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协和语”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日本人侵占我国东北地区期间, 除了实行残酷的军事、政治统治外, 还实行野蛮的文化统治, 一切文化宣传事业都被置于统治机构资政局弘法处的严管之下, “官制文化”是当时文化的最显著特征。弘法处强制推行一系列奴化教育政策, 以所谓的“皇化教育”理念, 规定日语是中小学的必修课, 其他各级各类学校也都强制教授日语, 宣扬日本文化, 学校的日籍教师也达到了40%以上。其目的就是试图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 消亡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1932年, 伪满政权刚刚成立, 就迫不及待地发出“通令”, 东北全境一律不准悬挂中国地图, 不准使用“中华”字样, 学校禁止使用中国教材, 并严格限制关内报刊、书籍进入东北, 同时强行向东北占领区输入大量的日本法西斯书刊。据《满洲年鉴》 (1939年) 记载, 1935年到1938年间, 伪满禁止发行的报纸7 445份;禁止普通出版物3 508册, 扣押924 852万册。在“禁”的同时, 日本国内宣扬军事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却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东北, 平均每天有15万余份日本报纸、2.2万余份日本杂志、4.9万余册日本书籍涌进中国东北。
另一方面, 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有大批日本移民进入, 日本人在各层次机关担任实质领导人, 无论在政界、商界还是民间, 设法让中国人和日本人能够顺利交流就成了当务之急。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协和语”应运而生。
二、“协和语”名词的由来
所谓“协和语”, 是指流行于伪满洲国时期的汉语和日语的混合语言,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 是汉语和日语接触后, 互相交流词汇和语法而形成的。该词一说“日满之协和”之意, 即希望中国和日本两国友好相处之意;一说源自满洲国的口号“五族協和”, 五族是指生活在伪满洲国的汉族、朝鲜族、满族、蒙古族, 加上日本的大和民族。其实“协和语”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协和语, 因为“協和”是日语中的词汇, 汉语应表达为“和谐”。
另外, 对于这一时期的混合语, 汉语也有“兴亚语”、“日满语”、“大东亚语”等称谓。日语则称之为“日支合辦語”、“ほこぺん支那語”、“ほこぺん語”、“日満合辦語”、“日支合弁語”、“日満親善語”、“日本語的満語”、“日満語”、“日満混淆語”、“日本製満州語”、“沿蝷官鋻”、“沿蝷支那語”、“兵鸂支那語”、“興亜語”、“大東亜語”、“協和語”等等。
那么“协和语”一词到底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 还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呢?日本学者桜井隆 (2012) 在经过细致的调查后得出结论, “協和語は中国人の間で使われていた名称で、それが日本語に取り入れた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よう。”[1] (可以认为协和语是在中国人中使用的名称, 后来被引入到日语。)
三、“协和语”的分类
根据协和语的语用特征, 日本学者明木茂夫将协和语分为“汉语的协和语”和“日语的协和语”两种。[2]也就是指汉语中使用的杂糅和日语中使用的杂糅语之意, 本文在大的分类上仍沿用此法, 但是对“汉语的协和语”又做了进一步的细分。以下例词及例句均取自描写伪满时期抗战题材的小说。
1. 汉语的协和语
“汉语的协和语”指伪满洲国统治时期, 在汉语 (日方曾称满州国的汉语官话为“满语”) 中引入日语词汇和使用日式语法的混合语。此外, 日本人在学习汉语时所说的汉语, 以及在日华侨长期受到日语影响所说的汉语有时也可视为一种汉语的协和语。[2]
(1) 沿用日语汉字词
这类协和语词汇源自日语的汉字词, 虽然字面上不同于汉语, 但其意思同汉语相近, 很好理解。
例 (1) 我手里有一种叫门鉴的出入证。是一种木制小牌, 上有铁烙印, 专发给与司令部有业务往来的人员…… (溥仪《我的前半生》1964年)
例 (2) 这五天中日本人今林繁 (区队长) 每天到禁闭室陪我正坐, 声泪俱下说老师是父亲, 疼爱学生如子女。(80余人一期生から《皑皑长白-伪满军校学生回忆录》2000年)
例 (3) 列车上小卖的姑娘送来牛奶和面包。在她的一番劝诱下, 我们四个人都买了一份早点。(80余人一期生から《皑皑长白-伪满军校学生回忆录》2000年)
表1 常用协和语
例 (4) 在伯力特别收容所的五年间, (中略) 散步、下棋、打麻将、开宝, 成为消磨时光的日课。(溥杰《溥杰自传》1994年)
