价也就差不多到了平衡的节点。11月中旬,物价指数比7月底已经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这也就意味着决战的时机到了。

  11月25日,陈云下令全国统一行动,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同时开始大量抛售棉纱。当时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不法资本家还根本没有意识到对决已经开始了,还认为是进一步囤积的好机会,有多少就吃进多少。但是等他们把这批棉纱全部买进之后,国营公司还在源源不断地抛售棉纱,而且一边抛售,一边开始降低价格,于是棉纱的价格立即开始下跌。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开始感觉到局势不妙了,有的也赶紧开始抛售。这样一来,棉纱的价格就越来越低了。这时,手里有棉纱而没有资金的投机商处境就相当不利了,一方面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吃进市面上的棉纱来稳定价格,另一方面手上的棉纱的价值在与日剧减,每拖延一天,价值就缩水一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少损失,他们就只有尽快抛售棉纱,要想尽快抛售棉纱套现,就只能降价一条路可以走。但是随着抛售的数量在增加,价格反而进一步下降,再加上国营公司还在推波助澜地降价抛售,最厉害的一天,上海的棉纱价格就足足跌掉了一半!

 

  随着棉纱价格的迅速回落,很快就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的全线回落,上海和全国各地的物价迅速就稳定了下来。而在这轮经济战中,做多头的投机商可以说是亏惨了,简直就是血本无归。而且这回共产党完全是用经济手段,赢得相当漂亮。从此后,上海工商界和金融界人士再也不敢小看共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一提起陈云,就竖起大拇指说,那个商务印书馆出来的小个子确实不简单。

  接着,陈云又发行公债,控制流通货币量。1950年1月,中央政府发行2万份公债,收紧银根,拖住了大批游资。

  这场经济大决战的最后一战是1950年2月的“红盘”之战。所谓“红盘”就是指春节假期后的首个开盘日正月初五,粮食价格通常都是看涨的。一方面是因为新年的开盘,讨个口彩;另一方面,也正是初春时间,上一年的粮食也都差不多吃完了,物以稀为贵,价格的上涨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所以就有了“红盘”之说。

  投机商看准了这一点,早在春节前就开始囤积粮食,就等着正月初五来个开市大吉的大红盘了。陈云也早有准备,从各地调集来的粮食足够上海一年半所需的数量。

  1950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五,上海粮食市场开盘,由于国营公司投放了大量粮食,所以并没有“红盘”开出。这下投机商们可就傻了眼,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在下跌。等于是此前棉纱之战的情况再度重演,投机商最后的一点资金也输了个干干净净。

  就这样,上海持续十几年的通货膨胀终于被控制住了,这场新中国的经济大决战以投机资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毛泽东对这场经济大决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为此,毛泽东引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对向宠的评价“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为能”来赞扬陈云“可称之为能”。

 

  陈云之所以能在这场经济战场的淮海大战中取得全胜,首先是有足够的筹码,当时他是倾举国之力调集到的粮食、棉纱数量,是投机资本根本无法吃下的,也就注定了投机资本在这场博弈中失败的必然。其次策略得当,在开幕战的银元大战中是利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先声夺人,来了个下马威,显示出坚定的决心和信心,既震慑对手又提升己方士气;在决定性的棉纱大战中,先是抛售闲货的伏笔,再是收紧银根的断敌后路,最后在物价渐趋稳定也就是投机资本基本力量已经被削弱后果断出手,一击成功,果然是一派大将风范。

  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调整工商业,恢复国民经济,保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和活动中,在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中,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谨慎而又现实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做出了公认的卓越贡献。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先后兼任过商业部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共产党经济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在2015年7月,中国股市风雨飘摇之时,不能不让人想到,如果陈云在的话,会将如何出手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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