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曾是中共叛徒
李士群 (1905或1907~1943) , 浙江遂昌人, 出身贫苦, 幼年丧父, 与母亲和妹妹靠种田为生。其母望子成龙, 将其交塾师, 然而李士群不耐费神读书, 听说上海遍地黄金, 于是瞒着母亲借了20元盘缠, 只身闯荡上海滩。彼时的李士群仿佛《红与黑》中的于连, 发誓要成名致富, 在这种强劲的心理动力下, 自己又有点小聪明, 后来居然进了学校深造。(一说在报考上海交通大学失败后, 先后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东亚同文书院、上海大学。待考——作者注) 在其时国共合作的上海大学, 即1926年春, 他经同学方木仁的介绍, 加入中共。
却说李士群初到上海时, 孤苦无助, 一次竟因饥饿昏倒在一户人家的门口。这家人姓叶 (也是遂昌人) , 主人看他是同乡, 面目还算清俊, 人也聪慧, 便收留他在书房, 掌管信件和整理书籍。叶家的掌上明珠是叶吉卿, 她长李士群1岁 (一说年长5岁) , 从此两人有了一段孽缘。至叶吉卿高中毕业又考入大夏大学中文系 (一说复旦大学与上海法政学院) , 李士群也在东亚同文书院 (日人所办, 用以培养“中国通”, 自1919年起开设“中华学生部”, 招收中国学生, 目的在培养亲日分子) 以及上海大学社会系读书, 不久两人便结为连理。叶吉卿当时也是共产党员。后来两人共同投敌, 加上李士群的妹夫谢云巢 (即谢文潮, 抗战胜利后与叶吉卿一同以汉奸罪入狱——作者注) , 可谓变色龙家族。而李士群、叶吉卿这一对“政治夫妇”的关系, 颇似汪精卫与陈璧君, 后来李在汪伪政府中沐猴而冠, 事无大小, 莫不受制于叶吉卿。
李士群于大革命即将失败之际, 即1927年4月, 奉党组织之命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此后, 他又奉命转学到位于西伯利亚一个小城的苏联特种警察学校深造, 据说这是专门为苏军总参谋部在远东建立情报网而特设的一座情报学校。据已解密的苏联档案透露:1927年末至1928年初, 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已达800人左右, 其中, 应中共领导人 (周恩来等) 的请求, 苏联还举办了专门的军事训练班, 而负责中国学生军训的是苏军总参谋部, 其下属有一个情报总局, 即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它与全俄肃反委员会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和共产国际联络局一起, 被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三大特工机构”。据说李士群当时不仅接受了秘密工作的常规训练, 而且被他的老师、苏军参谋总部情报头目谢苗·彼德罗维奇·乌里茨基将军赏识, 被秘密招募为苏军情报总局的直属情报员, 据此有人认为李士群是苏联的“红色特工”, 后来他被派回中国, 长期潜伏, 开始了他的“超级鼹鼠”间谍生涯。(施建伟《多面间谍李士群真面目》, 《传记文学》2012年第9期至第12期) 当然这还没有得到当事人和档案的证实。不过, 由这一段特殊经历, 李士群多了一层光谱色彩。在苏联学习过特工和情报技能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还有后来成为中共高级叛徒的顾顺章, 以及李士群在苏联的同学苏成德 (此人后来也成了叛徒、汉奸) , 此后数十年里, 李、苏两人沆瀣一气——由中共特工人员, 转而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 再转为“汪伪”特工。
李士群学成回国后, 被安排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据《苏联情报机构在中国》一书透露, “特科”的任务是“与社会各阶层中共产党的同情者建立联系, 同奸细和叛徒做斗争, 监视秘密接头地点, 建立全国各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等;此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决议, 即依照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模式, 建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反间谍委员会”, 与特科一起“尽可能同苏联情报机关进行合作”。