例 (5) 伪满的其他抑留者在这个问题上, 自始至终与我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溥仪《我的前半生》1964年)
例句中“门监”、“正坐”、“小卖”、“日课”、“抑留者”不是汉语词, 但是看了也能明白, “门监”就是“通行证”, “正坐”就是“跪坐”, “小卖”就是“小商人”, “日课”就是“白天的课程”, “抑留者”就是“扣留者”。它们的日语原型分别是“門鑑”、“正座”、“商売”、“日課”、“抑留者”。此外还有大量的源自日语汉字词的协和语, 出现在各个领域。
(2) 音译日语词
表2 音译日语词产生的协和语
由于有一些日语词日本人常用, 又没有当用汉字只有假名, 因此当时的中国人就将这些常用词用汉语中发音相同或近似的字词来代替使用, 就成了协和语。
例 (6) 对方反复地看了那张盖着“鞀用割引”字样的车票, 问道:“出张 (公出) 吗?”我回答:“哈依。” (左奇峰《伪满“江上军”亲历记》1999年)
例 (7) 翻译官说, 水峪镇日军“红部”来了命令, 叫把这里的俘虏, 赶后天都送到那里。(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1957年)
例 (8) 张有义端着枪挤进了饭厅里, 打着日本腔调说:“不咪稀了, 开路的!”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1957年)
表3 沿用日语序的协和语
例 (9) 松本小队长的小仁丹胡一噘, 扑到杨德面前, 当胸一拳, 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你的, 开西的, 土八路的打不过, 大大的无用!”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1957年)
例 (10) 柴山一边打着饱嗝儿, 一边挥挥手用那种新流行的“协和语”说:“腰细!我们今后大大的合作吧!” (冯志《敌后武工队》1986年)
(3) 中日混合语
汉语中的协和语词汇中还有一类既不是源自日语的字, 也不是源自日语的音, 而是将两种语言混合在一起, 形成的词汇。
例 (11) 小平抓住枪把, 后退一步, 用枪逼住刘魁胜说:“你的坏坏的有, 人的来, 三宾的给!”? (冯志《敌后武工队》1986年)
例 (12) 我的照片被称做“御容”, 后来推广适应日本人习惯的那种不中不日的“协和语”, 改称之为“御真影”。(溥仪《我的前半生》1964年)
“三宾 (sanbin) ”一词, 就是由汉语的“扇嘴巴”中“扇 (shan) ”的发音和日语的“ビンタ”中“ビン (bin) ”的发音混合而成。汉语中“御”是对帝王所作所为及所用物的敬称, 由于溥仪是皇帝, 所以对他的照片成为“御容”,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说成“御真影”, 中国人就有些不懂了, 而日本人却能明白, 因为日语中“御”是一个敬语接头词, 可以表示对对方及对方所属物的尊敬, 相当于汉语“您的”意思, “真影”是“相片、肖像”的意思。所以“御容”就成了“御真影”。
(4) 借用日语的形容动词词尾“的”
在协和语中大量使用“的”字, 这也成了协和语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日语词典中的释义。《现代日汉大词典》对“的”的解释为:形容动词接尾词, 接在名词下, 构成形容动词, 相当于英语的-tic。
a.关于, 对于 “科学的” (科学的)
b.……一般的;似乎, 好像 “野簳的” (野兽般的)
c.表示状态或性质 “彻底的” (彻底地)
d.……上的 “政治的” (政治上的)
e. (俗) 接在一部分人名、职业下, 表示亲近“正雄的” (正雄这个家伙)
可见, 日语中汉字词在加上“的”后, 就成了形容动词, 且使用范围较广, 受此影响, 汉语中的形容词、副词也仿照了这种构词法, 将词尾加上“的”形成了协和语。下面三个例句均是此种用法。
例 (13) “太君在洋行的生意, 一定大大的发财!”王强故意竖起了大拇指头说, “太君大掌柜的, 赚钱大大的!” (三掌柜) “现在洋行里又来了大掌柜, 他们太君大大的, 我的小小的吃不开了。” (刘知侠《铁道游击队》1955年)
(5) 日语格助词变为“的”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每个词在句中可以单独使用, 而日语则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黏着语。也就是说日语中一个词拿出来放在句子中, 大部分要考虑它后面跟个什么格助词, 来表示前后词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一特点, 日本人在说完一个词后, 如果后面不跟上点什么就感觉没说完似的, 因此“的”就满足了日本人的这一心理特点, 成为“万金油”性质的字, 什么场合都可以用。比如:
例 (14) 于芷山不知电话线已被日本人切断, 正要继续往司令部打电话, 两个日本兵闯上前庭二楼。“太君的在哪里?” (中略) 于芷山注意到这两个日本兵并不认识自己, 便将计就计指着楼下说:“太君的在后院。” (左奇峰《伪满“江上军”亲历记》1999年)
