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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是近代中国绕不开的政治人物，有人称他是“三造共和”的民族英雄，私德高尚的“六不总理”，但鲁迅先生说他是凶残的当局者，镇压爱国运动的侩子手。
到底哪一种形象，才是真实的段祺瑞呢？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些人生片段，从侧面来拆解一下段祺瑞这个北洋枭雄。
1865年，段祺瑞生于安徽六安县，其祖父段佩是李鸿章的淮军部属，后来凭借军功一路升至提督、振武将军，官阶从一品。
这就意味着，段家是晚清新兴军功家族，段祺瑞是淮军系统第三代子弟。
生在这样的家庭，段祺瑞是幸运的。
很小的时候，段佩就把段祺瑞接到身边，不仅亲自耳提面命，还把他送到最好的私塾接受教育，并迎娶宿迁举人吴懋伟的女儿为妻。
1881年，段佩已经去世，17岁的段祺瑞便奔赴威海，投奔族叔段从德，做了军营哨书，正式入伍从军，接过家族衣钵。
此后多年，段祺瑞就在淮军系统逐步升迁。
1885年，段祺瑞考入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炮科一期，学习兵法、地形、军器、算法、测绘等课程，并在一次射击考察中，得到李鸿章的赏识，被李鸿章称赞为“熟知军事，是一个可用之材。”
毕业以后，段祺瑞又得到李鸿章的保举，和其他四名同学到德国留学，一边学习普鲁士军官的军事理论和练兵操典，一边到克虏伯兵工厂学习火炮构造和保养等课程。
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段祺瑞彻底摆脱了老一辈的落后军事风格，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军事精英人才。
1895年，清朝命袁世凯到天津小站训练北洋陆军，段祺瑞因为前十年的优异表现以及李鸿章的推荐，从而进入袁世凯的视野，成为炮兵主管和炮兵学堂监督。
可以说，家族的托举和个人的努力，把段祺瑞一步一步送到正确的历史进程中、送到最有前景的工作单位。
此后，段祺瑞在袁世凯麾下鞍前马后的伺候，陆续晋升为北洋陆军第三镇、第四镇、第六镇统制，和冯国璋、王士珍并称为“北洋三杰”，还在吴夫人病逝以后，迎娶了袁世凯的表侄女张佩蘅，做了袁世凯的表侄女婿。
通过这些职务和私人关系，段祺瑞把自己的影响力，深深嵌入北洋陆军，拿到了北洋陆军的原始股份。
但就是这样一个颇有朝气的青年军官，在爬上高位以后，逐渐变成一个精致利己者，不再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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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最著名的功业是“三造共和”，实事求是的说，段祺瑞“三造共和”肯定有为国家谋前程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福利。
1912年初，武昌起义席卷天下，大半省份脱离清朝宣布独立，孙中山也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和清朝分庭抗礼。
清朝落幕已成定局，谁来主掌江山沉浮，便成为各方势力的最终追求。
南京的革命党为反清革命奔走多年，政治基础雄厚，自然希望接收清朝遗产，用自己的方式改造中国。但他们常年在海外活动，不能扎根中国基层，武力基础和经济基础都很薄弱，无法和北洋陆军抗衡。
北洋陆军是清朝唯一能征善战的军队，武力基础雄厚，但北洋陆军脱胎于清朝，政治基础先天不足，无法以大义名分号令天下。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洋陆军和革命党的最佳出路，便是联合起来推翻清朝，共同分享胜利果实，然后再角逐出最后的赢家。
而对于段祺瑞等北洋将领来说，袁世凯是北洋陆军的祖师爷，只有袁世凯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得到最大份额的利益，他们才能被任命为部长、省长、督军等官职，分享剩下的利益。
这个时候，段祺瑞和袁世凯的利益是一致的。
于是在1月26日，段祺瑞联合另外47名北洋将领，发出《要求共和第一电》，要求宣统皇帝退位，确立共和政体。但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坚决反对皇帝退位和更改政体。
为了逼迫他们更改意见，2月4日，段祺瑞又联合王占元、李纯等北洋将领，发出《段祺瑞等要求共和第二电》，声称要率领北洋陆军进京，和王公大臣们商议国家前途。
这封杀气腾腾的电文，彻底压制住清朝王公大臣的气势，8天后，宣统皇帝颁布退位诏书，清朝落幕。
再过一月，袁世凯接替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为了犒赏段祺瑞，袁世凯任命他为陆军总长，掌握全国军权，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也做了陆军部秘书长兼军学处长。
