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周恩来、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三次谈话，又同周恩来单独长谈了一次。本文记述的是这次单独谈话中“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本文全文摘自《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毛泽东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二十六日那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
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
长谈的全部内容已无人知晓。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1]，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看法：“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2]。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这篇谈话，后来被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在党中央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前，毛泽东对周恩来整理的谈话稿作过个别文字修改，并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
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补充。早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他就注意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当时张春桥写过文章）。在他看来，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商品经济的形式，体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揭示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他认为，这种形式上平等、事实上并不平等的制度，是不断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是变修正主义的温床。虽然他认为目前仍有必要继续实行这种制度，但他更强调的是它的“弊端”和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
注释： [1]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周恩来将这次关于理论问题谈话要点整理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一月八日，周恩来将这个谈话要点送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传阅。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要点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要求“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和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中公布了毛泽东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 [2]《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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