例 (15) 日本副官看了我们三人一眼, 用不纯熟的中国话问:“谁的参谋?部队长的有?”“他是肖参谋。”赫慕侠介绍说:“我是卫队团长。” (左奇峰《伪满“江上鞀”亲历记》1999年)
例 (16) 当刘洪站到张司令身边, 向首长汇报谈判的情况时, 三个人便问李正:“这是什么的太君?”?李正把手向四下一挥, 说:“这是全鲁南军区的张司令!” (刘知侠《铁道游击队》1955年)
上面例句中的“的”均起到代替日语中格助词的作用。例 (14) 中的“的”代替了日语中的提示助词“は”例中的“的”代替了日语中的主格助词“が”, 例 (15) 中的“的”代替了日语中的所属格助词“の”, 例 (16) 中的“的”代替了日语中的宾格助词“を”。
(6) 沿用日语语序
汉语的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 日语的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 因此在协和语中, 无论是词汇还是句子, 都常见主谓倒置的现象。在描写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中常听到日本演员说“什么的干活”, 就是“你是干什么的”的意思, 这也是有据可查的:
例 (17) 有个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了我 (溥儀) 一句:“你是做买卖的干活! (溥仪《我的前半生》
2. 日语的协和语
“日语的协和语”并不是指日本人使用的协和语, 而是“一种由满洲国非日本人使用的一种夹杂有大量汉语词汇的新式日语方言。”[2]如:
例 (18) おい、クワイクワイデ一 (クワイクワイデ﹢人) でやれよ。
例 (19) ニデ一 (你的) 一緒に寫眞撮るからクワイデ﹢ライ (快的来)
例 (20) ハハ、お前はツオンミン (ツオンミン的) 的だな。
例 (21) ニッポングン (ニッポングン) ) ノセレウジョ (セレウジョン) デシンサツ (シンサツョ) シテモラヲウ。
例 (22) とてもハオカン (ハオカンウ) だなア。
例 (23) お世辞はぬきで、チエンデ (チエンデき) でみろよ
例句 (18) 到 (23) , 都出现了日语句中掺杂了汉语的现象, 同时汉语用日语的片假名来标注发音。仔细观察这些词就会发现, 它们还有个最大的共同点, 就是它们几乎都是形容词、副词。
在伪满的奴化教育下, 协和语广泛应用, 甚至出现了协和语教科书, 1935年2月出版的《西洋史》教科书就是协和语式教科书的开端。在协和语教科书中, 语文、历史、地理、政治以及理科课本里, 把外国地名、人名、技术专有词等用日文的片假名写, 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用中文写, 造成在一本书中出现汉语和日语混杂的现象。
四、“协和语”的利弊及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协和语”的创造之初衷就是为了是两国语言能够顺利交流, 这就注定它没有语言的纯洁性。“汉语的协和语”和“日语的协和语”极大地改变汉语的本来面貌, 且词义搭配混乱, 不符合汉语语序。这些缺点, 在中国恢复主权后的规范语言运动中, 必定无其立足之地, 因此“协和语”在中国大陆的消亡也是有其必然性的。那么在日本怎么样呢?其实“日语的协和语”从其诞生开始就受到一些日本人强烈批判, 因为他们是神道的拥护者, 认为日语是言灵寄宿的语言, 这种混合语是对纯洁日语的亵渎, 因此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 “日语的协和语”也随之消亡。（《边疆经济与文化》2014.6，作者：于湘泳;张守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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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守祥满洲国"地域书日本语言韶景:写真资料5日本语普及史D1.东京:东京大学,2012247):114-11.
[6] 田中德一郎.满洲年鉴[M]大连:满洲日日新闻社，1939:69.
[7] 薄仪.我的前半生[M].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
[8] 薄杰.薄杰自传[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9] 吉林省青年运动史工作委员会80余人一期生5.长白一伪满军校学生忆录.长春:吉林省青年运动史工作委会，2000[10] 左奇峰.伪满“江上军”亲历记[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11]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2] 冯志.敌后武工队[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13] 刘知侠.铁道游击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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