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又影响，限制，或者是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唯物主义的原理。
如果我们遵循这个原理，来读《史记》中的《管晏列传》中管子的部分，那么就会明白司马迁的苦心了。
管子是齐桓公的宰相，是我们知道的最早的国家管理学，中国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管子》的开创人。他帮助齐桓公称霸诸侯。可是，司马迁对他的传记的文字却写的非常的短，而且历来都觉得写的太偏了，不算成功，因为重点不是写他如何治国理政，而是写他和鲍叔牙的私人友谊如何。
这对于一个在历史上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政治家来说是不够分量的。
当然，不写管仲的经历，司马迁也不是没有道理，他说是因为当时汉代《管子》这部书比较常见，大家都知道管仲的事情，所以，就没有必要交代的那么详细。这姑且算是他的一个说法。
可是细读《史记》我觉得读者们可能没有读懂，司马迁的写法以侧锋之笔，实际上是写了管仲治国理政的最重要的方面，而且是大家都没有重视的方面，这就是思想的方面，而不是《管子》中那些具体的 治国理政的可以操作性的方法。
这里，就用到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马克思的原理，即司马迁就是从管子的思想来反过来倒推当时齐国的情况，实在是用笔简约的大家，举一而可挂万。不过这得需要读者好好思考思考才可以知道了。
此外，写管子的这篇，当然也得和《齐太公世家》合读。如果合读了，就发现，司马迁写管子的传记，如果我们用唯物论的角度，那么就会发现，正好弥补了《齐太公世家》的不足，特别是齐桓公部分的不足。什么不足呢？就是齐国何以兴衰的深层原因。
《齐太公世家》只写了姜太公创立的齐国的上层的政治斗争，对于政治斗争下面的经济问题，社会思想都没有涉及到。这样，如果我们从唯物论的角度看，似乎司马迁就有历史唯心主义的倾向，因为不重视经济基础。可是，司马迁没有，我们贯穿《史记》就会看到，司马迁非常的注重管子的时代的经济及其思想，当然是经济思想及带来的社会思想。这就让我们看到了齐国兴衰的经济动因。这就与历史唯物主义吻合了。
我们现在看《管晏列传》中，管子部分最精华的部分的内容所体现的经济及其思想：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少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少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少谋事而更穷困，鲍少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少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吾尝三战三走，鲍少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少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少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少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第一段是管子传记中最为精华，也是广为传颂的部分。文字比较通俗，我就不翻译啰嗦了。
但是，我要挑出几个核心词，让大家看看这段话究竟有什么问题：
1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2不以我为愚
3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
4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
5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
6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上面区区六个引文，就有11个“我”字。这11个我字，才是问题的关键。
管子的价值观就是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价值观，也就是代表当时进步的私有制的价值观！
所以，他下面行使的政策：“通货积财”这是发展商品贸易，互通有无的政策。“贵轻重，慎权衡”，这是货币政策。以及“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这就是典型的商品交换的规律，是商业资本最早的经验总结。我给你东西，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东西。
以上这些，都是推动当时在奴隶制，或者是贵族领导的公社所有制的经济前提下私有制的发展。
而我们熟知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体现，就更是代表当时私有制的观念了。如果是奴隶制，或者是原始社会的公社制度，我本人更倾向于是公有制的公社制度，整个社会分为贵族合平民两大阶层，当然不排除血婚群居的更为原始的氏族公社这类方式。不过这不是重点。
我想说的是管子就是在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的时代大力推行私有制。虽然此时的私有制还是家庭私有制，而不是个体的私有制。个体的私有制只能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
对于世袭制的贵族们来说，管子推行的家庭私有制，就是革命，就是进步。
但是，这种商业，和货币流通的商品经济是与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基础所矛盾的。古代社会，特别是先秦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更多的是必须得集体劳动，才能生存下来，因此，商业，货币这种瓦解原始共同体的经济模式最终的结果就会让这个社会瓦解。
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就是一个王朝越到末期，商品经济越发达，而且是畸形的发达。比如清王朝末期京剧的发达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而且是离我们不远的可信的例子。京剧的剧班子就是靠演出来挣钱的，而好的班子，因为有名家，可以挣非常多的钱。
但是，这种商品交换是畸形的。我们说是畸形的，一方面说的是贫富分化不平衡，一方面是说花钱的一方不知道那些钱该去投资，而是花费在这种纯粹的享受上面。因此，地主富豪，达官显贵的财富就这样被浪费了。用财富来换取更多的财富，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与地主阶级的自然经济所不相容的。
因此，我们往往会哀叹那些灭掉的王朝曾经具有多么繁荣的经济和文化，似乎，实在是不应该。其实不知道，正是那些繁荣的商品经济摧毁了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帝国。
