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与可萨犹大的蜜月期
在往期文章《日本侵华若是没有幕后老板的支持，早就被中国打败了，何须八年？》中，已经指出日本明治维新是由可萨犹大财阀和公鸡会在幕后推动，新政府建立后昭和天皇的亲信、日军皇族将领久迩宫稔彦王，以及包括伊藤博文在内的许多权贵人物都加入了公鸡会。
但是，可萨犹大财阀谋求通过战争等各种形式掌控货币发行权、进而控制全世界的野心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一直在暗中秘密谋划和布局。
1904-1905年，日本与沙俄之间爆发了“日俄战争”，目的是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利益。由于战争耗资巨大，日本军费紧张，于是在1904年4月派遣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前往彼时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试图筹款1000万英镑。
高桥是清
虽然，明治维新后日本努力向西靠，试图尽快融入西方阵营，但是当时的英国人对日本可以打败沙俄的能力表示怀疑，所以普遍持审慎观望态度，日本在伦敦融资的过程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处处碰壁”。
关键时刻，美国犹太金融家雅各布·希夫( Jacob Schiff，1847～1920年）如天使般降临，通过自己麾下的库恩-洛布公司（Kuhn Loeb & Co.），既慷慨又大方地给了日本一笔2000万美元的贷款，一举解决了日本的燃眉之急。在日俄战争期间，雅各布·希夫还在美国帮助日本出售债券，以换取更多的资金。
在世人皆不看好日本的情况下，这位美国犹太金融家为什么要承担巨大风险帮助日本呢？
因为此前沙俄采取了一系列的反犹主义政策，导致1903年4月16日的“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作为犹太人的一员，雅各布·希夫感到出奇的愤怒。他想借此机会，借日本之手，来报复沙俄。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雅各布·希夫还向自己旗下的所有公司下令，禁止借款给俄国，一分也不给。
在犹太金融家雅各布·希夫的大力支持下，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成功击败了沙俄，获取了最终的胜利，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列强。雅各布·希夫也由此成为日本的英雄，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地称颂其事迹，褒扬其在日本取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有甚者，日本历史书还专门为此增加一章，用来叙述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此外，明治天皇打破旧例，特意邀请雅各布·希夫在皇宫共进晚餐，亲自向其授予旭日勋章。雅各布·希夫是日本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外国人。
在那个年代，能向一个国家轻松发放2000万美元的贷款，可见雅各布·希夫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银行家。
雅各布·希夫是一名美国籍德裔犹太金融家。他出生于1847年，于1865年移民到了美国，1875年加入了投资银行库恩-雷波公司。1885年，继承岳父的衣钵成为公司总裁，是美国铁路银行的主要股东之一。
1912年，这位犹太金融家在当时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曾多次直接与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和狄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两位总统进行交谈，还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座上宾。
有消息指出，他是塞法迪犹太人，——即可萨犹大的核心圈人物。
雅各布·希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重要的金融战略家，希夫家族与罗斯切尔德家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追溯到1785年。希夫家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沃伯格家族、 奥本海默家族等等，一起被认为是密谋控制世界经济和各国政府的可萨犹大主要家族。
1917年11月，英国政府发表支持犹太复国的《贝尔福宣言》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可萨犹大财阀开始在全世界积极寻求各种支持。
1918年7月，上海犹太复古主义协会会长埃利·嘉道理（Sir Elly Kadoorie）以度假的名义来到日本，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日本政府出于多种因素，没有正式表态，但私下里却明确表示了支持。
1919年1月25日，上海最有影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Herald）刊登题为《犹太民族运动》的报道，其中便提及日本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
1920年4月，在土耳其和谈会议上，日本政府明确表态，宣布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在雅各布·希夫于1920年9月25日去世后不久，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于同年11月向法国驻日本大使馆递交了一份正式承认《贝尔福宣言》的书简。
《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对日本政府此举高度评价，并将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贡献大大褒扬了一番，甚至还决定将他的名字记录在犹太民族基金的金书中，以示纪念。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与可萨犹大之间是有过一段“蜜月期”的。那时的日本，心中所想、眼中所见，俱是可萨犹大的“蜜汁微笑”。