李士群被安排在特科第一科 (实即特科总部——作者注) 工作。1927年国共分裂后, 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和杀害, 也有许多人因此“脱党”, 导致中共党员从1927年11月的5万人缩减为此后的1万人, 许多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 而其中的绝大部分被捕人员自首投降 (据资料显示:1933年秋至1934秋, 中共被捕者4505人中约有4213人变节, 占94%——作者注) 。为了遏制这一叛变逆流的蔓延, “特科”中的“打狗队”即“红队” (第三科, 也即特务队, 科长顾顺章) 开始实施措施, 对一批造成党内极大危害的叛徒、奸细、密探实行制裁。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 后来在国民党特务的精心策划下, 特科甚至“红队”的若干重要成员居然也成了叛徒——顾顺章、李士群、苏成德、张文农、王国栋、章国忠、胡洪涛、董名馨、蒋永华、李齐, 等等。
“打狗”的变成“狗”, 这除了当时国民党对中共被捕人员的政策变更因素之外, 最主要原因是“狗”的自身条件的形成。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 投机、野心、享乐、无底线、无信仰、黑社会、追逐名利、暴发户等背景以及心理期待, 都是这一现象发生的深刻原因。换言之, 在极其复杂、恶劣的社会历史环境下, 中共内部的“党建”任务是艰巨、长期的。李士群的出现绝非偶然, 其人其事, 恐怕也不是一个“多面间谍”可以解释得了的。
一对“中统”特务搭档
李士群在特科的活动, 目前我们所知非常有限, 大概是他于1928 (或1929) 年回国后, 就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 主要是收集情报。不久, 李被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 其妻叶吉卿获悉后, 为避免李被租界当局引渡给国民党政府, 马上寻找一切可用资源, 最终通过“恒丰钱庄”的韩杰, 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 由季通过巡捕房中的熟人, 将李保释出来。随之李向季云卿投了门生帖子, 从此与青帮拉上关系。
在上海, 由会党而来的黑社会组织, 一向是各种政治势力皆与之相关联的一种社会基层网络, 李士群、叶吉卿夫妇借助其势力, 在当时并非偶然, 然而当1932年李又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时, 情况有了本质的变化——这次他自首叛变了。随之他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 后又是南京区的侦查员。
李士群自首投敌并非公开的, 据其后来的汉奸同僚马啸天、汪曼云所著《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李士群虽然投降了‘CC’, 但又利用旧的关系, 向共产党伪装忠贞, 推说他的投降只是为了应付环境, 不是真的背叛革命, 或许深入虎穴竟得虎子, 反而对革命有利。”也有人以为他是“双面间谍”, 即一方面向中共党组织隐瞒了自首情节, 又以“忠义”的说辞推说自己是潜入国民党“CC”系的组织中, 作为暂时应付环境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 他逐渐在国民党“中统”组织中站稳脚跟, 发展自己的势力。原来, 李士群自首后, 接受国民党“中组部”部长陈立夫之命, 与另外几个叛徒丁默邨、唐惠民以及翦建午等 (丁默邨后为汪伪政府社会部长, 唐惠民则是李士群任汪伪江苏省省长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 , 开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新光书局”编辑《社会新闻》刊物。又据老报人陶菊隐先生所著《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一书:丁默邨早年背叛革命, 投入国民党“中统”, 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 (1935年, 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科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并成立军委会调查统计局, 以陈立夫为局长, 下设三处, 处长分别是徐恩曾、戴笠、丁默邨——作者注) , 丁因个子矮小, 人称“丁小鬼”。“七七事变前, 左翼作家邹韬奋在上海主办《生活周刊》, 提倡政治民主和对日抗战, 颇受读者欢迎。‘中统’也要办一个刊物来抵制《生活周刊》, 就派丁默邨到上海创办《社会新闻》。这个刊物无中生有, 信口雌黄, 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极尽诬蔑丑诋之能事”。
