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的游击战战略, 是一个辩证思维下的系统工程。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构成中共持久抗战互为作用的 “三驾马车”, 所有这些, 又和总体战的思路息息相关, 持久抵抗的链条在多种要素的相互咬合中形成、运转。无论从哪方面看, 中共的持久大战略都具有相当的超前性, 之所以如此, 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共产革命理念中必然包含的群众路线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共产党人的理论高度, 与毛泽东政治上的老练和军事上的天才结合, 使其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准确找到生存发展的方向, 而这相当程度上又决定了中共抗战时期乃至后来国共争战中的成功。
一、游击之路
游击战并不是抗战时期中国所独有。国外早有游击战的成功案例, 国内的十年内战时期, 中共也在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抗战时期, 由于当时特殊的军事政治形势, 游击战获得非同一般的地位, 上升到战略和政略高度, 成为战争史上独特的案例。
游击战战略地位的奠定, 是中共在战争指导中不断摸索的结果。战争伊始,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提出并竭力强调游击战的方针。洛川会议时, 毛泽东作了集中表述: 红军的基本方针是持久战, 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创造根据地则是基本任务之一。在持久战之下, 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 ( 八路军) 构成的三驾马车此时已具雏形。
游击战是中共持久战的核心内容, 尽管毛泽东一开始就强调中共作战必须是游击战, 但游击战的内涵却不断变化、丰富。中共最初提出游击战时, 华北战场还有大批中国正规军存在, 此时强调游击战, 更多在于突出中共武装的独立性, 将中共武装的战场功能定位于侧翼配合。随着战争的进行, 毛泽东很快意识到华北战场正面抵抗势难持久, 游击战将有可能成为中共在华北持久的不二法门, 对游击战的判断已经逐渐向着战略方向提升。游击战不是零散的局部的战斗行动, 而是整个的党、整个的军的中心任务; 游击战不仅仅是群众性的战斗行动, 更需要正规军的投入; 游击战不仅仅限于军事意义, 还具有政治上的政略意义。
虽然毛泽东要求把游击战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华北, 但对把八路军主力投入到华北前方, 多少还存在一些担忧。洛川会议时, 毛泽东强调要在有利条件下发展平原游击战争, 但重点是山地, 具体而言, 即主力位于山西, “小游击队去发达平原”。山西山地纵横, 符合毛泽东实施山地游击战的要求, 而其背靠陕甘, 进可攻退可守, 也让中共部队在局面全面恶化时, 可有退路, 这是此时毛泽东选择山西作为战略展开地区的主要考量。
1938 年4 月前, 毛泽东不断提示山西前方要确保与陕甘宁大后方的联络, 在形势不利时退回西北。3 月29 日, 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 明确指示: “依此时敌我情况, 河南、安徽、潼关、西安乃至武汉有很快发生严重变化的可能, 同时敌确有进攻陕北在政治上打击共产党之计划。因此, 刘师徐旅两部宜位于同蒲东侧, 依太岳山脉为根据, 发动民众, 袭击同蒲路, 配合林贺两师, 打击晋西之敌, 并便于向西转移为合宜。” 显然, 这是一个收缩防御的计划。然而, 正是在毛泽东不断提醒要保住后路, 准备西撤时, 中共试探性进入华北平原的武装力量出现出人意料的大发展局面, 如火如荼的华北大发展, 给了中共空前的机会。此时, 毛泽东对后路的担忧固然不无道理, 却也有失去战略机遇的可能。形势比人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面临着一个把握战略机遇的关键抉择。
二、从山地到平原
1938 年前后华北的特殊形势, 为中共造就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战前华北多控制在地方实力派手中, 中日全面开战后, 各政治军事力量剧烈洗牌。河北的宋哲元因为第29 军迅速溃败失去原有地位, 山东的韩复榘1938 年初被枪决, 华北平原两个大省出现政治塌陷。面对华北军政的混乱局面, 国民政府缺乏在华北坚强防御的信心, 兵力和准备不足, 正面抵抗力度明显不如华东。正因此, 日军在华北进展迅速, 随着其兵锋越过华北平原南下, 华北出现短暂的控制真空局面。
中共出动后, 主力置于山西, 毛泽东也一直把山地游击战作为开展重点, 平原地区不是中共武装的主要行动方向。但由于毛泽东一开始就认识到中共应坚持游击战的方针, 而游击战必然是多点开花, 因此, 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 另方面将主力部队分散作战, 尽可能多的建立根据地、巩固自己、袭扰对手是中共一直努力的方向。本着遍地开花的原则, 毛泽东在坚持把部队主力抑留山西, 保持前方主力和陕甘后方联系, 确保退路同时, 也分兵派出小股部队向冀中、冀东、冀南、豫北等地挺进, 试探寻找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的机会。此着既在窥探形势, 也是给主战略区山西建立环形的前出防护基地。
