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吴正裕、李捷、陈晋等人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全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一书考证：“这首词作者留存的手迹，现在所见有六件。其中有三件作‘层峦尽染’，有一件作‘还记否’，有一件作‘向中流击水’，有一件署有‘一九二六年作’。”这本书的编者，是少有的能够进入中央档案馆的人士，所见远多于常人，信其不诬也。
但是，中央文献在《毛泽东年谱》中，把这首词写作时间定为“1925年秋天”，则大谬不然。1925年，毛教员在故乡组织农民运动被乡贤告发，省长赵恒惕密函捉拿，为此，毛教员不得不于8月28日间道离开韶山去长沙，然后，9月上旬从长沙出发去广州。这个时间段，长沙尚未走出酷暑季节，丝毫都不会出现“层林尽染”的景观。
查阅中央气象台历年发布的各地红叶预报，通常长沙地区要等到12月上中旬，才会出现红叶和山林染色的季节物象变化。词作者曾经亲眼看到的层林（峦）尽染，八九月份的长沙，是肯定看不到的。
1926年12月，毛泽东接受湖南党部邀请，去长沙参加农民代表会议，于17日到长沙，按照作者某次手书词作，所署写作时间“一九二六年作”，恰好能够与层林尽染的季节颜色变化吻合。
老田长居武汉，就多年所见，武汉的树叶出现“秋色”，需要冬天的风到来之后，才会出现；多数年份，是在11月中旬左右，刮一夜北风然后直接进入冬天，此后才会有枫叶红的变化。也就是说，武汉与两湖地区的秋色，完全依赖冬天的冷风塑造，这个状况，与北方大不相同。
中央文献之所以认定9月长沙，可能就会有秋色，估计是基于北方地区的生活经验，这个经验与长江流域的状况完全不符。中央文献的错误写作时间认定，是否因缺少对南方情况的调查了解，故对一个明显的常识性错误，长期做不到纠偏。
二
依据毛泽东嗣后不久记录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间的状况：去年（1926年）十月前后，湘中农村完全是两个世界，此后，农会大规模兴起并在农村掌权，真个“说得出、做得到”；而从前的掌权者——绅士们——的状况，就不那么理想了，头等的绅士逃到上海，二等的绅士逃到武汉，三等的绅士逃到长沙，四等的绅士只能够跑去县城，等而下之者只能够在乡下向农会作揖了。
显然，到了1926年底，“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状况，已经出现大变样了，词人对此有无限的感慨，并由此诗意地联想到与自然季节变化之间的对照关系。
词的上半阙，铺陈了自然景物，湘江的水，岳麓山的树林颜色，具现出一年之内的季节转换，而秋水凝碧、层林尽染的大自然变化，这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舞台，恰与人类世界的大变化，形成对照与互文关系。
有了这一层的互文关系铺陈之后，继续引入“书生意气”的造反历史，就有完全不一样的体会。毛教员和他的学友们，在1918年4月组建新民学会，最多时期发展到70多人；1919年在长沙以新民学会的骨干，推动了湖南的五四学潮和反帝运动，复因为受到军阀张敬尧的镇压，开展过“驱张运动”；后续又“联唐倒赵”以反对继起的军阀赵恒惕。总之，毛教员及其学友们，不断地发现有必要，反对旧世界及其各路大人物。这样的历史与政治搏斗，对照微弱的个体在湘江中间游泳的场景，即便是在中流击水，所溅起的浪花，也只是看上去接触到了船，游泳的浪花到底给船只航行造成多大阻力，实际上处于未知，“浪遏飞舟”虽属亲眼所见，但效果大可存疑。
由此，书生们各式各样的努力与反抗，其效果有限复可疑；以此对照，真正的革命性大变化，则是农民组织起来之后，把土豪劣绅的威风，扫地以尽，造成一场真正的乡村革命。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孙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就的勋业，被湖南农民在几个月之内，就做到了。
三
如果按照中央文献认定这首词写于1925年秋天，彼时农会刚刚才有萌芽，湖南也只有衡山和韶山这样的小地方，有着县下的区一级农会组织。而衡山白果区农会于本年11月，被赵恒惕镇压，有四位烈士死难。而韶山农会的组织者——作者毛泽东本人，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间道前往广州。农民的组织和力量，此时，均处于潜而未发的状况，丝毫未曾改造外部的政治形势。
如果这样认定写作时间，那么，全词的意涵则均为作者的个体胸臆抒发，不涉及外在的政治与自然之变，而自然之变与政治之变也彼此无涉。这样，就把词作者的革命家眼光和胸怀彻底抽空了，就只剩下纯粹的书生意气了，而湖南群众的巨大革命潜能及其震撼词作者的改天换地伟力，也就不再被作者联系大自然的季节转换而讴歌了。
多年来，确有诸公在多种场合，都乐于表现毛泽东及其思想是毫无群众基础的孤零零的空想家形象。考据与更正该词作时间，能否正本清源，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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