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载：
西元1959年“4月29日，关于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写一篇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上午九时，为征求对这封信的修改意见，批示：‘刘、邓、周、陈、林、朱、谭、彭各同志：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党内通讯》，请你们斟酌，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直作改动。’‘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四位同志看一看，是否可行，请求修改。’三十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柯庆施、曾希圣、林铁、乌兰夫、吴芝圃、周林开会，讨论《党内通信》。五月二日上午，为下发经过修改的这封信，批示：‘刘、邓阅后，交尚昆同志：此件请你在今天或明天，用电话发去。再另印如前示。’并将《党内通讯》改为‘党内通信’。”
《年谱》随后引用了毛主席的这封信，但有删节。据网上披露的资料，毛主席的这封信全文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经核对，《年谱》中所引部分与网上资料完全一致，可证网上披露的毛主席这封信是真实的。
从信的内容可知，毛主席指出了“大跃进”中农业生产“浮夸风”的几乎所有问题，要求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并关注农业生产的科学性，比如合理密植、农具改进、增加化学肥料等。这封信的发放对象从省直至基层生产小队，显然是想提醒各级干部要实事求是进行农业工作，并希望获得及时的反馈。
据《年谱》载：“这封通信，在五月三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发出。”然而，这封信的传达曾在某种程度上遭到阻止。《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载：西元1965年“1月13日，阅马建猷一月三日来信。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一件事是：一九五八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四川省组织参观团前往取经，我在参观中看出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却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真实情况。回省后，我用私人信函向有关领导反映参观见到的真实情况。后来，泸州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建议我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信未写就遭到追查，问这位副专员要我向毛主席反映什么事。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主席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还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毛泽东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同志们。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年谱》没有提到毛主席是否对这封“通信”被阻止传达的事进行了查究和批评。
马建猷是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时正在北京开会。他信中提到的“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显然就是指上引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不过他把读到信的时间——五月——误记为“四月初”。他信中反映的毛主席致六级干部的信被阻止传达，以及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却遭到追查等事实，能使我们了解“八大”后的某种情况。了解这种情况，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文革”之初提出“批判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历史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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