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发表了一个观点，即《公社集体不养懒汉》。对此，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在这里举两例：
有位网友说，“作者的说法有待于探讨：如果真不养懒汉的话，小岗那种地方的人，早该死了”。还有一位网友说，“这不是理论研究，这是已经证明的事实，吃不饱就证明一切！你上辈人要知道你在这样胡说八道，一定会给你两耳刮”。
一
关于公社集体为什么不养懒汉，在前文中我已经论述。“因为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决定了每个社员不能做懒汉。人民公社是什么样的基本制度决定了社员不能做懒汉呢？那就是按劳分配制度。按劳分配，顾名思义，是按照你为集体提供的劳动量来进行年终收入的分配。一个人在集体生产成果中能够分得多少份额，完全处决于你一年来投入集体的劳动量的积累的多少，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在这样制度条件下，怎么会使社员变为懒汉呢？早上，上工的钟声敲响了，你不去点名，那你就没有工分，人家一天10分工，你一天就只有8.5分。做时间工，你参加劳动的时间就必须要足，你才有相应的工分。如果是做定额工，那你就是做得越多，工分越多，做得越少，工分越少。你不去干活或干活比别人少，工分肯定也比别人少。因此，在实行按劳分配的情况下，你懒，你工分就少，那你的收入和分到的粮食也就会少，别人能吃饱，你就只能饿肚子，难不成还有谁给你免费的午餐？在一个人人靠劳动吃饭的环境中，懒汉是没有存在条件下的。有人说，生产队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吗？这不是养懒汉？在正常情况下，生产队是不可能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因为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如果大家都出工不出力，耽误了农时，收不了粮食，那就会大家都饿肚子，这是生产队管理人员和社员所不能容许的。在采用工分制的情况下，当工分制的具体形式发展到不适应当时劳动状态基本特点时，是会出现出工不出力的劳动状态的，但如果生产队的干部处于正常状态，那么，这种劳动状态的存在就会很快改变，生产队会通过具体记工制度的改进来改变这种劳动状态。因此，说公社集体养懒汉，是不符合公社集体生产的实际情况的。当然，全国生产队这么多，有少数生产力搞不好，奸刁贼歪的人占了上风，整个生产队的风气都坏了，这样的队，劳动状态自然就会不正常。但这样的生产队必然不能进行正常的生产，最终没有好的收成，必然是大家饿肚子，这就是有些生产队要吃返销粮甚至要算出讨饭的原因。这种现象出现，恰恰说明生产队不养懒汉。在人民公社，生产队都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生产队社员的收入只能来自生产队的生产成果。因此，如果在集体劳动中大家都偷奸耍滑，其结果就是大家挨饿，大家受到惩罚。这也是按劳分配集体不养懒人的逻辑所在。”
这位网友说我是胡说八道，甚至给老辈人知道会被耳刮子。我觉得很好笑。我都65了，在生产队当了五、六年记工员，以上的叙述本就是我在队里干活和记工过程中的切身感受。如果也是经历过生产队的人，对以上情况必然也有所了解因而会认可。到底是你不了解人民公社时的生产队实际，还是我不了解基本事实？
再有另一位网友讲的，要是不养懒汉，像小岗那样的地方早饿死了。正如上述所讲的，全国生产队这么多，肯定有少数生产队搞得不好，因而会没有粮食糊口，只得吃返销粮甚至外出讨饭。这恰恰说明了公社集体不养懒汉。如果公社集体养懒汉，这些搞得不好的地方还需要国家来救济吗？
我想，许多人所以反对我的观点，是因为对现实中的按劳分配缺乏了解的缘故。一般的企业不存在按劳分配，我们无从了解，但是，华为实行按劳分配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大家可以通过各个途径、各个方面了解一下，在华为那样的企业环境中，有没有懒汉存在的条件吗？只怕你本来是一个懒人，到了那个环境中也不得不变成一个勤奋的人，因为你不想走，别人会拖着你走的。雷锋本不多，但如果形成了不让雷锋吃亏的制度环境，人人都会变成雷锋的。
二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吃不饱”的基本事实。
如果按1983年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算是吃饱了，可以把这360公斤分成90公斤一个的4个烧饼。那么：
1949年的人均209公斤相当于还没吃到2.3个烧饼。
1959年的人均252公斤粮食相当于吃了2.8个烧饼。
1970年人均289公斤粮食等于吃到3.2个烧饼。
1979年的人均340公斤粮食相当于吃到3.8个烧饼，也就是差四分之一个烧饼还没填到嘴里。
等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结束的1983年，把最后0.3个烧饼填到嘴里，我们便想道：
“早知道包产到户这么有效，前面不是白干了吗？”
如果有人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听到这句话你信吗？你肯定会说：胡说八道。
但今天又有人说，“改革开放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的积极性，使粮食产量翻番，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听到这句话，你信吗？你是不是觉得是胡说八道呢？
或许你认为这后一句话是切实的。那我问你，前一句话和后一句话，有本质区别吗？告诉你，这两句话实际是一个意思：人的精神作用决定了粮食产量！
决定吃饱饭还是吃不饱饭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对于大集体时期为什么会发生吃不饱饭的问题，许多人着眼于集体经营与单干的优劣进行比较，却完全忽略了一个重大的、根本性的原因，那就是人口增长的原因。
1956年我国人口是6.27亿，而到1979年我国人口是9.75亿，人口增加了3.48亿，人口增长了55.5%。
