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厂BA到村BA，中国的群众体育曾经有多燃？

前段时间，台江村BA走红网络。一方小小的篮球场，周围人山人海。这几天，村BA影响力已经扩大到国外，篮网球星西蒙斯看到以后，提出要为马场镇村民捐建一块篮球场地。这不禁令许多网友好奇，台江村BA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比赛？

台江村BA观赛场景。来源/新华网

台江县位于今天的贵州省黔东南州。由于篮球场地设在农村，参加篮球赛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因此当地人仿照NBA、CBA，给篮球赛起了个亲切的名字——“村BA”（BA，即Basketball Association），土洋结合，颇有趣味。台江与篮球结缘，大概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台江县少数民族多，节庆日也不少。每逢节日，村里的男女老少就喜爱组织篮球赛一起热闹热闹。近几年，在媒体和流量的加持下，台江村BA被看到，在社交网络中爆火。

20世纪70年代，台江县“苗寨女篮”赴毕节参加锦标赛的合影。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黔东南州委员会编《黔东南百年珍影》

与汇集着众多职业球员的NBA、CBA不同，台江村BA是一场十分纯粹的业余联赛。亲临比赛现场，你不仅能看到百村大战、县域争锋，也能看到麻鸭鲟鱼等土特产奖品、密密麻麻的梯子……原汁原味，没有商业气息。这份“真实”与“地气”，吸引着五湖四海篮球爱好者到来。

曾几何时，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各地的工厂、村社都有以车间、工厂、村社为单位的篮球队。为何新中国初期群众体育特别发达？风风火火的集体年代群众体育能有多燃？

从体育救国到群众运动

要解释新中国初期群众体育火热的现象，得从近代以来人们对“体育”的认识说起。

谈到“体育”，人们脑海中第一反应是比赛，充满竞技色彩。英语“sport”也主要指竞技性较强的运动项目。不过，这主要是现代体育给人的观感。我国传统体育的项目，如类似曲棍球的“捶丸”、类似花式足球的“蹴鞠”，在竞技性外，更突出的是娱乐性。

近代以来，受西方体育思想影响，我国的体育运动从传统体育开始转向现代体育。在此过程中，“体育”承担着更为重要的责任——救国。20年代初，“体育救国”思潮在国内颇为流行。

最早，有识之士认为“体育救国”的内核是“尚武”。为此，洋务派曾将体操引入新军训练。北洋水师学堂的学员王恩溥回忆，最初学堂练习的是德国操，平时也都会演习方程操和军事操，戊戌年以后，学堂的德国操改为英国操。时人眼中，只有强兵尚武才能够抵御外国入侵。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兵操在国内走向衰落，比起较为刻板的体操，人们开始崇尚更为自然的体育运动。“体育”开始与强身健体、强国强种关联。1915年，上海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召开，体育家王正廷观赛完后感慨：“吾国文弱已达极点，故国家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今欲救国必先强种，既欲强种，非男女体育同时提倡，不可奏效。”在强国强种观念的影响下，现代体育发展迅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开展全国运动会次数达四次。不少地方都修建了大型体育场。20世纪30年代，体育场的数量增长速度尤其快，1936年时，全国市、县体育场已超2800余个。

与此同时，中共革命根据地中也开展了许多群众体育运动。中央苏区以“发展体育运动，养成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与强健体格”为指导方针，依托俱乐部开展活动。俱乐部开展的活动，除了现代体育项目外，还包括拳术、劈刀、秋千等传统体育项目。延安地区当时流行“每日十分钟运动”，运动的内容主要侧重射击、投掷等军事项目。“体育”被认为是有助于增强体质、提高效率，进而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有效途径。

重视体育的思想一直延续到当代。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1952年，毛泽东主席发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此后，各类推动体育发展的文件陆续出台。

