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起草了给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的指示电稿。
原来，毛泽东家乡的亲友们在前一个时期纷纷给他来信，请求推荐或安排工作。就连杨开慧烈士的哥哥杨开智也是这样，本来在湖南农业试验场干得好好的，可他却不安于现状，借五舅向理卿的第3个儿子向三立来京之机，托表弟给毛泽东带了一封信及多张照片，提出要到北京来工作。向三立托毛岸英向毛泽东转交了杨开智的信及照片。于是，毛泽东在给王首道的电文中写道：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电报上是这样写的：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毛泽东拟好电文或写好信后，通常都是叫卫士通知田家英来取走发出。这一天，田家英又接到通知，来办公室取电报稿，毛泽东对他说：
“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后来在散步时，毛泽东又和阎长林谈起了他和杨家的关系，他说：
“我对开慧家里的人，都和我家里的人一样，非常有感情。开慧在家乡搞革命工作，他们都支持。开慧被反动派逮捕以后，他们也冒着极大的风险，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开慧被反动派杀害了，他们冒着风险收敛尸体，还营救岸英他们，把他们送到上海交给地下党组织。他们这样做，我是非常感激的。可是，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本来在湖南农场工作很好，现在来信又要我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我如果这么做，不说以后其他的亲友也会提出这类要求，就是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工作问题，我也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群众啊。”
阎长林说：
“机关进城以后，各个部门也招收了许多工作人员，也有许多老同志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说也就参加工作了。”
毛泽东说：
“机关招收新人，那是工作的需要，是完全正常的。我如果把他介绍到机关工作，那就不正常了。”
阎长林说：
“主席对杨开慧同志家里的感情是很深厚的，请他们到北京来看看，给他们谈清楚，他们会理解的。如果主席现在忙，顾不上，过几天再叫他们来可以。最近，机关里许多老同志的家属也来了不少，我的家属也来了，我带着他们看了看故宫，就叫他们回去了。”
毛泽东说：
“是呀，机关干部的家属和亲友来，都是正常现象，应该来看看。我的亲友要来，就可能变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可能形成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这一点是可以想象到的。陈玉英在板仓给开慧当保姆，带着孩子们工作了很多年，受开慧的影响，思想也比较进步。反动派逮捕了开慧，把陈玉英也抓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她表现得很坚定，决不屈服。一个农村妇女，在敌人面前表现得这么好，真值得钦佩和尊敬啊！她现在湖南长沙纺织厂做工，不是很好嘛。她也要到北京来让我安排工作，做什么工作呢？我也不好把她放在我家当保姆，这里也不需要。到北京纺织厂做工吗？那还不如在长沙好嘛。好像有些人在想，只要找到我毛泽东，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了。我们共产党人是有章法的呀，你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啊！
你们都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了，我对你们都很有感情，对你们也都是信任的。你们如果出去做什么重要工作，我都是支持的。但是，我不好说，让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官，去当什么长吧？这样，就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群众了嘛。我搞特殊，群众不拥护，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毛泽东10月9日的电报，虽然使杨开智打消了到北京工作的念头，可他又萌发了在长沙谋取一定职位的想法。他给已经在北京工作的表弟向三立写了一封信，请求向三立替他向毛泽东说情，希望在长沙谋得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向三立接到信后，便给毛岸英写了一封信，转述了表哥的意思和想法。
毛岸英在10月24日给向三立回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
三立同志：
来信提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连同信一齐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它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到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舅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舅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殊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宗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殊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殊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舅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舅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舅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经收到了。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办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的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期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的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工作了罢，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经碰了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岸英 上
10月24日（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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