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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牛 | 李昌平再“说实话”

丑牛 · 2019-11-03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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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不止在于她对自身错误的承认和改正。

  李昌平再“说实话”

  前几天,在一个网站上读到李昌平同志的文章——《一个改革者对改革的质疑》,很有点“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架势。这是他十五年前《我向总理说实话》之说,再度“说实话”。

  十五年前,他写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本书,记载了他在农村艰难地进行“改革”的全过程。实际上,是揭了当时农村改革的盖子,捅了农村改革的娄子。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拉开序幕的。推翻了人民公社,推行了“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起了农村的大变革。“万元户”在普遍贫困的农村,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乡镇企业,遍地花开,不仅搞活了农村经济,繁荣了集贸市场,一些“农民企业家”,还带着泥土气息,大步流星地闯荡城市大市场,比起那些国企老总,还要风光神气,迫使得他们也向“大包干”看齐。小岗村,一个靠凤阳花鼓谋生的偏僻之地,由于18位农民申请大包干而按下的血手印成为圣物,陈列进北京天安门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一下子名噪天下。历届党政领导人,纷纷来此竟折腰。

  在一片太平盛世里,江汉平原上洪湖西岸的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却一声呼喊,石破天惊: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有人把他斥之为改革的逆子,李昌平却自认为是真正的改革者,父老乡亲们说“昌平是农民之子”。他的改革最终落败,还为此砸了铁饭碗,远走他乡,闯荡江湖。但他提出的“三农”问题,却被列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随后多年,举全党全国之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为了解决李昌平提出的“三农”之困。成功与否,姑且不论,李昌平对中国农村改革的探索和实践,确实影响着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

  在读了他近期的文章之后,我又重读了他十多年前写的那篇《实话》。对心灵的震撼比初读时更加强烈,感悟比那时更为深刻。

  李昌平是真正的“农民之子”。他在农村改革中长大,又在农村工作了十七年,最后四年是在乡镇党委书记的位置上。他不是处在“官位”上来思考改革,而是从“农民之子”的地位上来思考改革。他的书,记述的是父老乡亲们的倾心泣诉,他也是满含热泪而写书。

  他的改革,是要摆脱“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要把那些白吃“皇粮”的蛀虫们赶走,要把那些吸血的高利贷者们清除。这必然和官方推行的“改革”对立,那些蛀虫、吸血鬼们可都是官方“改革”的受益者,有的还直接是“官方的人”,或者是与“官方有密切关系的人”。一个乡几十名高利贷者,竟然都是干部及其家属,他们能容忍李昌平的“改革”吗?

  很可惜,作为经济学硕士的李昌平,没有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角度来衡量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当资本已牢控改革,资本已牢控权势,作为“农民之子”的“改革”,必然是“孤军奋战”,必然是“四面楚歌”,必然是“人走政息”,

  李昌平在他近期的文章中,回忆他当初的“改革”,用了三个字——“瞎折腾”。

  岂止是“瞎折腾”,反而把自己推行的改革陷进了“被改革”。可以拿他出的那本书来作证。就拿该书一头一尾的两篇文章来分析吧:

  开头的《序言》是被尊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所写。杜老把李昌平反映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归因于“城乡二元化结构”,“应给农民的国民待遇”,“使中国的农民比重从现有的70%降到20%的时候,三农问题也就不是大问题了”。把杜老的话,再简明一下:农民没有了,农村也消失了,三农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我们看到,城镇化,资本对农民土地的掠夺,新土豪的出现,农村的凋敝……。人们很少再谈“三农”了。杜润生不愧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书的尾篇是一位名叫胡学华的留美学子写给中国总理的一封信,信中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美国模式。

  “美国几乎没有国企,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见国企多少和国家强大与否,没有关系。”

  “近日看到克林顿访问中国,克林顿的轻松之态其实是一种制度的轻松,而您老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疲惫。”

  这一“序”一“跋”,也许李昌平认为是“三农”的希望,实际上是“三农”的陷阱,把李昌平自己也陷进了“被改革”的境地。在中国南方,他被捧为“明星”。

  但李昌平毕竟是“农民之子”,他没有同那些要在中国“杀开一条血路”的改革者同流,也没有同那些“普世价值”的改革者合污。他仍然站在为被改革沦为弱势群体的劳苦大众一边,再度高声呐喊:

  “我们的改革正走向邪路”

  李昌平的这篇文章,从语气来看,是写于胡、温时代,没有像《我向总理说实话》那篇引起社会的轰动,网站的编辑今天再发表,是期望引起社会的再关注,但不几天,就删除了,我怕它淹没,就把它放进我的博客。