1952年，全军运动会上，运动员在进行识字赛跑比赛。摄影/岳国芳。来源/《文史博览》2022年第1期

面对当时的国际环境，我国选择苏联作为学习的对象。贺龙曾在《新体育》杂志发表文章，系统介绍了苏联体育经验，提到“苏联体育运动的群众性已经发展到全民的规模”。1958年我国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文件中，体育运动按照体能和技术被分为三个层级，即预备级、第一级和第二级。预备级中要求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机关、部队开展“因地制宜”的体育锻炼方法。

在政策的鼓励下，一时间，从政府机关到全国群众，从工矿企业到各级学校，全国各地掀起体育运动浪潮。在这股浪潮中，篮球、排球等项目又成了民众开展最广泛的运动项目。

燃：当革命热情与群众体育相遇

看过《你好，李焕英》的观众，应该对电影中铁娘子队与打铁娘子队间的那场职工排球赛不陌生。电影展示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受到女排精神影响的职工排球赛的场景。影片中女主不服输的劲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若是将时光倒回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年职工体育运动的热情也不输电影展现的画面。

职工排球赛。电影《你好，李焕英》截图

贵州正安县一直有“篮球之乡”的美誉。据当时一位公安局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县局几十个干部成立了甲乙丙丁四支篮球队，每天清晨和傍晚都有活动。没有球场的单位，也会在下班后集中在县联社球场附近进行比赛。两个半篮各排几支队伍，轮班上阵，到天黑也不曾间断。这一传统延续到六七十年代。男女老少观赛特别踊跃，他们自带板凳，把球场四周围得水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一层比一层站得高。

据作者回忆，观球时的紧张感令人难以忘怀。由于两队比分咬得很紧，场内观众往往鸦雀无声，紧张得喘不过来气。一旦看到球员的精彩表演，场内即刻爆发雷鸣般掌声。球队的领队也默不作声，一个劲儿抽烟，等球赛结束了，烟头布满了座位周边。

场外群众紧张，场内打球的队员更是拼尽全力，绝不让观众失望。有的球员为了争夺一个球，摔倒在水泥地上，肩膀到肘关节都擦破了皮，血流不止，也依旧一声不吭，有的球员脚掌起了水泡，跑时钻心疼，也依旧咬紧牙关继续比赛。对于场上的球员来说，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为荣誉而战，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当时学校、机关、工厂都有球队，开展各类友谊赛、邀请赛。比如武汉地区最有名的几支地方篮球队，就来自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锅炉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昌造船厂。职工们体育热情高涨，江苏丹阳县还曾利用拆下的城砖制造灯光球场，便于民众打球与看球。

1954年，保定机械厂职工对河北医学院学生的篮泳比赛正在激烈进行。来源/《文史博览》2022年第1期

乡村体育也在当时发展得红红火火。

没有运动器材与运动场地，村民们就用木料做跳高架，自己动手挖沙坑。沙坑没有沙子，就把切碎的稻草代替沙坑。连废弃轮胎也没有被落下，两个废弃轮胎可以做成简单的举重器材。当时的各种运动场地也是村民自己动手建成的，很多篮球场都是用石灰、砂混合平整而成。

1957年，用车轮做杠铃强身健体的青年。摄影/何世尧。来源/《文史博览》2022年第1期

尽管条件较为艰苦，但在村民的热情支持下，乡村体育仍开展得十分热烈。

河南省灵宝县也是著名的篮球之乡。20世纪50年代，全县有四百余个行政村，两千多个自然村，绝大部分的村设置了篮球场。村民们对篮球设施的要求不高，球架用一根木头钉上板子，篮圈请本村铁匠师傅打制，球架栽在村头的打麦场，用石块划上边线，球场便制成。据当时的村民回忆，村里不少年轻人喜爱打篮球到达了痴迷的状态，即使是球被补了无数次，规则尚未完全清楚，也丝毫没有影响大家打球的兴致。

村与村之间还经常会打比赛。一些村级比赛结束后，村干部会组织分发奖品，贵点的有自行车、长虹彩电，简单一些的就是奖旗或奖金。大家对奖品倒也不是那么看重，打球时的拼尽全力，获胜后的喜悦才最振奋人心。

