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经过了四个短周期。
在每一个周期中，每当经济出现危机的苗头，国家就以凯恩斯主义的手段逆周期调节。凯恩斯主义打断了危机的自发展开，妨碍了市场的自发力量“消灭”危机的因素。
然而，凯恩斯主义不能消灭危机，他用以缓和危机的手段，一方面导致造成危机的因素不断沉淀下来，另一方面为未来更大的危机埋下了种子。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在延缓危机的同时，不断制造着自己的对立面。每一次刺激，都会使得这个对立面发生量的变化。这种量的变化越来越接近自身的边界，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效果也越来越小。
1997-2007年是第一个短周期，是我国经济的上升期
1997年我国出现危机的苗头。
为了对冲经济下滑，我国在1997-2001年采取刺激政策，在延缓危机的同时，我国全社会杠杆率（债务/GDP）从1996年底的97.3%快速增至2001年底的123.4%。2002年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快速起飞，在国外形成了外贸——投资循环，在国内形成了投资——消费循环。这两大循环，成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保障。
然而，这两大循环都有自身的内部矛盾。投资受制于城镇化率、房价等多种因素，外贸受制于欧美消费者的购买力。这两者都不可能无限制增长。
我们以外贸为例。当时的美国刚刚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灭，政府通过降息的手段刺激经济，这使得美国房地产不断高涨，越来越多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金融机构开始向资信较差的群体大量发放贷款。财富效应带动美国居民消费能力不断上升，但也埋下了新危机的种子。一旦美国爆发危机，我国被大规模出口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
2008-2011年是第二个短周期，是凯恩斯主义效果显著的时期
首先说一下当时美国为何加息（这引发了金融危机）。
最初，美国为了对冲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带来的经济下滑，从2001年初开始调整联邦基金利率。
2000年联邦基金利率大致在6.5%左右，2002年降至1.75%左右，2003年降至1%以下。利率下滑促使美国房价不断攀升，进而形成财富效应。
不断高涨的房价一方面通过财富效应增加了美国居民消费，拉动了我国出口，另一方面也为次贷危机埋下种子。
大规模刺激导致美国通胀不断上涨，2005年美国加息遏制通胀，刺破了房产泡沫，引发次贷危机，进而形成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欧美消费大幅下滑，导致我国出口型企业产能过剩。
接着说一下当时我国的凯恩斯主义导致的问题。
出口企业的产能过剩迅速传导至国内其他企业，2008年底我国出现全国性危机的苗头。
2009年我国启动四万亿刺激计划，以房地产和基建为抓手，进行凯恩斯主义逆周期调节。
凯恩斯主义延缓了危机，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不断攀升的债务负担，日渐加深的经济寄生性，从2008年开始，这几方面的问题伴随中国经济至今。
在这个时期，房价再次暴涨，坊间甚至一度称其为新的三座大山。而城投债务猛增，更是成了延续至今的中国经济的巨大隐患。
2012-2017年是第三个短周期，凯恩斯主义负面作用越来越大
上一轮刺激一度延缓了我国经济下滑的趋势，但是2012年形势再次发生变化。
2011-2012年，金融危机已经三年，青年人失业率高居不下，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全球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在美国，劳动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欧洲，伴随着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了一波又一波群众运动；在中东，始于突尼斯而最终波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群众运动，最终演变成了拖延至今的中东内战。政治冲突反向制约着全球贸易。欧债危机、全球阶级冲突以及金融危机后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我国出口需求大幅下滑，2012年我国经济又一次陷入危机。
2013年，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新常态”的时期，实质意义在于，从全球看，新自由主义彻底破产，从国内看，凯恩斯主义刺激效果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
2013-2014年，我国不再实施全面的“强刺激”，而是实施定向的“微刺激”。然而，微刺激效果并不好，经济下滑趋势依旧。
2015年初，前两轮刺激导致产能过剩在更大规模爆发，重化工业成了过剩产能的重宅区，甚至出现了一大片靠金融输血才能活下去的僵尸企业。同时，房价高涨大大超过居民收入增长，房子越来越不好卖，库存越来越多，房地产企业的风险越来越大，甚至有引发系统风险的危险。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2015年开始，我国一般压缩重化工业产能，一边微刺激全面加码，并通过棚改货币化的方式“去库存”。
这一轮刺激再次加深了凯恩斯主义的负面作用，房价进一步脱离了居民的购买能力，不断挤压居民的消费需求，房地产危机的条件日益成熟；城投债务突飞猛进，大量城投公司无法还本付息，只能借新还旧，地方债务危机的条件也日益成熟。
2018-2023年是第四个短周期，是凯恩斯主义逐步接近失效的时期
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是我国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抓手，这两者都有自身的边界。
房地产受制于房价、人口结构、城镇化率、房屋存量等众多因素；基建受制于城镇化率、城投债务负担等因素。
上述因素在这一阶段逐步接近边界，在凯恩斯主义经济运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对立面的量的变化，已经接近自己的关节点，马上要导致质的变化了（即引发危机）。
2018年以来，公开市场债券违约远超2017年，新增违约总额甚至超过2014-2017年的总和；中小房地产商违约也越来越多；城投非标融资也屡见不鲜；金融机构暴雷频见报端。
这一切都说明，偶发的风险已经常态化了。疫情爆发后，由于外贸订单回流，加上我国再次事实积极财政，经济增速下滑趋势略有缓和，房地产商甚至一度回光返照。
然而，房地产的风险实在太大了，开发商的负债率太高。2020年，中央出台三道红线的政策，从企业端限制开发商杠杆率，拉开了房地产暴雷的序幕。
2021年，房地产的供需已经发生实质性逆转，市场开始趋势性下滑。同年6月初，恒大在许昌的悦龙台项目停工，爆发民工讨薪事件。随后，多个评级公司下调恒大评级。随着涉案楼盘越来越多，最高院指定广州中院集中管辖所有恒大涉诉案件。恒大暴雷彻底吹响了给房地产送葬的唢呐。
2018-2020年，还仅仅是中小民营开发商出现。2020-2022年，大型民营开发商也开始出现。2023年以来，混合所有制的开发商也频频爆出负面舆情。
由于房地产与经济的关联度很高，房地产暴雷后，一则，土地出让金和政府税收大幅下滑，城投风险进一步加大；二则，曾经因房地产投资而被消耗的产能再次裸露出来；三则，金融机构的风险也进一步加大。
为了应对危机，2022年5月，国家召集十万人大会，各部委纷纷表态支持基建。基建投资再次成了中国经济的续命仙丹。然而，基建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会造成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更大规模的政府负债，这一切都是不可持续的。
国家垄断时期，危机与自由竞争时期不同。若干次短周期相继发生，构成了大周期的一个环节。在每一个短周期中，凯恩斯主义都打断了危机的自发展开，而打断危机的手段又恰恰埋下了更深刻的危机的种子。危机不再是简单地周期性的重复，而是呈现出一个螺旋上升的图景。凯恩斯主义在延缓危机的同时，也在内部制造出了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是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越来越高昂的房价、不断被挤压的消费、不断攀升的债务以及不断提升的金融风险。每一次逆周期调节，都会使得这个对立面发生量的变化，这个量的变化不断接近自身的边界，最终就会引发总的危机。这就仿佛某种疾病引发的诸多并发症，在某个时点一起爆发。
本文节选自《危机、债务和周期》，是该系列文章的纲要，全文已经发布在“佐伊的读书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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