丁默邨 (1901~1947) , 又名丁勒生, 湖南常德人。早年五四运动影响常德, 他正在省立二师附小读书, 于是加入“学联”予以配合。后赴上海, 通过施存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并被派回常德开展建团工作。彼时常德社会主义青年小组成立, 其为组长, 再后来共青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 其为书记。大革命高潮时, 其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办事员、特派专员, 又于大革命失败后叛变, 担任“中统”情报小组的工作, 乃至与李士群联手合办《社会新闻》。1938年, 张国焘从延安叛逃武汉, 陈立夫命丁默邨主持“招待”, 因涉嫌“贪污”, 受到追查, 遂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身份在昆明做寓公。是年, 日本人拟在上海组织“特工”组织, 丁默邨通过李士群牵线, 潜往上海与日人勾结。次年2月, 丁默邨投拜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 并以破获“蓝衣社”及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方案《上海特工计划》为见面礼。土肥原遂派晴气庆胤予以指导, 复由大本营参谋总长下达《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 至此丁默邨正式投靠日军, 并与李士群合组“特工总部”——这就是上海极司非尔路有名的“76号”。丁、李分任正、副主任。丁默邨后为汪伪中央委员、常委兼社会部部长, 乃至汪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 浙江省省长、省保安司令等, 所谓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丁默邨是电影《色戒》中的人物原型——他与浙江兰溪女子郑苹如有一段恩仇记。郑曾是上海明光中学学生, 丁则是校长, 后来郑是国民党“中统”特工, 其时“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陈宝骅 (陈果夫的侄子) 利用丁默邨好色的特点, 拟以郑实施“美人计”除之, 惜乎功败垂成。这个丁默邨, 也类似于周佛海, 都是湖南人, 又曾是中共人士, 又都是国民党要员乃至汉奸, 所谓多重色彩。丁也熟谙“狡兔三窟”之技, 自1941年接受陈立夫招降, 成为重庆内应, 他还通过戴笠、顾祝同向蒋介石保证“决心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 决不让共产党抢去”, 而陈立夫、戴笠也均曾保证过他的生命安全。战后丁在狱中生病, 保外就医, 一次顺道游览南京玄武湖, 被中央社记者认出, 采写报道了一篇《丁默邨逍遥玄武湖》。蒋介石看到后非常生气, 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丁遂毙命。
当年丁默邨、李士群相继叛变, 据说李士群不仅向中共隐瞒了叛变真相, 也向国民党“中统”隐瞒了与其有联系的中共党组织情报, 以致当时中共党组织无法确定李士群是否叛变, 最后为了证实, 命令他刺杀丁默邨作为考验。李士群领受任务后, 迅速告诉了丁默邨。马啸天、汪曼云在《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中说:“李士群并不因党对他信任而幡然觉悟, 忠实地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相反, 将此秘密向丁和盘托出, 作为加深他与丁‘友谊’的礼物。”而两人经过一阵密谋, 决定找个替死鬼交差, 这个人就是国民党“中统”上海区区长马绍武。
马绍武, 绰号马大麻子, 当时国共两党特工在上海激斗, 马绍武把特务活动的重点放到法租界和公共租界, 为非作歹, 敲诈勒索, 同时又在租界花天酒地, 纸醉金迷, 惹人注目。就在马绍武被杀当晚, 他正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市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以及丁默邨等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 (意思是高等妓院) 里打麻将。当他吃完花酒, 与丁默邨从弄堂里踉跄走出时, 与丁默邨约好在外面守候的李士群发出暗号, 随即有人向马开枪, 马应声倒地, 丁默邨亦佯装倒地。