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物质层面到制度、思想、文化层面，对资本主义的态度经历了利用、批判、改造、消灭的阶段，在实践中把一切丑恶现象都与资产阶级挂钩，进而彻底抛弃。
一、资本家是天下恶魔
1907，毛泽东休学在家务农，夜里苦读从表兄文运昌处借的一些书，其中对《盛世危言》这本书“非常喜欢”。该书作者郑观应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像铁路、电话、电报、轮船这些象征新的文明的符号。
他不只是非常喜欢这些“洋玩意儿”，更是把注意力放在设议院、办商务、讲农学、兴学校等等“背后的支撑”，从而达到上下同心、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的目的。这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最初印象。
但比起高度发达的物质层面，他更倾向于从价值上鉴别资本主义。
1910年秋，毛泽东来到东山小学堂读书，期间，借来一套《新民丛报》合订本阅读。书中梁启超提倡变封建主义中国为资本主义中国的观点吸引了他，在“新民说”论国家思想处，他写下了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表达出对于根本制度层面的关注，已隐含对资本家束缚个性、奴役人民的厌恶。
同学张昆弟的日记里也记载着青年毛泽东的见解：“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苦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大无价值。”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资本主义把国家作为专制的工具，利用强权政府对内剥削压迫、对外侵略扩张，导致了反资本的浪潮和无政府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
青年毛泽东追求“大本大源”，从“体用”二字去思考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在学习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他就站在个人至上的立场，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评判：“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
恶魔一词，足见资本主义之直接后果。
二、“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
从学校毕业后，青年毛泽东闯荡北京，见识了这座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投身到五四运动的浪潮中。社会现实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打破了以往对于资本、对于人性、关于制度那些朦朦胧胧的梦。
他不再认为“大本大源”是多了不得的问题了，相反，最大的问题在身边就一抓一大把。当他提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时，理想主义者的目光，已从头上的星空回到了脚下的大地。
他发现，社会的黑暗是强权造成的。强权之所以有力量，在于他们的联合。自古以来的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最多；到了近代，这些联合到了极点，造成的后果是国家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社会黑暗到了极点。
一句话，几个人享福，几千万人要哭。
他思考出资本主义在理论上的恶和实践上的暴，在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在以强权对千万劳动者的奴役。强权者人数虽少，却掌握着知识、金钱、武力这几样关键的东西，维持着社会的运转，借以剥削他人，维护自身的特殊利益。
应该怎样劝那些受苦的人呢？
一是不要怕。这个不怕是全方位的不怕，天不怕，鬼不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因为一旦怕了，资本家的强权的存在就稳固了。
二是不“接招”。对于资本家集团迫不得已给予劳动者施舍的小小恩惠（就像哭饿到十分伤心的时候，大人笑着给他一个饼子），千万不可“接招”，因为这种恩惠具有极强的欺骗性质，无异于从老虎口里讨碎肉。
三是敢抵抗。面对强大的资本家利益集团，要联合，要奋斗，要从“根本解决”下手，万不可等着他们自身倒塌。要加快推进他们的“末日审判”，借助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的强权统统打倒。
三、联合起来方能“造反有理”
每一种被批判的社会制度，都或多或少写着“人性如此”四个字。资本主义也是这样，一方面是造成经济繁荣，一方面又带来人的束缚与痛苦。在不满意的现状中寻找理想世界的影子就成为一代代有志之士孜孜不倦的追求。
青年毛泽东赞同改良主义的方式抵抗资本主义强权，反对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旧社会。他阅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并且与同学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在《湘江评论》中，他以巨大的同理心企图拯救强权者、资本家，要让他们回归人性。另外，他认为，冤冤相报何时了，呼声革命不流血不暴力，不会引发大的社会动荡，大家都可以接受。
他思考着真正力量的源泉。要求到共同的利益就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
民众实现大联合了就一定会成功吗？会的！青年毛泽东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法国、俄罗斯都见到了效果，想必普及于全世界也不是不可能。
他不但有目标，还有实现目标的路径，那就是“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我们是工人， 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
此外，学生、女子、教师……也都要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而这些小联合彼此间利益也存在共同之处，故而可以立为大联合。
有了这个思想基础，在以和平请愿的方式推进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他的改良主义的愿望破灭了，暴力革命成为不得不为的选择。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这样的想法的理由也很质朴：资本家有钱有权，掌握了武力和教育文化，总不能自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况且，那样的环境下，培养的都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只会扩张人性欲望，绝不会自己关门收场，用和平的方式，那得多少年？
于是，在毛泽东民众联合的思想之上，马克思用千言万语证明的“造反有理”，自然就有了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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