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毛泽东长征过城步考
来源：城步融媒体中心 作者：杨宗兴 刘运田 编辑：伍玉桃
2021-07-07 15:36:51
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从江西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说起红军过城步，老一辈人都津津乐道。1934年9月，王震、肖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先遣队经过城步翻越大南山。1934年12月5日，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军委纵队）从广西资源县进入城步，途经汀坪乡的太阳水、高梅、团心寨、沙基铺、䅟子坪、大水铺、内里、独宿村，五团镇的茶元、江头司、巡头村，南山镇的长安营村，长安营乡的长坪、大寨、岩寨、德胜、六马、六甲等村，历时七天七夜，行程数百里。
红军到处，把苗侗同胞当亲人。从不进屋扰民，只在田野打灶作炊，拿稻草把打铺当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秋毫无犯。老百姓都说，红军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的兵。
毛泽东长征是否过了城步？回答是肯定的。我县从事红军长征过城步历史研究的正县级干部，党史联络组成员刘家义给笔者提供了一份资料，抄录了陆定一前辈1934年11月29日到12月12日的长征日记。这份资料十分珍贵。陆定一的这些日记记载，红一方面军于12月2日进入城步，9日离开，按原计划向通道西进。陆定一的日记记录红军在城步境内活动的时间和老百姓过兵七天七夜的说法是完全相符的。更为重要的是，陆定一12月5日的日记载“红军总部胜利翻过老山界。九军团到达社水、茶元（今城步五团镇的行政村），军委二纵队随三军团后跟进。”12月8日的日记写道:“九军团到长安营的老寨鸡公界。二纵队到长安黄祥（今长安营乡黄羊村）。”长征时，毛泽东编列于二纵队（中央纵队），陆定一也在其中。这两则日记证明，毛泽东是经过了城步的。另据1934年国民党情报机关写的《共匪西窜记》的秘密档案资料记载:“12月6日，朱毛已窜入城步之蓬洞。12月8日已窜入红沙州（今汀坪乡汀坪村之自然村）。”这再次证明毛泽东经过城步的事实。
老百姓口碑中也有关于毛泽东长征过城步的传说。2013年6月26日，笔者去汀坪乡的团心寨、沙基、䅟子坪、大水、汀坪等村走访调查，访问了因伤留在团心寨村的红军葛贻森的家人和九十岁高龄的阳秀姑、75岁的蒋绪文等老人。葛贻森长征中任第五军团第四师108连代理连长。他的长女杨雪江（今75岁）回忆说，父亲曾告诉她，他那个连在湘江战役中，打得非常苦，三天三夜没合眼，没有水喝就喝尿，没有饭吃就吃树叶，最后，全连只剩下三个人。他向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评，毛主席却表扬他作战勇敢，任务完成得好。他的父亲还告诉她，当时，毛主席见湘江激战死了这么多红军，心里特别难过，靠拄着木棍走路。当年毛主席就是从我们村子对面的枞树包下来出江水冲走的。毛主席很关心战士，冬天天气很冷了，见战士们冻得打哆嗦，就让嚼辣椒御寒。
汀坪乡汀坪村民陈立基老人讲白话（故事）讲到他的家里曾住过一位红军首长。陈立基的老屋座落在冲田背后，由于屋前栽的核桃树长得枝繁叶茂，房屋比较隐蔽。他回忆说，首长是用担架抬来的，据说他得了打摆子的病。警卫人员在屋外住。他们呷了些小菜，喝了一坛老酒。第二天首长走时，给了他两块光洋。首长身材高大，说话和气。正县级干部，县党史联络组成员刘家义曾听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老红军石邦智说当年毛主席到达城步后，由于湘江战役损失惨重，心情十分悲痛，加之患了疟疾，是用担架抬着走的。从石邦智老领导的讲叙判断，住在陈立基家里的那位首长或许就是毛泽东。
1976年夏，我县相关部门对红军长征过城步的历史和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采访调查。资料载了流散在高梅公社高桥大队一生产队（今汀坪乡杨梅坳管理区高桥村1组）老红军张万福的一段回忆。张万福原属波县师，湘江战役转入兴国师司令部通讯排任班长。他说，在湖南界口，毛主席对指战员作了简短的讲话。毛主席说：“同志们，现在我们到湖南了，湖南地方很苦，都是高山，每人准备七双草鞋，到贺龙那里去。”
据湖南省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的《红军长征在湖南•故事集》《毛主席苗山播火种》一文载，毛泽东住在城步横路口（今城步汀坪乡团心寨村），深夜还接见了当地的游击队杨队长，嘱咐他要建立党的组织，领导好游击队，坚持和土豪劣绅斗争，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建立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配合红军抗日救国。
综观历史资料和百姓的口碑，毛泽东长征确实经过城步，在城步传播了革命火种。(杨宗兴 刘运田)
来源：城步融媒体中心
作者：杨宗兴 刘运田
编辑：伍玉桃
笔者的评析
第一，作者引证是唯我所需，甚至篡改征引文字的原文，牵强且附会。
比如引证日记，只找当地相似的地名去对号入座，却忽视了征引原文的前后关联信息的考据（前日至是何处，日后到何处）。
比如，陆定一的大事记中，1934年12月5日的记录原文是这样的：
一、九军团进至社水沐水茶坪地域。三军团到中洞。
五军团进到水埠塘千家寺。
八军团扼守老山界。
军委二纵队随三军团后眼进。
野战军司令部到塘洞。
上文作者征引时的文字却是这样的：