马绍武被杀后, 陈立夫等严饬限期破案, 后经多方侦查, 认为李士群、丁默邨嫌疑重大, 于是将二人扣留侦讯。丁默邨后经其老友、“中统”高干、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的保释, 得以出狱, 而李士群则被押解至南京, 由“中统”南京区侦查股长马啸天收押, 关在瞻园路的“特工总部”。经机要科长顾建中 (也是中共叛徒) 、情报科长徐兆麟审讯后, 再由马啸天带到走马巷 (侦查股与行动股的办公处) 看押, 其间李士群饱受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就在此时, 叶吉卿携带大宗珠宝首饰到了南京, 李士群得以活命。不独如此, 叶吉卿又被安排引见给了“CC” (二陈) 的表弟——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 叶以身相许, 徐遂下“手谕”:李士群免死, 但不得擅离南京。此后, 李任职“中统”编译员等。至1933年底, 李士群又任“留俄学生招待所”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 当然, 这都是闲职, 李士群不可能安枕。
投日:暗杀与退路
抗战爆发后, 李士群奉命“潜伏”, 但在南京沦陷前夕, 李却从南京逃到汉口。此时, “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扩大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即“中统”) , 徐恩曾任局长, 李士群等遂被安置在“中统局临时办事处”。
国难之际, 腐败渐呈鱼烂之状。却说1938年夏秋之间, 原任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 调任为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 其遗缺便落到了李士群身上。李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奉命并领到了川资和特务经费后, 先拿了一部分钱给叶吉卿, 要她立即回原籍, 自己则带着余资, 绕道广西、云南, 经河内逃到了香港 (这与汪精卫可谓异曲同工) 。
由南京而汉口、香港, 李士群目睹了一幅国土沦丧的画面, 他的民族信念逐渐被失败主义和投机主义所取代。当年李士群“落水”之后经常对手下讲的一句话透露了其内心世界:“蒋介石依靠英美, 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 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 流氓也好, 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 有的是力量。”这正是当时上海滩许多无政治伦理底线的暴发户的心声。日本彼时制定了军事打击、政治诱降两手并重的措施, 其中日本参谋本部的“中国课”人员认为, 要在中国建立傀儡和特务组织, 最好拉出国民党特务组织里的骨干分子来主持 (因为他们富有反共活动的经验, 可以驾轻就熟) 。七七事变前, 课长影佐祯昭少将 (即后来汪伪国民政府第一任最高军事顾问) 通过关系, 将其亲信部属、号称“中国通”的女间谍川岛芳子 (另有说法是其他女特务) 安插到南京中华门外江南铁路 (南京到芜湖线) 的板桥车站任职, 充当坐探, 搜集情报并伺机拉拢国民党官员和特务分子。“卢沟桥事变”后, 国民党“中统”通令严密侦查汉奸和间谍的活动, 不久, 南京邮电检查员报告, 称发现中华门内板桥火车站有一女职员逐日收到外地寄来的巨额汇款, 行迹可疑。“中统”遂派李士群前往侦察, 李居然因此与这个女间谍建立了关系 (姘居) , 最后又由她介绍给了影佐。李表示甘供驱策, 随即奉命赴上海与“梅机关”的晴气庆胤中佐和沪西宪兵队队长见面, 李被任命为沪西宪兵队侦缉队长, 从此一变而为汉奸。又, 此前李士群曾赴香港, 与日本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建立了联系, 而当时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起不了什么作用, 遂将他介绍给上海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 李士群从此为日本大使馆收集情报。他还拉来了老搭档丁默邨, 以之为汪伪特工的头子, 自己屈居副手, 建立了让人谈虎色变的特工总部——直属日本“特高课”的“76号”魔窟。至1939年, 李士群升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
