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黑龙江发生“珍宝岛事件”。此后，数千名上海知青分成数批奔赴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农村插队落户。同年8月13日，新疆发生“铁列克提事件”。当月，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即“八·二八命令”），要求加强北部边疆地区的战备工作。上海市革委会闻风而动，用很短的时间动员市、区机关干部去黑龙江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然后在踊跃报名的机关干部中挑选出1700名，带着户口、粮油关系，分二批在1969年10月与1970年4月奔赴北境黑河地区插队落户。他们的年龄从23岁到50岁开外。
第一批近千名干部由姚力同志（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副组长。历任新四军的团政委，解放军师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后，任杭州市副市长，国务院警卫处处长，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一九五四年，为参加日内瓦会议负责前站工作，一九五五年在亚非会议上担任秘书。）、贾晋同志（上海市长宁区委书记）为总带队，于当年10月6日从上海火车站出发，9日早晨到黑河地区北安县，换乘客车，当晚分别到达沿江的呼玛县、爱珲县、孙吴县、逊克县、嘉荫县以及德都县（不沿江）。爱珲县由姚力同志带队。孙吴县由贾晋同志带队。逊克县由陈尤然同志（上海市卢湾区委副书记、区革委会副主任）带队。嘉荫县由上海铁路局一名副局级干部带队。10日上午，身穿草绿色军大衣的上海干部在黑龙江边遥望对岸苏联。苏联领导人初步判断为中国大部队压境。1970年底，笔者在市乡办听上海市知青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张芳信（军宣队）分析形势：苏联不敢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上海干部去黑龙江“插队落户干革命”，他们以为是中国大部队压境。
照片说明：1971年6月，黑河地区上海下放干部总领队姚力到逊克县了解上海知青以及上海下放干部情况，在县政府招待所门口，与逊克县同志拍合影。图中人物：前排左起：姚力、陈尤然。后排左起：项守荣、姜学增（逊克县知青办负责人）、邰荣根（上海下放干部）。
第二批700多名上海干部，于1970年4月12日从上海火车站出发，15日早晨到黑河地区北安县，换乘客车，当晚分别到达黑龙江边的呼玛县、爱珲县、孙吴县、逊克县、嘉荫县和德都县。两批上海干部中，有极少量的人员随带家属（含子女）一同插队。上海插队落户干部下乡后，在知青点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既做知青的思想工作，又帮知青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逊克县曾发生一次几位上海知青被县公安局扣留的事情，几经周折没有解决。最后陈尤然同志亲自出面向黑河地委刘祖裕书记反映情况，刘书记要求地区公安局通知逊克县公安局立即查明真实情况并向他报告，逊克县公安局才放人。
1970年4月，姚力同志带领四十余名上海干部陆续到达嫩漠公路145公里处，那里有一个解放军3026部队农场在嫩江县北部的分场。该分场由于部队后勤编制紧缩，已经确定下马。经姚力同志多次联系，部队同意交由上海干部接办，安置知识青年，当年5月将此地定名为“星火五七农场”。1971年2月经上海市与黑龙江省研究决定，由上海市投资，在“星火五七农场”建设一家日处理100吨甜菜的小糖厂，外加一个小发电厂。“星火五七农场”从1970年至1977年共安置上海市、四川省、黑龙江省嫩江县等地知识青年800多人。
在孙吴县，贾晋同志带领上海干部和知识青年，在荒无人烟的县南部，白手起家办起一个“奋斗公社”。
在逊克县，陈尤然同志带领上海干部和知识青年，在千古荒原的库尔滨河边，白手起家，办起一个“反修公社”,下辖7个连队。这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路也没有。只有用拖拉机开路，压出一条最简易的土路。1970年春，陈尤然与一位知青去探路时，半道碰到一只熊，想横窜过拖拉机压出来的路，看见他们二人，就停在那里不动。他俩也不敢贸然前进。双方相持了很长时间，熊见人没有伤害它的行为就先走了，他俩才走过去。可想而知逊克县三线的艰苦卓绝。