我国粮食产量从人民公社时期看，整体上是稳步增长的。据统计：1959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是252公斤，1970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是289公斤，1979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是340公斤，1983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是360公斤。1959-1979年人均粮食拥有量年均增长4.4公斤，而且生产队的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的增速更快，1970-1979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5.6公斤。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在人民公社的23年中，人口快速增长，23年中等于2个人变成了3个人，也就是说，本来只有两个人吃的饭，现在却要分给3个人吃了；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均粮食占有量还是增加了88公斤，每年平均增加了4.4公斤。
如果我们剔除人口增加因素，假如人口不发生增长，那么，生产队发展到1979年，二个人就可以拥有三个人吃的口粮。即人均粮食占有量可以达到510公斤（340公斤*3/2=510公斤）。哪里还有什么吃不饱饭的问题？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按照1983人均拥有360公斤粮食作为吃饱饭的依据的话，按照生产队粮食生产增长的平均速度来计算，1983的人均粮食应该是357.6公斤（340+4*4.4）；而如果按照生产队粮食增长的加速度来计算的话，1983年人均粮食应该达到362.24（340+4*5.56）。其水平超过了推行责任制的1983年人均拥有粮食的水平。
从这里可以看出，吃不吃饱饭的第一因素是人口增长速度。在1956年我国是6亿多人，到1983年的人口达到了10亿多人，20多年人口增加了4亿人。这一基本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人民公社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力的超常发展。从养活6亿多人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到养活10亿多人的生产力水平，其提高速度达到了66.67%。
我们许多人都看到了、听到了“吃不饱”，却没有感觉到二十多年人口增加4亿、增加60%以上的事实；许多看到了、听到了三年饥荒、饿死人的事实，却没有发现人民公社时期在七、八亿人口的基数之上平均每年增加1500万人的事实，这是中了什么邪不成，要不怎么总是见小而不见大、见坏不见好哩？
从养活6亿多人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到养活10亿多人的生产力水平，这种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千千万万的农业劳动者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好证明。凡是经历这一过程的农民兄弟，其辛苦努力印象深刻，或大或小，他们都为创业时期的国家的艰难发展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假如你到这些老农面前说他们都是公社集体养出来的懒汉，那他们真的要狠狠地给你两个耳刮子，因为你真的是欠揍！
“公社集体养懒汉”，在这最基本的事实面前完全站不住脚，它是以懒人之心，度社员之腹，只是一个流行的谬误而已！但凡有良心的人，懂得感恩的人，是不会说这句话。因为如果没有公社集体，许多人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或者即使能够来到世上也难以成活。人民公社时期，形成了我国有史以来劳动者最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这是绝无仅有的，没有之一！
谈到人民公社的基本事实，在这里，我要介绍一篇我接触到的最详实、最全面、也最符合实际的论文：《杨松林：是包产到户解决了吃饱饭问题吗？》一文，本文第一部分的“四个烧饼”的比喻，即转述于此文，本文有关人均粮食拥有量的数据也引用于此文。大家可以读一下。原文题目是《最后一口烧饼？——摘自“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第三编第三章》，全文分为六个小节：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难题
第二节 最后一口烧饼
第三节 粮食增长靠什么
第四节 有比较才有鉴别
第五节 人口增长速度怎样降低了
第六节 制度创新是关键
文章对我国吃饱饭的各种因素及解决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全面的探讨，并对我国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既作了纵向的比较，又与国际上相关的国家进行了横向对比，文章引用了较多的数据资料，来源清晰。读完这篇专业论文，我相信各位对人民公社的基本情况和吃饭问题的解决便有一个客观的、全面的了解。
附注：
1，《杨松林：是包产到户解决了吃饱饭问题吗？》来自于乌有之乡网站，
网址：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5/07/347894.html）。
2，关于我国人口统计数据，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很容易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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