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滠水农夫:小农经济阻挡不了资本主义私有化大潮

滠水农夫 · 2015-01-19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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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发展注定小农经济的灭亡

  自从三十多年前的小岗村分田单干恢复小农经济开始,就注定了中国农村迈向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不归路。尽管小农经济开启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之门,又为三十多年来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且承担了改革带来的风险,正如贺雪峰教授所说,发挥了改革“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的),但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小农经济行将灭亡的命运,阻拦不了资本主义私有化大潮对小农经济的吞没,小农经济的灭亡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关系的建立同样不同避免。

  三十多年的农村改革一以贯之的是一条私有化路线图

  如果我们回溯到三十多年前农村改革的源头,就可以发现当年主张分田户的改革者至少从其表面的言论来说,并非要否定土地公有制和集体经济,如杜润生说:“选择土地公有,家庭承包,这种半公有、半私有的形式,既满足了农民对家庭经营的偏爱,使小私有者的积极性得以发挥,又保留了土地公有制”(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邓小平也讲:“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可见当初的改革倡导者,是借着更好地发挥公有制优势,更好地发展集体经济的名义否定了人民公社集体化,实质上恢复小农经济。当年改革者设计的所谓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在实际操作中只有“分”没有“统”,所谓的生产责任制变成了各管各的“大包干”,因此名义上保留了集体,但集体的功能和作用被虚化。当年的改革者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而是由于改革初期短时间内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后立即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他们不是从小农经济作为一种落后的经济形态虽然一时有刺激作用,但最终必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去寻找原因,而是认为是对农民的放权不够,需要进一步巩固家庭承包责任制,于是出台政策承包期十五年不变,后来又是三十年不变,实际上是对小农经济形态的不断强化,这样就进一步掏空了集体,偏离了集体经济发展方向愈来愈远。这是从承包期上对小农经济的固化,以周其仁为代表推行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试点改革后来在全国推广,又进一步从承包内容上固化了小农经济,这样就从实质上把当初改革者所设计的小农经济作为向更高层次的集体经济的过渡,也即邓小平的“二次飞跃”彻底抛弃了,从而也彻底改变了农村发展方向。小农经济固化的结果就是农村集体走向完全虚化,随着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逐步虚化,私有制的因素从产生到发展,最后必然占主导地位,尽管到现在仍戴着集体的帽子,实质上私有化进程已非一日,不断量变的积累必然发生根本的质变,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说现在有人信誓旦旦地宣称什么“新土改三不原则”,即包括土地公有性质的不变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由上述阐明的一条清晰的私有化路线图在已指明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方向必然是彻底私有化。这也为国家当前实行的农村农业政策所完全印证,如“土地确权、三权分立”为基础,引导下“资本下乡,农村进城”的城镇化发展路线,就是一条使农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由资本占领农村并使农民无产阶级化的道路,是一条使农村彻底私有化并在农村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道路。因此说农村私有化早已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潜移默化推行,从量为到质变是其必然发展趋势,至于改革者当初所借口的“二次飞跃”,当然就更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想了,活生生地上演了一场现代的“南辕北辙”故事。

