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遵义会议权力交接的本质，有必要仔细说清楚。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深刻指出，遵义会议的意义，就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至理名言之中提到的党史人物，只有毛主席，而没有其他任何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并深刻领会学习的关键一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遵义会议之中，起了决定性领导作用的核心人物、灵魂人物，无疑是毛主席。
第五次反“围剿”到血战湘江，周总理是三人团之中军事上的总负责。这两场最终导致十万红军只剩了三万的灾难性的败仗，都总理亲自指挥的。这两场大败仗给红军带来了建军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灾难。从此，总理在军事上的威信在红军中已经严重下降。
一个领导者的权力归根结底来自集体大多数成员的共识，而总理错误的军事指挥已经导致他自己彻底失去了大多数党和红军领导者的支持，实质上也就标志着他彻底失去了他继续行使权力的最根本基础。虽然不可否认总理主动检讨并愿意支持主席重新指挥红军确实功不可没，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总理让权和检讨是必然的事情，不然他根本没法对全党全军做一个公正的交代、在全党全军面前根本过不了关。事实证明，总理的军事指挥能力难以胜任全军统帅的职责，他和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已经导致当时全党都到了灭亡的边缘。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蒋介石四十万大军开始对红军逐渐形成了包围圈，全党全军距离彻底灭亡仅仅一步之遥了。当时情况下，除了让毛主席——让这位打败蒋光头次数最多的军事天才重新出来指挥红军，没有任何其他保命的办法。所以，总理让权给主席，是全党全军的共识导致的必然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任何一个在蒋介石四十万大军围堵下想保住包括自己在内的全党全军所有人性命的人的保命之举。
前文提到过，权力本质上就是来自共识，是共识的产物。遵义会议的时候共识已经不在博古为首的“三人团”这一边了，共识只有让主席重新出来指挥军队。所以我还要指出：总理交权和主席重新掌握部队指挥权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总理发挥了决定作用，而是全党全军共同的选择。总理想交权，当然是对的，但是他即使不想交，也不得不交，因为多次战败已经使他失去了共识、没有任何再继续指挥红军的权力基础了。博古就是顽固者，但是也不得不交权——因为他已经没有了行使权力的最重要的前提——集体多数成员的共识。而且，如果说对主席支持的程度的话，王稼祥同志支持的最早。王稼祥同志首先提出必须请主席出来领导红军。他在当时对主席正确路线的支持度是大于总理的。
之所以有些人过分突出总理的作用，实际上是这些人搞唯心主义、认为一个人名义上有什么职务就一定有什么权力而已。不是一个人名义上担任什么职务、在名义上有什么权力，就一定会有这个权力。只有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由衷认可、真正拥护和赞成，一个人的职务才和他实际的权力相符合、才有可能让他名义上的权力转化为实质上的权力。权力来自共识，而不来自于职务名义。即使不排除总理确实有胸襟气度、确实高风亮节，所谓的胸襟气度、高风亮节也不是决定性因素。这压根不是考验总理或者博古的胸怀的场合，这是全党全军所有人想办法保命的时候。
还有，如果没有唯一能打败蒋介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理再强烈要求让位交权能有什么用呢？所以，当时根本不缺让位交权的人，因为当时极端危险的形势下，但凡一个由于指挥大量败仗失去军事威信、失去全党全军多数成员拥护、还有求生欲而且想保命的人都愿意交权给能人出来救自己的命，但是能不能找到救命之神才是最关键的。这就是千军易得一帅难求。即使不否认总理在遵义会议的表现很好，比博古、李德的态度要诚恳、正确得多，遵义会议的权力交接实质上还是主席重新指挥红军成为了全党全军的共识和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已失去全党对他们军事能力信任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博古为首的“三人团”高风亮节或总理发挥了所谓的“决定性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在遵义会议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别人，只能是主席。如果把属于主席的功劳放在总理身上、把总理神化为遵义会议中起决定性作用者，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实实在在的不得民心。这也是总理本人泉下有知的话根本不可能同意的！如果有学者否定了毛主席在遵义会议的决定作用，就完全丧失了一个史学家最基本的学术良心和道德底线、就根本违背了习近平总书记评价遵义会议的讲话精神。无论某些人怎样神化其他人，在最广大人民心中排第一的永远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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