以北宋为例，金灭北宋后，曾经繁华的大相国寺又放起了羊。而不再是商贾如云。但是这种悠然的牧羊的生活恰恰是与自然经济相适应，是古代社会的正常状况。
我补充的是，今天我们要否定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但是在两千年前管子的时代，私有制对于原始公社，奴隶制就是进步。可是这种进步，也就是姜子牙创立的齐国的灭亡的原因。
因为，这里开始出现了私有的观念。
于是，齐桓公死后，齐桓公的几个儿子就开始争夺王位，杀的昏天黑地，最终丧失了霸主之位。
不过，正是因为如此，我发现司马迁还是有个小失误，就是没有写齐懿公是如何得到宝座的，如果写上，就完美了。
因为齐懿公在《左传》中是典型的花钱买宝座。这与后来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宝座被雇佣兵们拍卖十分近似。都是体现了私有制经济，货币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公社制度的腐蚀瓦解的作用。
而后来的田常灭齐，也是用收买的办法。《田敬仲完世家》中称为：
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予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数谏景公，景公弗听。已而使於晋，与叔向私语曰：“齐国之政卒归於田氏矣。”
百姓借田家的债务，是用小斗，而田家给债务人的则是大斗，这样就把齐国的老百姓的民心收买来了。这当然是典型的经济收买的行为。与今天西方买选票是一样一样的。《田敬仲完世家》这个例子，是最为典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例子。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齐国兴亡的根本是在管子，因为管子推行的是瓦解齐国原始公社、贵族经济的家庭私有制的制度。
用钱来收买，这是齐国一个自管子开始的政治传统，后来秦灭齐国的时候，也是用了这个办法。可见，齐国的商品经济发展的是多么深入人心，成为了齐国人的思想基因了。
只是从《管晏列传》看，管子的部分写的是思想决定行动。第一部分写他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而后写他的经济政策，政治活动。
说实在的，如果我们看到管子作为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是如此的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自私自利，完全没有别人，真是让我惊诧。
此人当国，岂有不亡国的道理？
非常有意思的是，管子似乎在自己死后，就没有后代了，可是鲍叔牙家族却长盛不衰，直到最后被田家消灭。
用今天的观点看，鲍叔牙和管子未必是什么真正的友谊，实在是管子就是鲍叔牙的代言人，代理人。鲍叔牙家族在后面摘桃子。否则，管子怎么会没有后代呢？分明鲍叔牙家族就是管子家族的真正利益继承者，收益家族。
有人会说，齐桓公不仅没有亡国，还称霸，你说齐国灭亡归因于管子，不是没有道理吗？
第一，自然经济和初期的商品经济正处在一个平衡阶段，所以，齐国国力在当时第一。但是，历史上，包括自然界也一样，平衡都是短暂的，不平衡才是常态。很快，
第二，齐桓公自己就死于非命。如此惨烈的斗争，私有制得推进到多深啊！齐桓公的死，其实就是管子的私有制的政策推行的结果。齐桓公享受到了管子国策的好处，也就享受到了他的坏处！
我实在奇怪，齐桓公被围困在宫中，管子死了，可是鲍叔牙家族干什么去了？这个管仲时期最大的收益家族干什么去了？怎么不来解救齐桓公呢？不用问，齐桓公的几个公子争宝座，鲍叔牙家族一定是又参与到其中了，齐桓公的死活对于他们已经没有用了，自然就是当一个垃圾让掉了。我们看看前面管仲的自私自利的唯我独尊的思想，鲍叔牙家族怎么会忠君呢？“知我者，鲍子也”。管仲都不忠君，鲍叔牙怎么会忠君？齐桓公不过是管子和鲍叔牙的一桩大买卖，奇货可居！管子和鲍叔牙辅佐齐桓公和后来吕不韦资助公子异人，完全是一个思路！都是商人从政！
只不过，管子没有自己的生意的记载，可是有他“逾制”的记载：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
三归是什么，现在有争议，一派说是娶了三个女人，一派说是国家赋税的十分之三，一派说是有三处房子。总之是泼天的富贵就是了。后面的“反坫”乃是君主才有的礼仪。坫，土筑的平台。互相敬酒后，把空酒杯放还在坫上，为 周代诸侯宴会时的一种礼节。就是反坫。
齐人不当回事，可是有人当回事，看到了其中的问题，那就是当时的一个大人物，孔子。
孔子批评管子：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意思是说
孔子说：“管仲的器量太小啦！”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有三处豪华的公馆，他手下的人从不兼职，怎么能称得上节俭呢？”“那么管仲懂礼仪吗？”孔子说：“国君在宫门前立了一道影壁，管仲也在自家门口立了影壁；国君设宴招待别国君主、举行友好会见时，在堂上设有放置空酒杯的土台，管仲宴客也就有这样的土台。如果说管仲知礼，那还有谁不知礼呢？”
孔子评价管子“小器”，是不是很奇怪？如果我们把小器看作是自私自利，而不是胸怀天下，不是大公无私，那么，就知道孔子的批评是说到点上了。这里孔子看到了管子的实质是什么。只不过孔子不会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罢了。
一国宰相，怎么能让人说“小器”？治国者，当是国之重器才是啊。
满脑子自私自利的人当国，国家怎么能不亡国呢？
吕不韦，秦相李斯最后的下场其实都是如此。
吕不韦就不说了，人家是天生的商人。而李斯的自白是：“故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我们看李斯的出发点也是个人利益好坏的，实际上都是私有制的东西。
就司马迁自己来说，他的倾向更在于发展私有制，发展商业。他是站在商业资本的立场上的。但是他对私有制的观点又有矛盾的一面，比如我这里举出的李斯的例子。问题在于，司马迁不会明白，私有制在当时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但是最终却是瓦解农业社会的根本原因，是与农业社会共同体不相容的。不过，我们就不苛责司马迁了。
最后在补充一句，司马迁确实是伟大的史学家，管子的传记这里他是先写思想，后写政策，让我们从思想中看到政策，看到思想的力量。可是在《田敬仲完世家》这里面，又最为典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例子。两者结合，就是我们开始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不过这样完整的理论就只能是马克思才能得出了。不过我们看司马迁这里已经给出了非常好的例子。这就是他暗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杰出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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