  小农经济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分田单干的改革倡导者,当初打着集体捆住了人的手脚,要发挥个体小私者积极性的幌子,摧毁了通过新中国二十多年时间亿万农民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基础。他们只看到了农民个体中一部分人要求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并以此来认定集体经济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显然集体经济对生产力促进的一面他们是可以视而不见的。在以对集体经济以偏盖全进行否定的前提下,着意夸大个体积极性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实质是把农民群众中消极落后的一面作为了发展生产力的动力,这样虽然能够一时因为满足了农民眼前和暂时利益而获得生产力在短期内的发展,但这种动力必然只能发挥一时作用而不具有持续性,相反导致了生产力发展长期停滞甚至倒退,最终牺牲的是农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小岗村的现实就是一个典型,“一夜跨过暖饱线,三十年未过富裕坎”,它成为了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个缩影。与之相对的是,坚持集体经济的南街村、华西村等早就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可见,到底是集体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小农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践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农村回复到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不仅没有像当初改革的设计者那样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极大的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按照马克思想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发展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劳动者本身,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众。恢复小农经济虽然在一时满足了农民个体要求发家致富的欲望,但这种欲望一旦不加限制地释放乃至于鼓励纵容,就必然走向反面,造成了私欲膨胀,各人顾各人,农民重新成为一盘散沙的状态,而农业的基础水利建设、农田改造、机械化、科技推广等无不需要以组织起来的集体为依托,失去集体组织的农民个体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只能自生自灭,苦苦煎熬,早已失去了发展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完全是出于保持基本生活需要而被动生产,这样的状态下何以能提高劳动生产力。更何况由于青壮年逃离农村后,中国的农业很大程度上成了老年农业,一个靠老人来发展农业的生产模式会是一个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模式吗?还有人以所谓的“中农”说事,实际上中农只是农民中一个不稳定的过渡形态,在市场化条件下,分化很快,要么加入外出打工者的行业,要么极少数可能成为农村中的富人,以一个不稳定的“中农”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力,也不可能达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二、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也是必不可的少生产资料土地,并没有像改革者当初设计的那样,得到有效的开发和保护,反而是竭泽而渔的破坏。首先,水利作为农业的命脉,农田水利设施在失去集体的开发保护下,原有的设施逐渐荒废破坏,得不到有效维护,更谈不上新的设施的建设,以至于时至今日发挥作用的仍靠三十年前集体兴建的水利设施。其次,没有集体的统筹规划和引导,农民急功尽利的天然短视行为必然泛滥,科学种田成为不切实际的梦想,为了迅速提高单产,减少劳动力和经济投入,大量施用化肥、农药成为个体农民的必然选择,而这样长期下去的后果必然导致土壤退化,耕地质量下降。这是一方面,别一方面由于农业比较收益在市场化条件下日益呈下降趋势,农民不足以通过单纯的农业生产获得较大收益,甚至维护基本的再生产,出外打工成为主流,本来用于发展农业的农田成为农民最后退路的“保障田”,于是粗放经营乃至于抛荒成为普遍现象,这无疑造成对土地的极大浪费。其三,城镇化发展和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导致随意侵占农民耕地的情况成为正常,最可怕的是这种侵占实质上由政府主导的,即使农民有保护之心,亦缺少保护之力。虽然中央政府有明令禁止,但却给地方开了各种各样的口子,如所谓的增减挂钩、建设用地入市等,地方政府也就顺势而为,口子越撕越大,比如增减挂钩的只减不增、减优增劣,建设用地入市的暗箱操作,将基本农田变身为建设用地等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圈地运动,18亿亩耕地红线到底有没有突破,谁也说不清楚。官方宣称的所谓粮食“十一年增”、“十二年增”自欺欺人,与进口粮食的实际情况比较难以自圆其说,最近又有专家提出中国将来要以土豆为主粮,恰如“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粮食安全的迫在眉睫,这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可耕农业用地的减少。

  三、除了耕地减少、土壤质量下降、水利设施的破坏,集体时代已经具备初步基础的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化进程由于集体的瓦解而中断,又恢复到几千年来就存在的最原始的生产状态,这哪里是对生产力的促进,完全是对生产力发展严重的破坏,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倒行逆施。

  小农经济是农民苦难命运的根源

  如果说当初的改革者口头说要通过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而实践的结果却是让农村极少数富人、狠人、官人暴富,而将绝大多数农民带入了苦难命运的不归路。