随着群众体育不断地普及，加之历史上的运动传统，一批体育之乡涌现出来，除了刚刚提到的篮球之乡，还有“排球之乡”“武术之乡”“游泳之乡”“体操之乡”……广东台山县是著名的“排球之乡”，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该地的排球队伍从63支发展到2000余支，1957年周恩来总理称赞广东台山——“全国排球半台山”。

周恩来总理接见台山运动员。来源/台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一些杰出的职工运动员通过群众体育走上了更大的舞台。据学者统计，1956年参加第16届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92名运动员中，有27名是职工运动员。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还在中小学一以贯之延续的广播体操也诞生于五十年代。1951年，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公布。总体来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群众体育运动对增强人民体质，加强国防和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相互平衡：普及与提高

不过，为什么现在村子间、单位间打比赛的频次不比以往呢？

这或许与近年来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战略调整有一定关联。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要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劳卫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方针转变为“竞技体育优先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曾派运动员参加过第15届奥运会，但由于国际奥委会中少数人蓄意制造“两个中国”，1958年以后，我国同国际奥委会断绝一切关系。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才恢复在国际奥运会的合法席位。此后，在各类国际体育舞台上争金夺银成为我国体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目标。

1979年，第二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1986年，《人民日报》刊登《对我国体育路子发展的几点思考》，谈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是有区别的，目前应以竞技体育为主，优先走入世界行列，然后反过来推动群众体育发展”，说明了国家体育建设的总体新思路。

随着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一系列振奋国人的消息传来：1981年中国女排在世界杯赛上勇夺冠军；1984年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第23届奥运会摘得第一块金牌；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召开，亚洲雄风震天吼；2003中国北京申奥成功，举国同庆……

国际比赛上接连取得胜利给国内民众带来极强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热情。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国营大厂间还会经常开展职工锦标赛，许多地方形成百场比赛、千次活动的盛况。村子之间也会建立俱乐部，组织篮球爱好者进行比赛。比赛时场内运动员专注与配合，场外观众大声呼喊、鼓掌、欢呼，现场气氛极具感染力。

不过，随着乡村人口流失、体育职业化、市场化改革等诸多原因，客观上，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出现了分化。群众体育运动项目除了篮球之外，还多了羽毛球、乒乓球、登山、慢跑、体操等项目。村子、机关、厂矿普遍设立篮球队，经常比赛的现象也有所减少。2009年以后，竞技体育优先发展又发生转变，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逐步深入。目前，推进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成为主要方向。

这么看，今天的台江县村BA并不是突然兴起的“新”现象。更为难得的是，台江村BA在赛事运营中抵制资本介入，这使得这里的篮球联赛更为纯粹。

在这场属于百姓自己的篮球赛中，没有明星，没有冠名，村民在赛场尽情挥洒汗水，为家乡而战，场外观众拿来锅碗瓢盆梯子助威呐喊，喜庆热闹。恍惚间，人们好像重回那个火热的年代，找回了原本对篮球的热爱。台江村BA走红后，各省也开始关注到本省融于乡土脉络的体育活动，原来，这些因纯粹而快乐的运动，我们这儿也有。

从某种意义上说，台江村BA不仅带来了流量、带火了当地旅游，也让我们看到了群众体育无限的发展空间，看到了质朴的乡土底色与竞技体育本色。

3月25日，台江“村BA”铜仁队与黔东南队的比赛现场（无人机照片）。摄影/新华社记者欧东衢

主要参考文献：

贺晓明等：《共和国体育的奠基人·贺龙》，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4年。

《正安文史资料 第9辑》，政协正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91年。

伏萍，熊满仓主编：《肩膀上的日子》，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年。

陈明辉：《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研究 1924-1949》，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

张晓军：《近代国人对西方体育认识的嬗变（1840-1937）》，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马振东：《中央苏区红色体育》，北京：新华出版社，2019年。

毕世明：《论50年代学习苏联体育经验》，《体育科学》1992年。

张亦弛，褚世伟：《中国共产党群众体育观的历史演进》，《学习月刊》2021年。

《“村BA”：美好生活值得“被看见”》，《贵州日报》2022-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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