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外部环境变化，革命窗口期结束，国际共运高潮散去是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失败的外因,那么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自身理论创新的缺乏，则是其失败的内因和根本缺陷。
诚然，在革命初期成功的革命经验，可以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党指明方向，有利于新生革命党的发展壮大，在与各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但当革命政党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面临经典革命理论与本国国情的融和。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革命的成功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产生了列宁主义，我党成立不到十年即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土地革命路线，后发展出了毛泽东思想。反观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几乎是照抄照搬苏俄、中国的革命理论,不能将政治军事斗争和所在国的实际相结合，无法争取到当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就为失败埋下了伏笔。
泰共将教员思想定为指导思想,在1970年代又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路线,对我党革命经验亦步亦趋。在泰国国内局势混乱时，泰共在农村获得了极大发展，大批大学生、知识分子争相走进丛林加入泰共，一如曾经的延安。当1980年代泰国国内局势缓和，发展走上正轨时，泰共的指导思想越来越受到质疑，引发党内大讨论，矛头直指泰共中央。认为泰共中央是旧时代思想的代表，建议建立新式马克思主义机构，并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但泰共中央仍然坚持中国经验，认定泰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泰共因此分裂，大批青年学生重返城市，城市组织迅速瓦解，泰共由此衰落。
与泰共类似，缅共在1980年代同样认为缅甸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甚至在缅共广播中，仍然以教员语录开头。缅共在根据地推行的土改也照搬中国模式，清查地主富农，实际上在缅北许多地区自然经济尚未解体，何来地主、富农，反而恶化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菲共老党在1968年分裂后,重建的新党不但不吸取教训，加强党内团结，反而将意识形态批判斗争扩大化、教条化。以致在工作中，党员无不以教员语录为标准每当遇到实际问题就到教员语录中寻找解决之道，机械地以教员的指示解决问题，教员思想实际上沦为党内各派互相攻击的理论武器。党内分歧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深。引发菲共老党总书记马卡帕加尔和军事领导人亚力汉德罗·布里奥奈夫在1974年与政府和解。1983年至1988年菲共又以整肃运动为名，清洗3200名党员和进步人士，极大削弱了菲共自身的力量。
CR开始后，缅共主席德钦丹东随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议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xxx是缅甸革命的灯塔”，将过去与他有过派别纠纷和不同意见的领导人定性为“反GM修zheng主义分子”。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组织red卫bing，批斗甚至处死“反GM”。投奔革命根据地的出身富裕家庭的学生被杀光。缅共党内人人自危，掀起投降风潮，埋下了覆灭的伏笔。
越共、老共、柬共在取得政权后，都无一例外犯了左的错误。越南“二五计划”(1976年-1980年)，提出20年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口号。据越南统计局统计，5年间越南经济增长仅1.4%物价却上涨120%，越南陷入严重的危机，仅1979年就有200多万人逃离越南。老挝在1978年推行农业合作化时，急于求成，一哄而上，加之自然灾害，致使粮食产量大降，农民怨声载道。由于越共、老共及时调整政策纠正“左”的错误，才未危及政权。
相比越共、老共，柬共走得更远。1975年取得政权后，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柬共，提出要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越南更加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但要“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要进入共产主义。柬共选择了一条简单粗暴的路线——强制迁徙、大规模su反、强行改变社会结构。
如此的柬共民心尽失。1978年秋，当柬共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寿命时，党内曾讨论改革，企图挽救国内危机。但时间已经不在柬共一边，1978年12月越南出兵柬埔寨。也正是这不光彩的经历，迫使柬共在1981年宣布解散与改组，以min主柬埔寨党的名义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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