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酷爱读书，一生与书为伴。他曾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史书无疑是毛泽东读得最多的。他通读并批注“二十四史”至少一遍，通读《资治通鉴》十多遍。1976年9月8日5时，毛泽东在弥留之际，还请工作人员为他朗读宋人洪迈的史料笔记小说《容斋随笔》。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读史、又是怎样读史的呢？
为什么读史
毛泽东读史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寻找经验智慧。
毛泽东把学习历史提高到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重要的位置。他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又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1939年5月20日，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对什么叫“古”，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通古今”有个通俗而深刻的说明：“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多读几遍贾谊的《治安策》，以此启发广大干部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以求新中国长治久安，跳出“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率。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就是毛泽东在讲如何学习我们民族历史时提出的。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里强调的“民族形式”，就包含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这一重要维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是毛泽东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重要方面。
怎样读史
毛泽东读史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但不是毫无批判地照搬照抄历史经验，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地分析历史，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毛泽东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分为二地分析问题。比如关于诸葛亮，毛泽东一方面认为他具有“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等优点，对孟获“七擒七纵”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盲目自大，没有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识人不清、用人不当，《隆中对》提出的分兵策略导致兵力单薄，等等。在阅读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时，他用红、黑两种颜色笔迹作过不少圈画、批注，既充分肯定了陈胜、吴广的优点及其起义的历史作用，又点出了他们失败的两大教训，即“功成忘本”和“用人不善”。
1964年，毛泽东创作了《贺新郎·读史》，该词纵贯人类历史，气象恢宏。图为毛泽东写作该词时的手稿 资料图片
毛泽东不仅注重研究中国历史，而且非常重视从外国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与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此外，毛泽东主张读书要“三复四温”，即反复地读，读史也是如此。为什么要“三复四温”呢？一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只有反复读，才能理解其中精义；二是对历史的理解深度与读者阅历深浅有关，读者在不同人生阶段阅读同一本书，会有不同体会。自青年至暮年，毛泽东反复读《史记》和《资治通鉴》，其中《资治通鉴》就读了17遍。前文提到的《容斋随笔》，与毛泽东相伴近40年，已经无法统计他读了多少遍。
怎样以史为鉴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大历史的进程中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指示了中国未来的前进方向。他指出，在中国古代，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是中国古代社会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一方面将资本主义因素注入中国，将其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把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成为中国革命产生的基础。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主要矛盾，导致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依附性，无法独立完成民主革命的重任。中国必须经过“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就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
毛泽东尤其重视从农民革命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认为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骄傲轻敌、生活腐化、失去民心。这篇文章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启程前往北平，他坚定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三大战役”胜利后，蒋介石又玩起“和平”把戏，妄图“划江而治”。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于当日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解放南京。得知南京解放消息的当天，毛泽东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其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句，就是借用项羽兵败乌江的历史典故，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苏霸权的包夹之下，毛泽东借鉴朱元璋“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历史典故，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策略方针，积极进行国家建设，并赢得亚、非、拉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支持。
知古鉴今、资政育人是中华史学的优良传统和显著标志，毛泽东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了发扬光大，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如何学习历史、研究历史进而创造新的历史，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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