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过西康大凉山彝区，在红军长征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将数十万国民党“追剿”部队甩在金沙江以南，跳出了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要毛主席、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并作出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
然而，要落实这样的决定，摆在中央红军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一方面，尾追的国民党部队已进至金沙江一线。另一方面，前头截击的国民党部队正向大渡河急进。而中央红军则必须要迅速向北抢渡大渡河，否则，就势必要被迫向西转入更为艰难困苦的川康交界地区。可要迅速向北抢渡大渡河，就必须要首先过西康大凉山彝族区。
但要过这个彝区，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彝族人民对汉人极度猜疑和敌视，尤其是特别反对汉人的“官兵”进入他们的境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的彝族区基本处在奴隶社会，汉族商人经常利用彝族人民的诚实质朴，对他们进行欺诈和剥削。二是国民党军阀经常对他们进行抢掠和“剿讨”。由此，彝族人民就在心底种下了极深的仇视汉人的成见。
这样，能否顺利过百里的彝区，就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2018年，我因考察扶贫项目，驱车由成都至西昌，由西昌去普格县，经过彝区时曾感慨万千。在那样的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中，以彝族人的强悍性格，如果他们阻拦红军过境，那将是非常麻烦的，将不可能迅速过境而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也就将失去有利的渡河时机，那后果也将难以设想。
当然作为后人，很多人知道了那段佳话：刘伯承与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小叶丹的四叔向导红军入境，中央红军顺利走出了彝族区。
可要问一句，为什么会有这段佳话？很多人可能会茫然。真实的历史，就是红军严格执行了毛主席制定的民族政策。这被开国上将肖华誉为是“我们赖以克服这个困难（过彝区）的唯一武器”。
关于这一武器，刘伯承元帅在《回忆长征》中讲到，中央红军“在会理休息了五天，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
刘伯承元帅，当时是红军总参谋长，中央纵队司令员。为强渡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强渡大渡河先遣队，派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
先遣队临行前，毛主席要刘伯承与彝族沽基家族首领结盟修好。对他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历史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预断。我的老首长肖锋将军，在《长征日记》中就记载了这生动的一幕。刘总长与小叶丹“宣誓结盟后，小叶丹就带着沽基家族的彝民高喊盟兄团结，抗日救国，并下令各寨让路，出寨欢迎，送粮备草，带路参军。他们还在红军的帮助下，组织了‘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
作者与肖锋将军和夫人贡喜瑞合影
肖锋将军感慨，诸葛亮“七擒孟获”以笼络彝民心，“今天我们红军不擒不捉，用毛主席的政策团结了少数民族。”
刘振起，2023年8月24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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