然而, 八路军向河北试探性的进军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 八路军东进纵队是分兵发展成功的典型案例。1938 年1 月, 陈再道率八路军第129 师东进纵队进入冀南时, 只有500 多人, 但八路军既有正规军的武装、素质、威慑力, 又有严密的组织宣传, 在冀南几乎没有其他正规武装背景下, 东进纵队可谓独树一帜, 对其他民间武装形成威慑和虹吸效应, 短短几个月, 在二十几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1938 年4 月, 华北中共部队发展到 “实有人数十二万以上”, 这让一直坚持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 大大增强了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信心。短短几个月内, 用极少的人力、物力, 在河北、山东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发展, 这样的机会空前绝后, 是中共日后得以在华北持续坚持的重要保障, 也是中共取得成功迈出的最初却又至关重要的一步。
然而, 中共获得的这些成果, 由于来得太快、太轻松, 基础并不十分扎实。可以预估得到, 日军在正面战场进攻告一段落后, 必然会返身巩固后方, 这对中共将形成巨大压力。同时, 国民党方面经历初期的溃退后, 受中共方面刺激, 也准备重返河北等地, 不可避免对中共继续发展构成挑战。要保持既有果实, 让初期获得的机遇真正转化为继续发展的基础, 亟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因时制宜, 对既有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1938 年4 月上中旬, 八路军出动以来一直和前方保持联系, 不断发出指令的毛泽东出现罕见的长时间沉默。4 月21 日, 默察形势半个多月的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 打破沉默, 与张闻天、刘少奇一起, 发出 《关于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 号召全党和八路军部队: “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 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平原游击战的思路, 可谓战略方向上的革命性变化, 将中共的战略重心由山西一隅推向整个华北, 使得中共持久抵抗的活动空间大为增加, 而八路军主力的大规模投入, 又大大推动游击战的展开和根据地的建立, 后来中共在华北之所以能够扎住脚跟、成大气候, 这一决策是决定性的。也正是从此时起, 中共和毛泽东确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不再像之前那样戚戚于前方到陕甘宁边区的后路问题, 将主力推向华北大平原的决策本身, 已经是断绝后路之举, 根据地的后路就是根据地自身。
作出主力推向华北大平原决策不久, 1938 年5 月, 酝酿已久的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 《论持久战》两个文本终于出炉。平原游击战的提出, 可谓打通了中共持久抗战理论的最后一关, 从此游击持久的天地豁然开朗。毛泽东恰逢其时推出这两个文本, 既有解决难题后的舒心与轻松, 也是在为全面游击战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持。事实上, 终整个抗战, 毛泽东没有再就战略问题提出新的文本, 充分显示其对这两个文本的足够自信, 而平原游击战问题的解决, 无疑在这种自信上添上了重重的一道砝码。
三、游击战和根据地
如何在日军进攻下, 坚持华北敌后的抵抗与生存, 是平原游击战决策必须解决的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两个文本中, 毛泽东站在总体战的高度, 从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几个角度对此作了富有辩证色彩的回答。尽管这两个文本论述范围远远不止于平原游击战, 但这一问题的解决, 无论在1938 年的当下还是抗日游击战争全盛时期, 都牵一发而动全身, 绝对不可小视。平原游击战的决策和上述两个文本的发表, 在时间上连贯、集中, 应该绝非偶然。
作为 “向战略敲门”的游击战, 毛泽东的规划有许多独创性, 游击战和根据地的联结堪称巧妙。抗战伊始, 和游击战提出几乎同时, 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即被强调。中共根据地的创建不是为了自身的单纯存活, 而有抵抗和生存发展的双重功能, 但是, 这样的生存发展又不是建立在单纯的地域占据原则上, 否则就有可能形成对日的阵地战, 这是中共武装不可能也无力尝试的。抗战根据地尤其是平原根据地前出到对手后方, 它既是中共武装的前进阵地, 又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还是贯彻中共党政军民总体战的基地, 一身而担数任, 具有十分复杂的内容。
一般的理解中, 游击战和根据地两个概念多少有点冲突, 游击战强调 “游”, 不以占取地域为原则, 战斗目标往往通过游动实现;根据地则重在 “据”, 所谓 “依靠一地区之人力物力以支持抗战者”, 需要通过对某一地区的占领、管理和控制予以实现, 要求具有相对的固定性。两者一动一静, 各具特点。抗战时期, 鉴于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和中日两国多种因素较量下形成的战争持久性质, 战争形态犬牙交错, 此即毛泽东所言: “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 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 则是主力军在内线, 游击队在外线, 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 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 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在这里, 整个的敌后战场以广大的大后方区域为内线, 中共的根据地以陕甘宁后方为内线, 各个根据地又相互为内线。在这种背景下看待游击战和根据地, 就有了不一般的意义, 游击战和根据地都是对日抵抗系列链条中的一环, 根据地是游击战的内线, 但游击战依靠的根据地并不是静止、独立的, 而是和其他根据地以及更广大的对日抵抗后方构成相互支撑的关系。从战略层面言, 根据地本身就是游击战略的一环。针对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 建设多点开花的根据地、战略区, 使之成为撒播在敌后广大地区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应援的大网, 每一块根据地的存在都是其他根据地的支持, 此起彼伏, 此落彼起, 这样, 根据地某种程度又是游击战略区。
