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大家好，我是金戈铁马，金戈历史评说今天开讲了，今天是第二讲，我们二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内容分析。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开头讲到“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随后便把话题引向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报告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个人崇拜的论述，在报告的主体部分，谈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列宁遗嘱”问题
秘密报告摘引了“列宁遗嘱”中有关斯大林的部分，全文引用了克鲁普斯卡娅给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给斯大林的信，力图引导人们认为：斯大林违背了列宁明确要求他解除领导职务的遗言，隐瞒了列宁的遗嘱。而现在公开发表的历史材料证明：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是光明磊落的，是忠于和贯彻列宁遗嘱的，斯大林继承列宁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党心所向，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所谓列宁遗嘱，是指列宁在 1922年12月23日 到26日口述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及1923年1月4日口述的《对1922年12月24日信的补充》。这两封信里列宁对联共(布)的四位政治局委员都做了评价。使列宁感到不安的原因，是党内可能发生分裂。在谈到斯大林时，列宁认为他“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建议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但在这两封信中列宁不仅仅批评了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和皮达可夫都做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根据斯大林同事的看法，斯大林与别的苏维埃领导人有所不同，对自己的同时难得地耐心和有诚意，在极端气愤时也常常避免说粗话。
列宁逝世后，在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把列宁的这两封信送交了中央委员会。当时，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隐瞒这个“遗嘱”。5月21日，中央举行特别会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代表列宁文件接受委员会做了情况通报，向大会宣读了列宁的这两封信。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议：把列宁的信传达给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但不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封信，由各代表团分别讨论。加米涅夫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时要考虑可以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条件是：他承认列宁所指出的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点，并同意对此做出必要的结论。
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由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共同主持的。大会闭幕后两天，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解除其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但未获全会同意。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仍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再次当选为总书记。由此可以看出，斯大林并没有背叛列宁的“遗嘱”，而斯大林成为联共(布)和苏联的领袖，也是联共(布)和苏联人民作出的历史选择。
2、“大清洗”问题
秘密报告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问题，这也是本文将要进行详细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谈及“大清洗”问题时，赫鲁晓夫首先提到了列宁对于党内斗争的处理方式，指出在必要的情况下是可以采取严厉的措施的。随后赫鲁晓夫讲到：“而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方法，实在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苏维埃国家业已巩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已经确立，而我们党在政治上业已巩固，无论从数量上和思想上已经受到了锻炼的时候。”
赫鲁晓夫对于“大清洗”的历史背景的分析是错误的。在20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苏联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都非常复杂而严峻。从国际背景上来看，德意日法西斯化，疯狂地扩军备战，处心积虑地准备入侵苏联。苏联亟需做好反抗外敌入侵和保卫国家的准备。从国内背景上来看，社会主义建设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敌对势力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仍在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党内斗争复杂激烈。党内一些反对派的首领如亚戈达、皮达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托姆斯基等人也与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无论对于保持国内稳定还是对于防止敌人内外勾结搞垮苏联来说，都是有其必要的，也可以说是备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开始之后，西欧不少国家在法西斯发起进攻后一触即溃，德国“第五纵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苏联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就是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分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对“大清洗”的必要性做了科学的归纳：“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里，绝不能容许信念不坚定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有立足的余地。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去同资产阶级做殊死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敌的地位。不难理解，这样的斗争只会遭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必须在工人阶级的党内，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内，在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内，把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曾在1936年到1938年“大清洗”高潮中任美国驻苏大使的戴维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也说，“大清洗”中肃清的反革命分子确实有叛国的罪行，“大清洗”证明“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具有惊人的远见”。
当然，“大清洗”中确实是存在相当多的错案，有不少无辜的人被杀，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此斯大林确实应该承担责任。但是把“大清洗”中的所有错案责任都归于斯大林，则是有失公允的。干部中有些人为了保全自己，或显示“政绩”，或以此机会公报私仇，在“大清洗”中推波助澜，采取了很多过头的做法。这些人在“大清洗”中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赫鲁晓夫正是这些人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的一个。1988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的档案里保存着能证明当年担任莫斯科市市委书记的赫鲁晓夫参与大规模镇压运动的材料，包括他本人呈交的建议逮捕莫斯科苏维埃和州委领导人的文件。1938年，赫鲁晓夫调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后，那里有大批党政机关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被逮捕。他还写信给斯大林告状，说乌克兰每月报审批逮捕的为17000-18000人，而莫斯科批准的不超过2000-3000人，请斯大林出面干预。
赫鲁晓夫在论及“大清洗”时指出斯大林在国内实行大规模恐怖的理论依据是1937年中央二、三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提出的“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就愈多”的论断。赫鲁晓夫对这一“理论依据”进行批判，认为“大清洗”中相当多的错案都是源自于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其实斯大林在此次报告中的原话是这样的：“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做最后的挣扎。”斯大林说的是“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并没有说“敌人就愈多”，而赫鲁晓夫则曲解和篡改了斯大林的意思。可是现在很多关于苏联历史的书却根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认为是斯大林提出了“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愈多”，可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流毒危害不浅。
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对历史进行评说，因为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往往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还原历史是为了照亮未来。秘密报告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问题，我们很有必要搞清这一段严峻的历史事实，事实是从苏联国内背景上来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敌对势力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仍在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党内斗争复杂激烈。党内一些反对派的首领如亚戈达、皮达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托姆斯基等人也与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无论对于保持国内稳定还是对于防止敌人内外勾结搞垮苏联来说，都是有其必要的，也可以说是备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于肃反的扩大化问题责任也并不在斯大林，这些历史事实我们必须分清，关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们将继续系列评说播出。
同志们：今天我们一伙无良公知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打着评说斯大林的幌子把矛头对准毛主席，他们借所谓斯大林“大清洗”运动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必须揭穿这些修正主义分子的丑恶嘴脸！
谢谢聆听，下期待续，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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