  李昌平的再度呐喊,比第一次聪明多了。经过这十多年的磨练,他不仅是一位“农民之子”,而是练成了“人民赤子”。他“体会到了中国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改革的炎凉感受”。他是有资格代表这些不同阶层的人们,特别是亲身经历了中国城乡弱势群体的人们讲话的。他自述道:

  “我的这些经历,让我由一个在一个县工作了十七年的井底之蛙,变成了一个在国内外精英和草民、体制内和体制外、上层和基层、中心和边远、现代和落后、左派和右派……之间穿梭的自由乌鸦。”

  但他决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袖手旁观者,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诚之心,希望“共产党应该找回78年前后探究真理的勇气和智慧,再次理直气壮地领导起对30年改革大总结、大反思、大辩论”。

  回想这些年来,我们在深化改革中的许多计划、方案、纲领、政策、都是“顶层设计”而出,甚至荒唐到由一些根本不懂中国的外国专家制定。这怎么能保护广大群众的利益,怎么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国企改制得罪了几千万工人,土地流转得罪了成亿的农民,房屋拆迁,得罪了千千万万的居民。千万人次的上访,成千上万次的群体性事件,强拆、强征、镇压、黑监狱、法西斯式的治理手段都用上了,真叫人触目惊心。不要再用“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这样的话来吓唬人了。那一个人说了不要改革呢?人们所反对的是损害人民利益的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讲过,不要走上邪路。我们走上了邪路没有!?为什么怕议论,怕讨论、怕辩论!?用“反改革”的大帽子压人!

  1958年,兴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全党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大批判。中央开了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大会,各省也开了一通到底的万人大会。我参加过五级干部的“万人大会”,有人把它简称为“出气会”,实际上也是基层向上层出气。会中间,组织了一次基层干部(小队长大队长为主)对湖北日报提意见(实际上是出气),我坐到会场角落里作记录。会议一开始,就是急风暴雨,把报纸上放卫星骂了个狗血淋头。我低垂着头,不断流泪不断记。省长张体学也来听会。大家气出得差不多了,他站到会场中央,向大家深深地一鞠躬,面色严峻地说:“报纸上的这些歪风、邪风,大多是我们省委、省政府刮起来的,我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大家认为要受处分,我也心甘情愿。我张体学一辈子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他的眼泪一直流淌到面颊上。全场一片掌声。

  李昌平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就在于她数十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明确承认前进中的错误,并及时改正。”我就想起当年的七千人大会和万人大会,以为证。当然,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不止在于她对自身错误的承认和改正。

  今天,由于担心改革开放走上邪路,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对共产党是不是要搞共产主义产生了争论。共产党要不要搞共产主义倒成了一个问题,共产党人不应反省么!不应反思么!

  李昌平文章最后的一句话发人深省:

  “但愿我曾经热爱过的这个党不要沦为一件任人想穿就穿,想脱就脱的马甲。”

  沉痛斯言!

  【后记】

  卜客之言

  博文写成,犹豫再三。李文被删,丑牛点赞。适逢客来,请卜以占。

  客曰:“君贵庚?”

  曰:“猴年将至,八十有八。”

  客曰:“猴年米寿,流年大吉。”

  曰:“君何以解?”

  客曰:“‘米’字中杠往上抬,一点诚意‘求’即来”,“‘米’字头上横一杠,来也,所求即至”,“‘米’字天上掃一撇(瞥)上面见了‘采’之也”。

  丑牛大喜,欲点击上网。客止之曰:“稍待。君今喜之,手舞足蹈,乃不祥兆,双足摊直,‘米’成‘半’,或半途而废,双手合抱,‘米’成‘困’,君须慎”。

  曰:“吾将何从?”

  客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天命无违,人言不畏”。

  附:

李昌平 :一个改革者对改革的质疑

  我曾经自以为是坚定的改革者。我现在是改革的旁观者和质疑者,也是改革的建议者。

  我1983年元月参加公社工作,1985年担任乡党委书记。直到2000年离开体制,做过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

  在我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多年的改革实践中,搞过无数的改革,可以称得上最有改革意识的乡党委书记了。我主导过的众多项乡村改革,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瞎折腾”或“人走政熄”,极少有成功的改革。我在2009年出版的《大气候》一书中讲过我的一些“改革故事”。这里我不重复我哪些改革的陈年旧事了。