  回顾三十多年来农村变迁的历程,经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的短暂暴发式发展后,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今,长期停滞、倒退成为主线,城乡分化不断扩大,以致于一个城市中国与一个农村中国两个形态完全不同的中国同时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否有其必然性?如果我们分析改革年代的社会演进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是农村开启了资本主义私有化复辟之门,另一方面它又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提供了原动力,一个是促进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计划经济模式被打破;一个是为城市资本主义化提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外资一起最终瓦解了公有制经济基础;再一个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也即主流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比较优势”。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城市就像一台缺水机,将农村的社会财富、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源源不断地抽取,这就是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秘密武器之一,也即小农经济学派引以为荣的改革“稳定器”与“蓄水池”作用,而城市中国的后面,是怎样的一个农村中国呢?农村的鲜血因为畸形的发展而被城市发展抽干,一个因贫血而垂死农村中国隐藏在城市中国的后面。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苦难被光怪离陆的所谓经济奇迹幻影所淹没,然而它又像挥这不去的梦魇一样,实实在在困扰着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

  李昌平当年勇敢地揭露了农村改革的真相,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警世呼号,然而时过境迁,这种局面是改进了呢?还是没有变化或者更甚一步,今天的现实已经完全给出了答案。愈来愈多的农民逃离农村,他们不仅仅是因为追求城市的现代生活,美好的生活谁不追求呢!但他们更多的是出于生活无奈,因为整个农村的凋敝状况已经失去了作为家园的光彩,有谁不爱自己的家园呢!农民对土地热爱本应是一种浸入骨髓情感,是什么将它彻底扭曲了的呢?难道不是现实的困境,是看不到前途的绝望?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的角逐,当一切财富、资源向城市集中的时候,农村就成为了被发展遗忘的角落。农村中小学校大量拆并,教育事业不断萎缩,农村孩子义务教育成为泡影。集体经济瓦解,当年的赤脚医生早已不见遗迹,农民根本享受不到本的医疗待遇。更可怕的是由于农村各项事业的荒废,迫使越来越多的人逃离农村,越来越多的人逃离农村又造成了农村各项事业的进一步荒废,恶性循环之下,农村看不到希望,农民看不到前途,只有逃离一条路,尽管这条也无比艰辛、无比危险!呆在农村困死,出门打工累死,就是绝大数农民的真实写照。

  小农经济学派用了一个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模式,企图证明小农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与其说这是小农经济具有积极的一面,不如说这是农民被迫无奈的必然选择。改革之初通过释放个体农民积极性的动力很快就消耗殆尽,面对迎面而来的市场化大潮,作为小农经济落后的一面立即显现负面效应,单个的农民失去了集体组织的依靠,在市场化面前的弱势求地位立即显现,单纯地靠种田只能糊口,甚至要开展农业的再生产也困难,出门打工成了不二选择,而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世界工厂经济发展模式也正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两者一迫即合,于是源源不断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流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当地的经济繁荣出力出汗出血,但是资本的剥削性决定,对工人的压榨就是自身发展的最大动力,资本需要的是只是廉价劳动力而已,它不会顾及工人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的再生产,于是单纯地依靠农业生产或者出外打工都不足以维持农民家庭的正常发展,不得不形成所谓的“代际分工”的“半工半农”模式,这不是所谓的农民新的“伟大创造”,而实在是走途无路无奈选择。农民家庭不得不一方面忍受农村的凋蔽,把自己的老年父母、年轻妻子还有未成年的孩子留在农村,忍受骨肉分离的人伦痛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城市干着最苦最累的活,获得最低微的报酬甚至被欠款,忍受城市资本家的残酷剥削。

  物质上贫乏只是一方面,精神上的痛苦给农民造成的苦难更深重。在小农经济形态下,由于放弃了集体时代“严肃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政治思想引导,农民自私愚昧落后的一面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泛滥相结合,使一切消极、腐朽的思想观念占据了农民的头脑。一个就是金钱万能,笑贫不笑娼,没有是非观念,如在一些农村出了乞讨村,整个村子的人以乞讨为致富捷径;还有一些农村整个村子的女孩、年轻妇女在外从事色情赢利致富,居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等等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其二就是亲情关系的淡漠,哪怕至亲骨肉也是以利为先,极度现实主义,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农村老人为子女如老黄牛般奉献最后一丝气力后,因年老疾病不再能为子女继续作奉献了就被弃之如蔽帚成为正常,不仅年轻的子女认同,被遗弃的老人也接受了这一观念,很多农村出现了老人自杀现象,甚至有的村子老人不自杀反而不正常,这样极度自私自利、极度现实主义的观念如若传承下去,每个农民都会成为受害者,而同时又是为害者,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其三就是社会风气的日渐败坏,封建迷信、抹牌赌博之风盛行,农民失去追求信仰,在麻木中自生自灭。当然还其它很多方面,这里不一一赘述。我们不禁要问,勤劳善良、忠厚朴实的农民在哪里?很多网友就有切身的检验,他们说虽然自己的家乡还在,但理想中的故乡再也回不去了,这是多么深沉、苦痛、迷茫的感受啊!