在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 毛泽东甚至提出根据地也是可以游动的, 由于敌强我弱的总态势, 根据地不应一成不变, 必须随着力量的转换而转换, 当然, 由于条件的限制, 毛泽东说的这种整块的根据地的游动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根据地内的游动及相邻根据地间的相互支持, 确实成为中共根据地存活的重要内容。同时, 根据地的性质随着敌我力量的变化也相应发生改变, 可以分为稳固的根据地、游击根据地、隐蔽根据地等多种, 目的是在尊重现实力量的前提下, 尽可能保住根据地的火种。
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既是后方, 又没有后方。当中共决心把主力投入敌后方游击战时, 即需面对华北游击战场同陕甘宁边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总后方脱离、进行无后方作战这一可能, 在这种总体上无后方的状态下, 根据地可以帮助中共获得局部后方。有了根据地, 游击队才能在物资、人力上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 才有持久的条件;开辟、坚持和发展根据地, 中共的政策才能得到施展, 控制才能发挥效力, 党、军队和民众的结合才有基础。根据地从战略上说, 其实是插入对手后方的楔子, 既滋养、巩固自身, 又破坏、扰乱对手, 根据地的存在, 不仅是中共力量伸展的触角, 还在日本的眼皮底下对其形成威胁。
四、游击战和正规军
中共的游击战, 理论上当然应该是群众性的, 事实上中共也一直向这一方向努力, 但是, 发动和武装民众, 让民众具有游击的能力, 不可能一蹴而就。战争中, 机会常常转瞬而逝, 八路军出动后, 要迅速在敌后建立根据地, 指望刚刚着手建设的群众性游击队并不现实, 以正规军分散投入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几乎不可避免。事实上, 正规军的加入是作为战略的游击战能够成立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运作具体状况看, 所有重要根据地的建立, 都没有离开正规军的帮助, 大部分根据地更是由正规军直接缔造。
正规军打游击战, 是基于抗战的持久性质, 基于开拓和坚持敌后根据地的需要。强大正规武装的进入, 可以迅速实现区域的占领和控制。根据地初步形成后, 正规军仍然是中流砥柱, 需要承担保卫根据地的重任, 帮助建立、发展地方武装, 开展群众运动。
游击战可以以动补拙, 以巧击强, 战术的灵活相对可以弥补部队的弱点, 但游击队本身的坚强程度仍然是游击战成功的要素, 不少中共将领都对游击部队提出要求。战争史上, 很多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部队, 恰为优中选优的精兵强将, 长距离、高强度的游击行动, 对战斗员提出很高的要求, 战术层面上的游击战的开展, 离开了正规军的坚强支持, 很难想象。
正由于此, 抗战开始后, 中共和毛泽东的战争指导就把八路军出动的任务规定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对八路军为什么要把重心放在游击战和创造根据地上, 毛泽东有自己的解释: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 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 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 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 不是运动战) 。要实行这样的方针, 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 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 就要分散兵力, 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 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1938 年4 月, 中共中央作出大规模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决策后, 八路军调派徐向前往冀南、第115 师一部往山东、第120 师往冀中, 走的仍然是以正规军为主力开拓根据地的路子。即便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山东根据地, 中共武装也迅速整编为山东纵队, 向正规化方向发展。正规军在游击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在 《论持久战》中说得很清楚: “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 至少指定数十万人, 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 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 从事游击战争, 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 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 不要以为少打大仗, 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 降低了资格,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游击战的发动和坚持离不开正规军, 随着战争的进行, 游击队也要逐渐转化为正规军。