二、蝴蝶效应的翅膀
不过，涉及权力和利益的事情总是很微妙，有些事情在不知不觉间却悄悄起了变化。
1917年，沙俄爆发十月革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党接管了政权，此事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在布列斯特和谈前后，感受到巨大压力的英法两国强烈要求日本出兵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由于日本政府一直在国内镇压社会主义者，对共产主主义革命非常警惕，时刻担心苏俄革命对东亚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1918年4月5日，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在海参崴登陆。同年5月，经西伯利亚向西部战线转移的捷克斯洛伐克兵团发生叛乱，日本借此有了武装干涉的借口。
1918年8月2日，日本政府经过一番动员和筹备后正式发表声明，称准备出兵西伯利亚。日本人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西伯利亚计划委员会”，目的是在苏俄建立一个傀儡国家，以期作为缓冲区，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冲击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声势浩大，前前后后共计投入大约10万军队，耗费9亿日元，阵亡3000人却无寸功，最后不得不于1922年撤兵。
在西伯利亚，日本与反对苏俄的白俄军队一起共同战斗，对付苏联红军。在此期间，一些日本军官如安江仙弘、犬塚惟重、樋口季一郎等受到了白俄军队中强烈的反犹主义的影响，第一次接触到了由俄国秘密警察刊印的书籍《锡安长老会纪要》（亦称《犹太人贤士议定书》）。
从这本书中，上述日本军官得知犹太领袖曾多次召开秘密会议，试图掌控世界各国的货币发行权，以金权控制整个世界。
作为佐级军官，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在数年时间里跟随白俄军官谢苗诺夫深入欧洲作战，而谢苗诺夫打出的口号是“反犹救国”，其部队发军粮时都配套着发《锡安长老会议定书》，长此以往，这二位就成了日本的“犹太专家”。
1922年，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返回日本时，也带了一本《锡安长老会议定书》。
犬塚惟重回国后，开始在东京海军司令部聚集一些受到反犹思想影响的官员，一起讨论和研究“犹太人的阴谋”。
安江仙弘在陆军情报局开始将《锡安长老会纪要》译成日文。
数年后，知悉犹太人阴谋的日本军人越来越多，队伍愈发庞大。他们开始在各种杂志上发表有关犹太人的文章，还举办了一些非正式的讲座和论坛。
总之，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认识到犹太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三、国际形势的变化
与此同时，犹太人在德国的处境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一战结束后，德国战败，被迫签订了《凡尔赛条约》。
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必须向协约国赔偿1320亿金马克（约合330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这对于刚刚战败的德国而言，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德国政府为了应付这笔债务，采取了大量印刷纸币的极端做法，导致了超级通货膨胀。
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德国马克就贬值了将近100万倍。疯狂的货币贬值，给德国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他们必须用手推车装满钞票去买一条面包，一个面包就要50万马克。至1923年11月时，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已经变成了惊人的4200亿马克兑换1美元。
那么，究竟是谁疯狂印钞导致了德国恐怖的通货膨胀呢？
答案是犹太人。
因为德意志帝国银行落入了犹太金融家的手中。
1922年5月26日，在英美的推动下，德国通过立法确立了德意志帝国银行的「独立性」，此举导致作为中央银行的德意志帝国银行彻底摆脱德国政府的控制，——德国政府从此彻底失去了对货币政策的掌控权。
而德国的货币发行权则完全交到了以可萨犹大马克斯·沃伯格为首的私人银行家的手中。
是的，沃伯格家族还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设计了美联储。
自从沃伯格家族掌控了德意志帝国银行后，纸币马克的印刷数量便进入了指数倍增模式。这些犹太金融家利用疯狂印刷的马克，以掠夺的方式，收购了一个又一个工厂、一条又一条铁路、一座又一座矿井、一个又一个优质公司……
不久，占据德国总人口仅仅2%的犹太人，如同变戏法一样，拥有了整个国家一大半以上的财富，并掌握了德国的金融、娱乐、法律、媒体等各个领域。当他们以金融手段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后，还肆无忌惮地发放各种高利贷，攫取高额利润，享受“不劳而获”的美好时光。
1933年1月，美术落榜生上台担任德国总理，实行了严厉的反犹政策。从当年10月起，就开始禁止犹太人在德国政府机关、专门机构以及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中任职，大批有知识、有技术、有资金的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与此同时，愿意接纳犹太人的国家却没有几个。
扶持伪满洲国的日本忽然眼前一亮，看到了“招商引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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