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社会中，经常会听到一些糊涂认识，例如南街村这个话题，就经常有人说，南街村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才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不然在过去它的方便面去哪里卖？
持有这种观点的真不少，每次看到这样的言论，就会想：这一定又是让那些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的时候，脑筋被带偏了，以为过去连个市场也没有，才会说出南街村没地儿卖方便面的蠢话来。
毛主席的时代，不但有市场，而且有个正在培育的大市场，如果培育成功，它的潜力不可限量。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要求教育干部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价值交换，谈到市场问题，他说：
“陈云同志过去讲过要以市场第一，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我也没有开腔，现在看，还不是回到那个轨道？出口第一，内销第二；市场第一，基建第二。这个办法我看不能推翻。”
“市场第一”，多么高的地位，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手里，从来就没有轻视过市场，从来都把市场举得高过头顶。
一九五○年四月十二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四次会议，听取陈云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他说：
“以前集中力量搞财政是对的，以后要转到工商业方面。《共同纲领》中说五种经济要各得其所，现在私营经济感到元合法地位，公营经济中也有不得其所的。要在经营范围、原料、市场价格、周转资金等方面，将私营经济真正作为国家五种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四月到九月的六个月中，中财委要召开一些工商业会议，调整工业要有所准备，要工商业者、公营企业参加，由政府领导，把口号变为实际，否则人家说我们讲空话。”
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听取陈云“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他发表讲话指出：
“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共同纲领》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业计划问题，他说：
“财力是要创造的，应有所增加，即创造工业利润，应看到广大市场的开辟。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市场，但工业品缺乏，这是一个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就有了工业基础。”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他加写道：
“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是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市场。”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主席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谈到国际和平环境问题，他说：
“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至于建设近代化的国家，那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同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毛主席听取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关于生产资料的利润问题，他说：
“生产资料利润低一些，不收周转税，这是两件大事情，影响整个人民生活。这样做的结果，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搞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大跃进时期，受自然灾害、瞎指挥风等因素的影响，工农业生产受到一定破坏，生产发展跟不上人民需要和购买力的增长，发生了物资紧缺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高度重视市场建设，一方面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大搞副食品生产，大力发展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支援全国市场需要；一方面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从各方面吸收社会游资，减少市场的压力。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毛主席在庐山住处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他说：
“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谈到社会舆论问题，他说：
“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一日，毛主席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发表讲话，谈到十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他说：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十年，对于他们是突如其来的。去年一年，今年这半年，不但有正面的成绩，而且有反面的成绩，比如‘共产风’、浮夸之风吹遍全国，强迫命令，否定商品交换、等价交换、价值法则，还有比例失调，市场紧张，引起城乡各阶级紧张。这大为教育了我们的同志，学会什么叫价值法则，什么叫等价交换。这是个大学校。”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一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到工农业关系，他说：
“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七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 》印发，草案指出：不论轻工业或重工业，都要以五亿几千万农民的农村为主要市场。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九日，毛主席会见越南劳动党访苏代表团，谈到自力更生问题，他说不要依赖中国和苏联：
“要搞农业、轻工业，和初步搞些重工业。这一切要经过很长的过程，尤其是重工业，只能在原料和市场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搞得起来。不然工厂盖起来，有了产品，没有销路。”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一日，毛主席会见阿联总统外交事务顾问萨布里和夫人一行，谈到中国的发展经验，他说：
“我们的建设主要是靠自己的人力、资源、市场，以此为主，国际贸易为辅。”
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掌握不足，走过“共产风”之类的弯路，但那是短暂的，在更长的时期内，我们掌握了价值法则，掌握了社会主义的等价交换，发展起来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市场，中国的大市场是自带的，它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本钱，它为建立社会主义的鸿基伟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旧中国欠账太多，物资贫乏，建国后很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处于物质短缺的状态，生产跟不上需求的发展，属于一个卖方市场，不得不限制需求，生产出来的商品根本不愁卖，供不应求。回到南街村这个话题，要是把南街村置于过去的时代，那会要多红火有多红火，那时生产商品的企业都是大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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