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九一八，中国人就会不由自主地唱起这首悲壮的歌曲，刻骨铭心地回忆起“那个悲惨的时候”……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这首饱含着血与泪的抗日流亡歌曲，在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传唱全国。歌曲在一唱三叹中，把中国人因日本入侵背井离乡的哀伤与心灵深处的不屈表达得淋漓尽致，强烈地触动人心，激发斗志，成为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抗日歌曲之一。“一曲哀歌动地天”，这首被编入“流亡三部曲”的歌曲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它的作者是谁？又是怎样被传唱开来的？一切要从九一八说起……
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时刻
1931年9月18日深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订计划，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竟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在这样的政策下，日军在短短四个月内就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1932年3月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3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1931年9月19日，日本侵略军装甲部队侵入沈阳市）
三千多万东北人民则切切实实成为了亡国奴，在日本的铁蹄下过着悲惨的生活。从1931年10月开始，未入关的爱国官兵自发奋起抵抗，在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在马占山、李杜、黄显声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江桥抗战、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等大规模的抵抗，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被调入关内的东北军将士丧失了家园，成为了无土之木，他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少数跟随东北军入关的难民及东北军的家属，也过着有家不能回的漂泊流浪生活。
那里有我的同胞
面对这样悲惨的景象，一首歌曲从一位年轻音乐家的笔下流淌出来。这位音乐家就是张寒晖。
（张寒晖）
张寒晖（1902年5月5日—1946年3月11日），原名张兰璞，字含晖，河北定县人（今河北省定州市）。五四运动时，他就曾组织文艺骨干上街宣传抵抗日货，并因此遭到开除，后进入保定高等师范附中学习。1925年他考入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艺专，在著名音乐家赵元任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少数民族音乐、河北梆子、河北民歌及昆曲等中国传统音乐，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30年，他在北平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帮助组织剧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共河北省委的领导下，张寒晖回老家组织抗日救国会，同时从事小说和戏剧创作，并开始用歌曲作为武器，来唤醒民众投身抗战。正是在家乡定县，他认识了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定无县委书记李德仲。李德仲原籍山东，祖辈闯关东来到辽宁。东北沦陷后，他经常向张寒晖介绍美丽富饶的东北，诉说三千万东北人民在日本铁蹄下的凄惨生活。而此时张寒晖和李德仲、东北军地下党组织成员孙志远按河北省委指示，深入到东北军驻扎在定县东关的五十三军的一个营做宣传鼓动工作。张寒晖在关东军营中教官兵们唱《可恨的小日本》等歌。这段经历为张寒晖的创作埋下了一颗种子。
1936年夏，张寒晖应好友刘尚达邀请，再次前往西安，以西安省立第二中学教员的身份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此时的西安街头，到处都是愤怒的东北军官兵和无家可归的东北难民。张寒晖被这样的悲痛的场景感动了。此时在东北军做地下工作的孙志远来看望张寒晖，给他讲了许多东北军对故乡的思念及东北难民对丧失国土的悲愤。他还给张寒晖带来了一本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出版的《东望》杂志，杂志的封面上是军长王以哲的题字：“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安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妹于水火之中？”
（《东望》杂志）
张寒晖决定，要为东北军写一支歌。他从未到过东北，于是他走访了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的集中地，与东北军官兵和家属攀谈。在宣传抗日方针的同时，倾听他们对故土亲人的思念，感受到了他们深刻的亡国之恨与丧家之痛。
经过苦苦思索，张寒晖写就了歌词。歌词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写家乡的富饶美丽，家人同胞的相聚，到第二层次写富饶美丽的家乡被占领，人们只能背井离乡在关内流浪，第三层次则直接用三个追问，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对家人的思念，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期待，将感情推向高潮。
“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
用什么样的音乐素材，才能表达这样悲凉的情感呢？张寒晖想到了定县秧歌中的“大悲调”，还有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更不绝于耳的是家乡女人哭坟时失去亲人的悲痛声音。而在他从东北军教歌回来的路上，见到了正失去了丈夫的妇女在坟上烧纸，哭嚎着思念亲人的凄惨、悲伤的长腔。这给了他灵感。“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抱着这样的念头，1936年11月，张寒晖创作出了用悲凉的哭丧调唱出悲愤的幽怨的歌曲《松花江上》。
（《松花江上》简谱）
这首饱含着血泪的旋律采取带尾声的二部的曲式结构，旋律回环萦绕，反复吟唱，将悲愤的情绪通过结尾的问句形成爆发性的高潮，曲目充满了丧国之后无家可归的悲痛，又表达了洗雪国耻，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力量。
以“平津流亡学生集体创作”的名义传唱开来
歌曲首先在张寒晖执教的西安二中传唱开来。恰逢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二中的学生们在游行队伍中唱出此歌，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后歌曲又经由孙志远传唱给东北军学兵队的王林，由徐瑞林按照张寒晖抄记的歌谱在学兵队一连教唱，不久又传唱到学兵队其他连队。西安事变后，学兵队改为宣传队，分赴东北军各部队进行宣传，很快这首歌就传遍了整个东北军。
与此同时，歌谱由王林转寄给北平学联歌咏队。在抄寄时出于安全考虑，王林使用了“佚名”的署名。北平歌咏队收到歌谱后立刻组织演唱，并印成歌页散发，在北平乃至整个中国传唱开来。当时大家并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是谁，以为是“平津流亡学生集体创作”。
《松花江上》“真使伤心的人断肠”
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集会后，学生举行游行，准备步行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据当年参加游行的学生代表李连璧回忆——学生们行至西安东郊时，张学良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这时，有学生唱起了《松花江上》，歌唱声越来越响，令人断肠。张学良为之动容，对学生们说：请大家相信我，我会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3天后，西安事变爆发。
（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中）的合影）
周恩来在1937年12月写的《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中也提到这首歌：“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漂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
1938年7月7日晚，武汉举行了纪念全面抗战爆发一周年的群众集会。这时候，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松花江上》，立即引起大家的呼应。数万群众的歌声掀起了巨大的声浪，汇成了人间罕见的、血泪凝聚的感情交响。
《松花江上》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蕴含着抗争的力量和对胜利的希望，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据彭德怀等人的回忆，《松花江上》被用来当作同包围延安的东北军进行统战的素材使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聂荣臻的回忆中提到：“我们对骑兵第六师进行的工作是很成功的。多次对他们进行战场喊话，半夜到他们营地附近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甚至发展到战场联欢，与他们暗中签订停战协定。”
抗日战争时期，莫斯科电台广播过《松花江上》，成为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聚会时的思乡曲、爱国歌。
1946年3月11日，年仅44岁的人民艺术家张寒晖因病长眠在了宝塔山麓。著名诗人萧军曾用这样的诗句来悼念张寒晖：“心声岂止三千万，一曲哀歌动地天。”正是这一曲哀歌，激发了当时全国所有四万万人齐抗战的空前团结，正是有张寒晖这样以时代为题而歌的人民艺术家，这首歌的生命力才源远流长。
《松花江上》，既是一曲哀歌，又是一曲战歌！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将侵略者赶出了家门。这首深入人心的歌曲至今被广泛传唱，且还将被久久传唱，成为了中华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资料来源：
1.《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
2.《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
3.《东北抗日联军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
4.《人民艺术家张寒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梁茂春：《张寒晖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余玮：《松花江上》背后的张寒晖，《党史纵横》2015年第12期。
7.宋新勇：从《松花江上》到《士兵怀念司令歌》——张寒晖与西安事变，《党史博采》200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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