李士群入选“十奸” (抗战期间中国最大的10个汉奸) 之时, 在上海, 国民党“军统”有一场锄奸大行动, 仅在1939年秋天的两个月时间, 就除掉了著名汉奸12个、普通汉奸30多人, 前者如唐绍仪、张啸林、陈箓、傅筱庵、季云卿、陆伯鸿、顾馨一、陶孝洁、陆连奎、刘呐鸥、穆时英等。汪伪特工则针锋相对, 于是上海滩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李士群效忠日军的第一个大动作, 就是反击“军统”锄奸的“以特工对特工, 以暗杀对暗杀”的大行动。他一举破获“军统”上海区, 缉捕了区长陈恭澍以及“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炳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吴开先等, 并击杀了戴炳星、平祖仁、张小通、陈觉吾等, 而在李士群的软硬兼施下, 不少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倒向了汪伪政权 (陈恭澍、胡均鹤、万里浪、王天木、林之江等) 。同时, 上海中国银行、上海江苏银行等一批国民党隐藏下来的财政收入大户, 也被李士群连人带钱一起消灭, 同时又袭击了在“孤岛”坚持抗战的《中美日报》《大美晚报》等爱国报馆, 暗杀了茅丽英 (中共人士) 、郁华 (郁达夫的兄长、法官) 、钱鸿业 (法官) 、方液仙 (民族资本家) 、吴志骞 (女子中学校长) 、金华亭 (《申报》记者) 、张似旭 (《大美晚报》负责人) 、程振章和朱惺公 (《大美晚报》记者) 等爱国人士。所谓“‘七十六号’是一个庞大的组织, 丁、李又是特工中的老手, 他们搜尽三山五岳的人物, 弓上弦, 刀出鞘, 威风凛凛, 杀气腾腾, 六年中在上海制造出不少令人震慄的血腥事件”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 为此戴笠和陈立夫曾命令手下特务不惜一切代价干掉李士群, 但都因种种原因没有得手。
“多行不义必自毙”, 李士群也知道这个道理。早在“落水”前不久, 他已排挤、架空了丁默邨、唐惠民、高冠吾等显赫一时的人物, 随之是他与周佛海等人的矛盾骤然上升。此时“狡兔三窟”则是便宜之举, 他为了留下退路, 既与“海上闻人”杜月笙建立了关系, 又连线中共。据说当时中共地下党潘汉年等也以其特殊身份, 决定利用汉奸内部的矛盾, 也利用李士群想留一条退路的投机心理, 开始加强对他的争取和策反工作。为此, 1942年初, 潘汉年曾亲赴愚园路李士群公馆, 与之面谈。当时李士群表示:中共和新四军方面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 自己将尽力。他还有意识地向潘汉年透露了下一步“清乡”行动的某些计划, 并告知日伪军即将在苏北地区进行“扫荡”, 希望新四军及其他地方政权能够有所准备。双方还商定:今后他们之间的联系, 潘汉年仍将通过袁殊, 李士群则委派他的助手、时任特工总部处长的胡均鹤负责。
袁殊和胡均鹤都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面目不清的历史人物, 现在我们得知前者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功臣, 后者则几经变身。胡均鹤曾任共青团上海沪东区委员会书记, 曾出席过中共六大等会议, 于1933年11月被捕自首, 1934年出狱后加入国民党“中统”, 1939年9月在上海被捕后又成为汉奸, 为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上海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从1941年开始, 胡寻找到中共的潘汉年等人, 参与中共的地下工作, 以致被汪伪当局逮捕, 又在战后主动联系中共, 表示愿意投奔解放区, 后于1949年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 不久随军进入上海, 由中共华东局安排在公安局担任“情报委”主委 (即处长) , 协助破获台湾策反特务, 先后提供了1000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 并协助抓获了400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破获国民党特务潜伏的电台上百部。1954年9月, 受“潘汉年案”牵连, 公安部在北京扣押胡均鹤, 至1983年保外就医, 翌年释放, 1985年平反, 1993年去世。
另外, 当年李士群的秘书关露, 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据说李曾秘密安排潘汉年去南京与汪精卫会面, 这件事直接导致了后来“潘汉年案”的发生。
下场:遭日本人毒杀