照片说明：1972年初，逊克县松树沟公社新立大队上海下放干部顾恭安与该队上海知青林洵多合影。
奔赴三线建设的上海干部和知识青年都是自告奋勇报名的，所以他们特别坚韧。经过艰难环境的磨炼，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他们还保持一股少年豪情。他们回忆当年情景：
一是当时有一批上海干部集中在逊克县三线的反修公社，级别较高，得到上海信息较快，成了闭塞中的信息来源；而且与老干部天天在一起，耳濡目染，他们的大局观、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均超出许多知青。陈尤然确实是个兢兢业业的老干部，他当时到过三线的每个连队。每到一处，和知青睡在一个炕上。一早他就拿了一根树干叫上海知青陪着他上山看新开垦的荒地。五十多岁了，一跑就是一整天。
二是当时县里也有一批负责人集中在逊克县三线，他们直接到各连蹲点，和知青面对面打交道，这也是山下知青点所没有的。
三是逊克县三线建点的工作面很宽，不仅是开荒、盖房，还要筑路、伐木、开矿、挖玛瑙石、采松子木耳等等，知识面就大大拓宽了。
四是在那里和各种野兽打交道成为日常事，还有鄂伦春人经常来往，所享受的野味甚至比新兴、新鄂（这是二个鄂伦春民族公社）的知青还多，由此沾了一些“野性”，个性锻炼得豪放粗犷。
五是因为知青人数相对少，所以担任各种职务、技术工种、上学、调干的比例高于山下，人才也就一批批脱颖而出。
六是逊克县三线后期来了大批全国各地的青年，逊克县三线知青和他们相处日久，又开眼界长知识。
七是交通不便、气候恶劣，促使逊克县三线知青必须相互支撑，各连之间形成天然的互助关系，比山下各青年点之间更紧密得多。
逊克县三线知青，是不可多得的一群人。在呼玛、瑗珲、孙吴、嘉荫，也都有这样一批在山里建点的三线上海干部和知青。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能磨炼人、培养人！上海干部得到了磨练，上海知青也在成长！
照片说明：1970年4月，有7名上海财贸系统的机关干部到逊克县边疆公社团结大队插队落户。图中前排四位均是该队上海知青；后排四位均为上海干部，后排左起：章金生、张兰生（领队、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李景佳、刘永春。刘永春时年29岁，被称为“小刘”。不久，“小刘”把妻子与父母一起接来，在此生活。再后来，“小刘”把自己的工作关系也转到逊克县。以后，“老刘”与其老伴一直在逊克县工作到退休。
1973年7月10日，国务院通知黑龙江省革委会，姚力同志奉调国务院科教组担任副组长。临走前，有上海干部对姚力说，您带领我们到黑龙江来插队落户。现在您走了，把我们留下，就不管了？姚力意味深长地说：我走了，也会把你们带走。
1974年2月17日，上海市革委会在上海召开赴黑龙江插队落户干部大会，对这些干部的去向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继续在黑龙江插队落户，二是参加上海市赴黑龙江知识青年学习慰问团，三是年老体弱的回上海，四是去安徽铜陵新桥矿、江苏大屯和张家洼。
1974年4月，大部分上海插队落户干部参加上海市赴黑龙江知识青年学习慰问团，分赴全省各地；一部分年老体弱的干部直接返回上海工作；另有一部分去安徽铜陵新桥矿、江苏大屯和张家洼。
1975年10月，由于建设“星火五七农场”黑宝山电厂和小糖厂的需要，留下10名上海干部以第二批上海市赴黑龙江知识青年学习慰问团的名义，继续在农场工作。
1976年7月30日，上海市发电厂施工建设的糖厂发电机组试发电，制糖车间单机试运转，一切顺利，黑宝山电厂和小糖厂建成。
1976年9月14日晚，帮助筹建黑宝山电厂和小糖厂的10名上海干部依依不舍地告别“星火五七农场”返回上海。他们是孙成伯（上海虹口区副区长）、王瑛（上海市侨办副主任）、俞惟忠（上海铁路局干部）、陆季明（上海出版社干部）、王须兴（上海出版社干部）、董景星（华东师范大学干部）、周延龄（上海市纺织局干部）、刘之光（上海市国防科工委干部）、姜献德（上海市财税局干部）、项守荣（上海市财税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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