  2000年我辞去乡镇书记的职务,由吃体制饭的“公仆”变成了吃市场饭的“主人”。

  如果说在2000年前,我只算是个仅了解自己主导的改革或只知道局部地区改革的井底之蛙。但在2000年之后,我有机会到了更多的农村(在云南、贵州农村扶贫3年,还去过国内外很多地方的农村),还在城市(深圳、珠海、广州、北京等)当了打工仔、暂住者、“二等工人阶级”、“二等记者编辑”、“非法NGO社会工作者”等,亲身经历了中国城乡弱势群体的生活;我还认识了好多国内外研究中国三农的知名专家教授和官员,被成为了“最有问题意识”的三农“爱好者”。我的这些经历,让我由一个在一个县工作了十七年的“井底之蛙”,变成了一个在国内外精英和草民、体制内和体制外、上层和基层、中心和边远、现代和落后、左派和右派……之间穿梭的“自由乌鸦”,让我有机会看到、听到、感受到、体会到了中国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改革的炎凉感受。

  改革和革命一样,确实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改革确实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每一个人。但是,改革发展到今天,赞美改革的人正在由多变少,对改革寄托希望的人正在由多变少,对继续坚持“既有改革”持支持态度的人正在由多变少。

  原因其实很简单:分享到改革收益的人正在由多变少,而为改革付出代价的人正在由少变多;改革正在让绝大多数人上升的空间越来越小,却让权力、地位等变成了极少数人的世袭之物;改革正在让“公平正义”和“有尊严的生活”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远去,改革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越来越深的不安全感、甚至恐惧情绪。

  怀疑改革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怀疑改革的人远远超过了曾经怀疑革命的人。

  邓小平曾经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两极分化,那就说明我们(改革)走上了邪路。按照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改革定下的评判标准来检验改革,我们的改革正在走向邪路!

  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改革设定的评判标准没有错,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切身感受是完全一致的。

  90年代以来,不仅我李昌平“主导”的乡村改革是“瞎折腾”,我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的很多改革都正在背离改革的初衷。如:

  中国改革发端于农村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可农民只在80年代获得了农村和农业改革的好处,进入90年代后,农民和农村迅速沦为了为改革付代价的对象;

  80年代以来的医疗体制改革,目的是为了增进全民的医疗福利,改善医患关系,可是改革后的实际情况是少部分人享受了医改的好处,少数人借医改发了大财,到90年代中后期,80%以上的城市居民、农民工和农民成为了为医疗改革付代价的群体。改革前,人们赞美医生护士是天使,现在,在越来越多的缺医少药者的心目中医生护士是“最值得警惕”的人;

  80年代后期开始教育体制改革,在各级政府财政每年对教育投入大幅增加的同时,全民也迅速沦为了为教育改革付出高昂代价的“学奴”。学校变成了公司,校长变成了首长,教授变成了叫兽,学生变成了羊。

  起始于90年代的住房制度改革,体制内工作者和国有企业职工受益,地方政府、开发商和投机客发财,让无数的民众、特别是80后、90后、00后……付出代价,沦为了“房奴”,甚至有很多人连获得“房奴”资格的能力都没有了。

  矿产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基本上是黑社会、黑心官员和黑心资本家的一场联合抢劫,极少数人发大财,矿产所在地人民和全国消费者付出了代价;

  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改制……创建资本市场等等改革,都避免不了改革等同于合法抢劫的命运。市场化改革数年,连人称“吴市场”的吴敬琏教授也坐不住了,惊呼:改革正在建立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制度。

  几乎所有的改革,初衷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基本上都走向了背离。

  2003年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一时间让人民看到了我党“反思改革”的勇气,重新唤起了人民对改革的期待。但“反思改革”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就被“和谐”了。

  2003年以来,中央财政确实拿出了更多的钱以改善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并无大的改善,有些方面还恶化了。如中央财政统筹义务教育了,每年数千亿资金到了地方,迅速集中配置到了市县的“教育城”政绩工程,好老师、好学校向县市的“教育城”集中,有钱的农村孩子不得不到县城上学,要交择校费、生活费、住房费……家长还要陪读等等,读书更贵了、更难了。没钱的农村孩子,厌学、逃学不断增加,读书的人更少了。中央财政拿出巨大的钱搞义务教育,本来是为了更多的孩子能够读得起书、方便读书、读好书,可结果恰恰相反。教育沦为了地方政府城市化的工具、推高房价的工具、搞面子工程的工具;

  2003年以来,药品价格下调了20多次,每次都是两位数,可是,药品的实际价格不仅没有降低,而是实实在在的越来越高了,甚至过去弱势群体消费的便宜药也借政府降价之机退出了市场;

  很多地方政府搞的户籍制度改革,不是为了实现公民待遇均等化,而是把户籍作为一种奖励品奖励给少数所谓的“精英”人才,不仅没有解决既有的户籍歧视,而且还进一步扩大了户籍歧视。过去的户籍歧视只是城乡二元,户籍改革不仅没有消除城乡歧视,还发展为城城歧视、省省歧视……每一个城市都像一个“诸侯国”,搞得我等体制外吃饭的人像“丧国之犬”,搞得每年数百万大学毕业生户籍没有安放之地,让悻悻学子离开学校时甚感泱泱大国“无立锥之地”。

  我党一方面说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另一方面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却越来越远离党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代会、政治协商代会。党想得到、说得到,但做不到了!