红军总部胜利翻过老山界。九军团到达社水、茶元（今城步五团镇的行政村），军委二纵队随三军团后跟进。
1934年12月8日记录原文是这样的：
一军团主力经五塘到白竹坪。二师向通道前进。
三军团进到马蹄河口。
五、八军团进到江底。
九军团到鸡公界，水布蓬地域。
军委二纵队进至黄祥。
野战军司令部进到地头。
上文作者征引的文字却是这样的：
九军团到长安营的老寨鸡公界。二纵队到长安黄祥（今长安营乡黄羊村）。
凭空加上了“长安营的老寨”、“长安黄祥（今长安营乡黄羊村）”
忠实引用原文，是史学考据的基本要求，不得违反的。你自己的“认为”，不能写在被征引者的原文中，这是铁律。
第二，作者虽为当地干部，却对当地环境和地理要素缺乏考证。湘黔桂这片区域，相类相似地名很多。比如“芙蓉”，通道县境有，龙胜县境也有，两者都有中央红军部队经过或驻扎。如何辨析，视野就不应只着眼于一处。
比如上面的引用，作者将陆定一的大事记中的陈述，改成了“长安黄祥”，还加了括符（今长安营乡黄羊村）。这就成了大问题，因为陆定一日前（1934年12月7日）大事记中，“军委二纵队”还在广西兴安县境的“塘洞”，如何能在一天之间超越军委一纵队（也就是野战司令部）进至湖南城步的长安营附近的黄羊村（地图上标注的今地名为黄洋村）？
陆定一的原文是这样的——
1934年12月7日 睛
一军团主力在茶元阻止敌人。
三军团到河口、八滩。
五军团到中洞。
八军团到千家洞。
九军团在皮水隘阻止敌人。
军委二纵队在塘洞休息一天。
野战军司令部到江底。
朱总司令命令：连日桂敌派山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下我罪，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信仰。各兵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以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被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实际上，陆定一1934年12月8日大事记中的“黄祥”，并不在湖南城步县境内，而是在广西龙胜县境内，是一个山名，如今叫“黄强界”，《红军长征过广西路线图》的标注是“黄祥界”。根据陆定一次日的大事记记载，军委一、二纵队当日分别已进至今广西龙胜县境的杨（洋）湾、芙蓉村：
陆定一：1934年12月9日 睛
一军团主力经广南城，到平等。二师向通道前进。
三军团到马蹄街。
五、八军团经黄祥，到东寨，水林冲。
九军团进至长安营。
军委二纵队到芙蓉寺。
野战军司令部到杨湾。
就算是军委二纵队8日以超高强度行军从广西资源的塘洞（垌）（当时属兴安县）赶到了城步的长安营的黄洋村（直线距离就有110里，实际距离至少150里），第二天（9日），怎么也不会走回头路到芙蓉寺——况且还根本没得这个必要！
塘垌——长安营黄洋村的直线距离
对于敌方资料，上文作者的征引也很成问题。《共匪西窜记》关于1934年12月6日、7日、8日的记载如下（该书第131页）：
12月6日朱毛遣匪游击窜城步之蓬洞，湘军刘×文旅击溃之。……
12月7日，朱毛大股由蓬洞分窜丁坪红沙洲，伪中央与主力仍伏匿龙胜北方山地，昼伏夜动。……
12月8日，朱毛大股窜红沙洲，一股向长安营，江口司，潘家寨、杨溪、石家寨、岩寨、老寨等处西窜。……
而上文作者的引述的内容则是：“12月6日，朱毛已窜入城步之蓬洞。12月8日已窜入红沙州（今汀坪乡汀坪村之自然村）。”
再说一遍，忠实引用原文，是史学考据的起码要求！
对敌方的档案文献，也要经过辨析。何况这个记载，也证明不了作者想论证的议题。
至于毛泽东是在军委二纵队还是一纵队，二纵队的当家大V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第344页）中说得很明白，毛泽东年谱、张闻天年谱、周恩来年谱等等，都说得很明白：毛张博朱周等人，都编在军委一纵队（也就是野战司令部）：
按照中央指示，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还有其他负责同志，都编在这个纵队。邓颖超、康克清以及电台、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干部团的前身是红军大学，学员都是从部队调来的连排级干部，他们都经历过多次的战斗。干部团人数虽不多，但战斗力强，实际上是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在长征中起过很大的作用。长征开始时，毛泽东身体不好，一直坐在担架上．王稼祥在苏区负伤，不能行军，也只好坐担架。在长征路上，他们俩人经常在一块讨论问题，交换意见。那时毛泽东不管事，管事的是博古、洛甫、恩来。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约有一万多人。中央任命我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纵队的编组工作，邓发花的力量大，我花的力量小。
所以，笔者的考据结论与上文作者是相反的：毛泽东长征中并没有经过城步县境。上述当地作者的群众口碑考据，都是没有经过辨析的草率引述并定论，从证据角度而言，不具充分性。难以采信。进行田野调查和采集群众口碑资料时，一定要问的问题应该包括这样的内容：
1.你是怎么知道红军过境的番号的？你是怎么知道过境的红军就是军委纵队或中央机关的？除了你自己，有没有他人旁证？
2.如果与“毛主席”有关，你还得问清楚：你是怎么知道“毛主席”的？过境的中央领导那么多，你是怎么从他们中把“毛主席”认出来的？有旁证么？……
这是《红军长征在广西》中的“红军长征过广西路线图”，可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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