此为段祺瑞的一造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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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以后，开始效仿历代皇帝，集中军政大权。
1914年5月，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废除了责任内阁制，确定大总统为行政首长和陆海军大元帅，并在总统府设立政事堂，做为最高行政机构，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做为最高军事机构。
政事堂和统帅办事处，一文一武，就是袁世凯统治中国的两个重要抓手。
袁世凯这么做，不能说是错的，但这样一来便削弱了陆军部的权力，削弱了段祺瑞的权力，导致段祺瑞对袁世凯的做法非常不满。
同年10月，袁世凯参考普鲁士军官团的模式，在统帅办事处下面成立一个模范团，并从北洋陆军选拔军官编入模范团，进京受训。第一期团长由袁世凯兼任，第二期团长是其长子袁克定。
那些北洋将领都看出来了，袁世凯不仅要架空小站出来的兄弟们，还要培养长子做接班人，打造袁氏天下。
冯国璋对此非常不满，说：“袁世凯传子不传贤，袁克定这样的曹丕，将来如何伺候得了？”
段祺瑞倒没说这么直接的话，但他经常不参加统帅办事处的会议，陆军部事务也交给徐树铮处理，以此向袁世凯表达自己的不满。
正因为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段祺瑞和冯国璋才不支持袁世凯称帝。
1915年底，袁世凯宣布更改政体恢复帝制，梁启超和蔡锷随即在云南发起“护国讨袁”，袁世凯希望段祺瑞出任征滇总司令，再帮自己一次。但段祺瑞直接拒绝。
再过半年，袁世凯重病将死，他希望段祺瑞念及多年提携的情分，出任国务卿，帮自己收拾一下烂摊子，尽最大可能维护自己的历史评价。
段祺瑞又一次拒绝了。
他不仅不念及袁世凯的提携之恩，反而在袁世凯最虚弱的时候，向袁世凯提出要求——改政事堂制为责任内阁制，撤销统帅办事处，由他本人出任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掌握军政实权。
段祺瑞的做法，从国家公事层面来看，挑不出任何毛病，甚至可以说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但从个人私德来看，那不就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么？
正是凭借这次逼宫，段祺瑞得到军政实权，并在袁世凯死后，按照程序推举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自己隐居幕后操控民国政局，冯国璋则晋升为副总统、江苏督军，得到东南半壁的实权。
此为段祺瑞的二造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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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上台以后，一方面联合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人物，做为自己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以军事实力为依据任命地方官员，安抚武力雄厚的北洋将领。
随后，段祺瑞把徐树铮、靳云鹏、曲同丰、倪嗣冲等人网罗到麾下，组建了直属于自己的北洋皖系，直接控制陕西、甘肃、安徽、山东、浙江、上海、福建等省市。
黎元洪的支持者，主要是国民党和南方势力。
这样一来，民国就出现段祺瑞、研究系、北洋和黎元洪、国民党、南方对抗的局面，双方在权力划分等问题上斗得不可开交，还在是否向德国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问题上分歧颇深。
他们的政治斗争，称为“府院之争。”
而在清朝灭亡以后，定武将军张勋及其军队一直不剪辫子，还和大量清朝遗老勾勾搭搭，逐渐成为复辟势力的领袖。见到民国成立以来的乱象，他们打心底里认为，共和政体不能治理天下，要想天下太平，还得复辟清朝。
张勋的政治立场，段祺瑞和黎元洪都清楚，但他们都无视张勋的政治立场，反而都想借张勋的兵力，彻底压倒对方。
1917年5月，黎元洪签署总统令，罢免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为了回到权力中心，便向张勋承诺，只要统兵进京驱逐黎元洪，就和他一起复辟清朝。
张勋信了，6月，自徐州统兵进京。
随着张勋进京，黎元洪感觉大势已去，立即逃往东郊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张勋以国家无主为由，请出12岁的溥仪，宣布清朝复辟。
