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英国学者蓝诗玲等出版有关鸦片战争的“学术专著”，为历史上曾大肆向中国走私鸦片并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鸣冤叫屈，声称所谓“鸦片战争”不过是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政治权谋”。
对于鸦片问题，蓝诗玲认为，鸦片在中国的历史可上溯至8世纪，此后，鸦片因其药用、娱乐价值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内生需求，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前甚至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对鸦片危害的认识一直是模糊的，甚至认为鸦片根本不是问题；而鸦片被妖魔化、被赋予道德上的罪恶感，则是一种用来反西方的意识形态，是20世纪中国革命对鸦片的“构建”。
对于鸦片战争，蓝诗玲认为，它本来只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不起眼的“花絮”，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承认中英之间是在进行“战争”，连道光帝及其大臣也只称之为“边衅”。而这场冲突从“边衅”变为“战争”、从“花絮”变为中国近代“百年国耻”的开端，则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革命者以帝国主义论为指导对近代中国历史的“重构”。但事实上，大量文献表明，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各阶层对这场战争严重性的认识是清醒而痛彻心扉的。
作为禁烟主帅，林则徐清醒地认识到鸦片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如不阻止鸦片贸易，其结果将是“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的幕友魏源所撰《道光洋艘征抚记》，开篇即点出鸦片之害：“此烟……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光绪五年（1879年），《清朝柔远记》一书中极为详细地记述了嘉庆、道光年间有关鸦片走私及其弊害、禁烟与鸦片战争的经过及事后反思等情况。
除此之外，很多历史教科书把鸦片战争作为专门章节，论述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如1912年，《新制中华历史教授书》第六册第八课“中英战争及南京条约”一节，要求教师在讲授本课时注意：本课“要旨”是“使知外祸之所由始，实由鸦片之为害也”，要求学生理解“中国所忧者外祸也，而为之导线者，则鸦片也。然则鸦片之毒中国，岂有量哉！”
蓝诗玲等认为鸦片战争是20世纪中国革命重构的“神话”，这个观点于史无据，于学无益，于现实有害，不仅不利于历史研究本身，而且严重误导人们对中国形成错误认知。更为严重的是，对侵略战争历史的否定，意味着对现在和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的肯定和纵容，是世界和平潜在的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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