  2008年经济危机,出口依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进口依赖却日益严重起来;旧的产能过剩还没消化,新的产能过剩却更加严重;旧的结构性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结构性问题却更加突出;……

  房价越控越高、“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轮番登场……

  三聚氰胺还没结束,转基因种子、转基因食品就偷偷摸摸铺天盖地了……

  腐败反了多年,战绩越来越大,腐败也越来越严重……

  改革发展到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似乎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政府想得到、说得到,做不到了!

  吴敬琏先生近乎于对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绝望了,老先生是经济学家,现在极少谈经济体制改革了,吴敬琏先生更多的谈政治体制改革了。“吴市场”变成了“吴政改”。

  温总理最近在深圳考察时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胡总书记最近在深圳特区30周年纪念大会上重申:“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

  吴敬琏期待的改革是什么样的改革?温总理所指的改革是什么样的改革?胡总书记所指的改革是什么样的改革?

  他们说的改革是一样的改革吗?

  未来30年,中国怎么走?中国有多少人明白了?同意了?相信了?

  我们必须承认现实:明白未来30年如何继续改革的人越来越少了,参与和推动改革的人民群众越来越少了,改革正在官僚化、口号化,甚至很多地方的改革正在“专制化”和“钟馗化”,其改革是在外国力量、资本力量、专制者力量、腐败分子力量、黑恶势力力量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人民大众越来越被所谓的“改革”边缘化,越来越多的民众对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中日益堆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继续改革,迫切需要全党共识、全民共识,需要人民力量!

  改革30年了,成绩是很大,代价也是巨大的,问题也是堆积如山的,应该坐下来对过去30年的改革做一次大总结、大反思和大辩论了。

  当初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对前面30年进行了大总结,进行了大反思和大辩论,全党、全民在大总结、大反思、大辩论的基础上有了“改革共识”——“三个有利于”,党对改革的方向、目标、道路、旗帜、战略等有了《决议》,绝大多数国民都是改革的推动者、参与者、受益者。

  邓总设计师不可能万岁,“不争论”也不可能万岁,这是规律!改革走过30年了,“不争论”早该过时了,现在是对前30年、甚至60年的方向、目标、道路、旗帜、战略等等展开大总结、大反思、大辩论的时候了。不要怕辩论,真理越辩越明,不辩论就不可能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我党要勇敢的重新领导一次对中国未来30年方向、目标、道路、旗帜、战略等等的全民大辩论,在全民大辩论的基础上,把认识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形成未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学发展”的新《决议》,以新《决议》指导未来30年的行动。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集全民、全党智慧的《决议》来明确未来30年前进方向、目标、道路、旗帜和战略,指导未来的行动。现在,任意由文人墨客随意解读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讲话中的只言片语来“引导”未来改革或借洋人、假洋人之“信口开河”为指导中国改革之“圣旨”的混乱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默认国内外文人墨客们随意把党中央领导中国改革的一个司令部拆解成两个司令部、甚至多个司令部,改革一定会乱套的、改革会无法无天的、改革会导致天下会大乱的,改革甚至会导致亡党亡国的!

  共产党应该找回78年前后探究真理的勇气和智慧,再次理直气壮的领导起对30年改革的大总结、大反思、大辩论。这既是共产党继续存在的需要,也是中国改革事业的需要。

  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就在于她数十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明确承认前进中的错误、并及时改正前进中的错误。这需要勇气、智慧和能力。如果一个政党连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勇气都失去了,这个党执政的时日就不多了。

  我李昌平之所以还承认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因为我对这个党还有期待。如果这个党永远都“不争论”,永远都假装一团和气,永远都不反思、不辩论,永远都不开诚布公的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永远都不敢纯洁队伍,还永远都撅着屁股(鸵鸟)自诩伟大、光荣、正确,这个党就不值得期待了!

  如果有一天,像我李昌平这样的共产党员都对这个党不抱有期待了,这个党恐怕就是赵本山的马甲了。

  但愿我曾经热爱过的这个党不要沦为一件任人想穿就穿、想脱就脱的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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