  回想集体化时代农村人欢马叫的场景,回想那些留在书本里或者记忆里田园图画,回想那些“鸡毛也能飞上天”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再回到现在,不禁让人产生恍如隔世的感觉。往事并不如烟,如果真正地要农民选择,他们至少不会选择现在的这种小农经济状态。当年的改革者借用极少数如小岗村十八懒汉这样落后农民,还说是尊重农民意愿,否定了已经走上共同富裕的集体化光明大道,而回复到造成几千年造成农民苦难根源的小农经济老路、邪路,哪想到从此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资本主义发展注定小农经济的灭亡

  小农经济作为一种落后的经济形态,给农民带来了苦难,也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作为一种历史的反动,其最后的结果必然走向灭亡。中国前后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清晰的表明,小农经济在现代条件下,只能作为一种过渡的经济形态,要么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发展,要么向资本主义私有化经济发展,小农经济虽然起到过这样那样的作用,虽然如同小农学派所说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社会的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会因为要给农民留退路而手下留情,因为在当今资本主义日益深化的形势下,小农经济作为一种向彻底私有化过渡的经济形态,已经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尽管我们有多么地不甘心,但小农经济的挽歌已经唱响。

  任何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的反映,都必须放在政治的考量之下,小农经济学派走不出自己的局限性关键就在于此。如果我们不联系前后三十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建立到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回复到壮大的过程,就不可能获得整个农村改革变迁的全貌。如果我们不把农村私有化进程放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路线图中考量,我们也不能准确判断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只会一厢情愿按自己个人意愿去作出所谓的论证,也许一切努力根本就是白费。

  听听改革家们怎么说的吧。“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必须有人作出牺牲”、“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等,这不就明白无误地表明,这一条从三十多年就开启的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之路远远没有完结,只要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更不会走回头路。当然,这是改革家们出于自己的阶级立场,维护既得利益所决定的,然而也这也是他们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因为走上私有化快车道的中国,除了继续向前,哪怕前面是穷途末路、万丈深渊,他们还有另外的选择吗?无疑另外的选择实际上是有的,但选择权不在他们手上,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手上。

  当资本主义的发展深化到今天这个地步,中国三十多年积累形成的资本就像一个能够吞噬一切的巨无霸,对于农村土地这块社会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的肥肉它会轻易放过吗?中外资本家们早就对它垂涎三尺,这最后的金矿谁会轻易放弃?难道仅仅就凭苦苦哀求权贵资本家们“请你们发发善心吧,给可怜的农民留条生存下去的退路吧”就能解决?更何况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危机的形势下,已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紧密捆绑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同样难以幸免。为了挽救自身陷入危机的窘境,必然要以作也一定的牺牲,当今中国除了极少数大型国企和农村土地外,还有什么没有被资本主义化、可以出卖的?因此在对国企实行混改的同时,对农村土地实行私有化就成为决策者的应有之义,早就在其顶层设计之中了!我们难道现在还像如梦初醒吗?

  综上所述,无论从小农经济的历史渊源、社会发展大势乃至农民的意愿,都没有给小农经济留下更多存在下去的理由,更由于在中国日趋资本主义化三十多年的背景下,私有化大潮席卷而来,小农经济岂能阻挡?

  20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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