但是, 正规军的加入并不是要其打大仗, 抗战开始之初, 正规军主要任务是开辟根据地, 为持久抗战培植基础。抗战持久阶段, 正规军进可袭扰和威慑日军, 退可使游击队的党和政权、群众有武力依恃, 有效支持根据地的控制。另外, 正规军可以培植武装力量, 充当游击部队的基干队。可以说, 终整个抗战, 正规军都是敌后游击战的核心力量, 只是在不同的时段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五、游击战和总体战
抗战时期纷繁复杂的形势下, 毛泽东针对日军兵力不足等弱点, 高举生存智慧的大旗, 赋予游击战以战略和政略的双重意义, 主要不以战争, 而以我之顽强生存, 破坏、抑制对手的控制, 达到对敌持久、削弱对手的目标。生存追求看起来不是积极的举措, 但要在深入敌后的背景下做到, 亦非易事, 在日军优势兵力包围下, 如不具备正确的战略战术和超常的生存能力, 很可能就是以羊饲虎。真正让毛泽东放手一搏, 将正规军投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的, 除了拥有帮助持久的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这 “三驾马车”外, 还在于他对中共军队的自信, 中共武装具有将游击战打成政治经济社会总体战的能力, 离开了这种能力, 所有的战略战术思考都不免纸上谈兵。
总体战对武装力量、民众、社会有着极高的要求, 并不是所有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完成的, 1939 年, 聂荣臻曾坦率指出:“所谓由整化零等游击战术实并不易 ( 由零可化为无) , 如甚易, 则八路已不值钱了。敌人把我游击战术作研究而谋歼灭我之对策, 但是机械的。游击战术实不易把握。” 聂荣臻此语, 道出了抗战时期中共敌后游击战的关键, 游击战并不像看起来那样轻松, 游龙戏水、来去自如的后面, 背后支撑的是中共一整套政治、军事和社会运作机制。
中共坚强的政治工作是游击战能够充分发挥效能的基础。抗战之初, 为适应国共统一战线的新形势, 中共曾于短期内对部队结构做了一些调整, 但政治委员制度很快恢复, 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从未放松。持续的党的建设和政治训练, 风行草偃, 的确使中共部队明显区别于一般的军事力量。通过政治教育, 中共部队多了军人服从天性之外的自觉追随, 尽管不是说每个个体都能达到其所期望的政治觉悟, 但团体意识、纪律观念、信仰追求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灌输、提升, 这是中共武装之所以在困境中常常不倒的关键, 也是八路军可以分而不散的关键。
除了需要坚强的党和军队外, 要和军事实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展开游击战, 民众的支持不可或缺,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游击战中民众的作用, 在平原地区尤为明显。平原地区没有地形的怙恃, 实力相对弱小的一方, 生存困难大大增加。八路军要在平原建立根据地, 坚持生存, 必须依靠民众的支持, 获得另外一种依靠, 此即前方将领所归纳、总结的 “人山”。正是有了民众的掩护, 中共才获得活动的广大空间, 关向应写道: “我们曾遇到过这样的事件: 敌人有过两次在我兵团前二三里五六里的前面通过, 没有发觉到我们, 曾有一个团在敌人两个行进纵队中间行进, 亦未被敌人发现, 这是说明民族战争在平原上, 在广大群众掩护下的特点。” 民众潜在的支持、人山造成的事实及中共对自身民众工作的自信, 在毛泽东作出展开全面游击战的决策中, 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日军的统治状况也是中共可以开展总体战的重要背景。日军兵力不足造成了其后方的广大活动空间, 保有交通线完成资源攫取成为日军最低限度的战略目标, 游击战和根据地针对的正是日军这一特点, 无论是强调“游”的游击战和强调 “据”的根据地都不主张正面撄日军之锋, 而主张因势利导, 灵活机动, 保存力量, 是战略和政略的结合。当然, 保存自身, 不是单纯的避战, 不是游而不击, 既要谨慎将事, 又要针锋相对, 其间的拿捏和把握, 并不容易。
抗战时期, 中共以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为基础, 通过党政军民的总体战, 成功完成持久作战的目标。无论山地还是平原, 中共都顽强坚持, 打破了日军完全占领的梦想, 使其始终处于敌后军民的抵抗和威胁之下, 而中共则在战略和政略结合指导下的持久坚持中不断壮大发展。没有军队就没有根据地, 没有根据地又难以有游击战的坚持, 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看起来不无扞格, 经过中共系统运作, 却能相互咬合, 互动互补, 而党政军民的一体化又是基础中的基础。中共的这条道路不是一蹴而就, 中间有不断摸索的过程, 期间机遇的出现、把握及运用、创造, 最能体现历史的生动和复杂。中共在持久生存中表现的智慧和能力, 既源自一个革命党的积极进取要求, 也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维高度和政党属性相关, 还和毛泽东作为政党领袖的军政才能和实用指导密不可分。当中共在抗战中窥察形势、把握机遇、克服困难、一路曲折走向胜利的终点时, 离夺取政权的另一个终点, 已经并不遥远了。(《军事历史研究》2015.11，作者：黄道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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