但就在这个时候，段祺瑞违背了他和张勋的承诺，并以“复辟清朝违背民国约法”为由，组织讨逆军攻入北京驱逐张勋，然后逼黎元洪通电离职。
通过这种权谋手段，段祺瑞成为“府院之争”的大赢家。
此为段祺瑞的三造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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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所谓的“三造共和”，段祺瑞成为实力最强的北洋将领，声望一时无两，于是段祺瑞有了更大的追求，那就是出兵南下，消灭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护法军政府，以武力统一中国。
只要这件事做成，段祺瑞就能斩获巨大的威望，真正继承袁世凯的衣钵，成为中国第一人。
这一点，段祺瑞清楚，直系的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也清楚。
于是在1918年2月，曹锟和吴佩孚统兵攻克湖南长沙和衡阳，即将马踏岭南的时候，他们两人突然停下脚步，8月，吴佩孚通电全国，号召南北罢兵言和，随即撤兵北归，不再和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交战。
段祺瑞听闻此事，大骂吴佩孚是秀才造反。
说到底，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将领，根本就不希望段祺瑞的政策能够成功，否则的话，段祺瑞的皖系一家独大，他们就没有问鼎中枢的机会了。
数年前，段祺瑞为争夺权力，不惜逼宫袁世凯并戏耍张勋，现在曹锟和吴佩孚为争夺权力，便在立功之后不听段祺瑞指挥。
段祺瑞遭到这样的对待，实在是咎由自取。
再过两年，曹锟、吴佩孚和张作霖合作，联手在战场上击败皖系军队，直奉两系入主北京，段祺瑞彻底失势，被迫退隐天津。
可以说，段祺瑞自通电反清到退隐天津，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整整八年，个人地位是节节高升，政绩却平平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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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段祺瑞在政治上无一建树，但整个中国为他付出的政治代价，一点都不少。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始终没有广袤的商品倾销市场，所以日本经济无法形成正向循环，工业化进程非常缓慢。
而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的时候，英法德美等国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力顾及东亚的势力范围，能插手中国事务的列强，只剩下一个日本。于是段祺瑞立即和日本勾结起来——
日本给段祺瑞提供贷款，段祺瑞给日本提供市场和土地、矿产等资源。
据统计，1916—1918年间，日本银行的现金储备只有15.8亿日元，给段祺瑞政府贷款就用了3.86亿日元。
段祺瑞得到这笔巨款，除了弥补财政亏空以外，基本都用来购买武器弹药，仅1918年的一笔3200万日元订单，就买了12.5万支枪、7550万发子弹、316门山炮、228门野炮。
段祺瑞得到日本贷款，自然要满足日本的利益。
截止到1920年，也就是段祺瑞下台的那一年，日本海外投资的90%都集中在中国，而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又占到所有外国在华投资的50%左右，东北更是占到70%。
可以说，段祺瑞执政的几年间，中国几乎成了日本的经济殖民的，给日本武力侵华提供了充足的资本。
而在这个过程中，段祺瑞也积攒了丰厚的个人资本。
举个简单的例子，天津裕元纱厂的总股本是200万元，大股东是倪嗣冲，占比第二的股东就是段祺瑞，紧接着是徐树铮、曹汝霖、冯国璋、张勋等人。
股本这么大的一家工厂，股份占比能排到第二，可想而知段祺瑞投资了多少，他的个人资产绝不可能是小数目。
所谓的“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说段祺瑞是“六不总理”，不过是用春秋笔法吹捧当权者罢了。
总的来说，段祺瑞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就是个典型的民国军阀政客，他的一切行为，不论客观上造成什么结果，归根到底是为了自己谋利。
以军阀政客的才具入主中枢，试图摆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归是捉襟见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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