李士群的所作所为, 不亚于在刀锋上行走。随着势力的日益扩大 (特工总部高峰时, 发展为8个处、4个室、2个所、1个行动总队、6个行动大队、1个警卫总队、5个警卫大队以及外围的“海社”“法院同仁会”“国民新闻社”, 此外还有“立泰钱庄”“上海实业银行”“东南贸易公司”及其各地的分支) , “歹土”“76号”威风八面、横行不法, 李本人亦踌躇满志、飞扬跋扈, 他与日军和汉奸同僚的关系也不断恶化。
1943年, 李士群的后台——晴气庆胤奉调回国, 继任者柴山兼四郎中将对李居功自傲十分不满。不久, 日本宪兵悬赏缉拿“军统”特务余祥琴, 李士群掩护他逃脱, 此事被日方查知。于是, 日方、伪方 (周佛海) 、国民党“中统”均对李有了嫌弃之意, 乃至有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少佐对其行刺的事件, 当时因李士群的警惕和防范未能得手。但在最后, 终由周佛海奉重庆方面的意见挑唆日本宪兵队于1943年9月将之毒毙。(相似的例子, 还有李的部下吴四宝。)
据全国政协委员、前国民党中将唐生明回忆, 他曾亲奉蒋介石之命潜伏敌营, 又奉戴笠之令伙同周佛海设计了“锄李”的上、中、下三策, 最终以上策即借日本人之手除掉了李士群。1943年9月6日晚, 李士群接到宪兵队特高课课长冈村少佐的邀请, 赴百老汇大厦冈村的寓所, 冈村夫妇为之设宴, 调解他与熊剑东的矛盾。李士群原不想去, 思来想去, 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宴会上宾主4人, 冈村、李士群、熊剑东 (伪黄卫军总司令、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伪中央税警总团副总团长、伪上海市保安处处长兼上海市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伪调查统计部次长夏仲明。随即, 冈村夫人将菜肴端上桌, 李士群心有戒备, 看见别人动了的菜才稍加品尝。最后一道菜是一碟牛肉饼, 冈村称这是夫人最拿手的菜肴, 是特地为李做的, 一定请李尝一尝。李士群起了疑心, 放下筷子, 把碟子推给熊剑东, 熊剑东又把碟子推过来, 笑着说:“李部长是今天的贵宾, 冈村夫人是专门为你做的, 我决不敢占先啊!”李士群又想把碟子推给冈村。这时冈村夫人又端出三碟牛肉饼, 分别在冈村、熊剑东和夏仲明面前各放了一碟。冈村说:“我们日本人的习惯以单数为敬。今天席上有四人, 所以分成一、三两次拿出来, 以示对客人的尊重之意。在日本送礼也是以单数为敬, 你送他一件, 他非常高兴。要是多送一件, 他反而不高兴了。”经过这样的解释, 李也就不再怀疑了, 再看其他人已把各自面前的牛肉饼都吃光, 李士群也吃了放在自己面前的一些牛肉饼。
两天后, 李士群突感不适, 开始是腹痛, 然后上吐下泻, 送医院检查, 是中了阿米巴菌毒 (用患霍乱的老鼠的屎液培育出的一种病菌, 人只要沾上这种细菌, 它就能以每分钟11倍的速度在人体内繁殖。在繁殖期内没有任何症状, 等36小时以后繁殖达到饱和点便会突然爆发, 其症状如同霍乱, 这时人就无法挽救了——作者注) 。据说这种病是细菌在人体内起破坏白血球的作用, 使人体内的水分通过吐泻排泄殆尽, 而人死后尸体会缩小得如同猴子一般大小, 死前则痛苦异常。又据说李士群死前曾想开枪自杀, 他还对身边的人说:“我死倒不怕, 可惜我干了一生特务, 不料自己还是被日本人算计了。我这是自己对不住自己。”
延至9月11日, 李士群一命呜呼, 暴毙于苏州饮马桥私宅。死后, 他的亲信和叶吉卿派人到南京向汪精卫提出予以“国葬”等要求, 而汪精卫对李士群的死明知其中有名堂, 却不敢追究, 最后只是拨款5万元为其治丧 (汪又为之题写了墓志铭) 。至于日本宪兵队, 则“贼喊捉贼”, 宣称李的死是叶吉卿与储麟荪“通奸”所为, 强令包括叶吉卿在内的人在李士群“因病死亡”的证明书上签名为据, 原本做事狠毒泼辣的叶吉卿最终也不得不签字。抗战结束后, 叶吉卿被上海高等法院判处5年徒刑。1949年初, 她被开释后旅居香港。
李士群在一些书籍中被描述成这样的人物:“一个近代史上未曾披露的‘神秘’人物……以其复杂多面的角色在‘孤岛’称霸一方。在汪伪内部拉帮结伙、排挤丁默邨、打击周佛海、独揽清乡, 为特殊历史时期‘演出’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活剧’。” (周山《汪伪特工李士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其实, 这样一个所谓“神秘”人物并不神秘, 在特殊的社会土壤、一定的政治气候下, 如此这般的“叛徒”“汉奸”“国贼”, 可以说屡见不鲜。而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 则是他们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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