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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紧张、冷静——一个武汉返乡人员的20天疫情日记回顾

陈浩然 · 2020-02-06 · 来源:新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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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陈浩然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冷漠期:“到底是从武汉回来的,就是不一样!”

  作为一个武汉返乡人员,现在回想2019年12月31日的那个上午,我依然觉得魔幻。我在武大上学,当时同学们在微信里讨论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有人转发应对策略,比如少去人流大的地方。我还开玩笑似的在群里说,“我觉得图书馆人流量就挺大的。”之后家人朋友陆续给我打电话,我一遍遍地解释,“放心,汉口离我学校那么远,我既不爱出门,也不喜欢吃海鲜(当时看到海鲜城就以为和海鲜有关系)。再说了,现在不也没发现人传人吗”。不过也答应,先做好防护措施。

  虽然后来感到如临大敌,但当我处在漩涡中心时,反倒觉得云淡风轻,心态像我这样的也不是少数人。直到2020年1月15号离开武汉,我所有的防护措施只是在第一时间去1公里外的商业区花二十块钱买了一包口罩(因为学校门口药店里的已经卖完了),出门还是喜欢戴自己平时的棉质口罩。

  幸亏我既不是确诊也不是疑似病例,不然我接下来的路线一定会被骂。15号中午从武汉站离开,在合肥待了两天,拜访许久不见的老师和朋友。18号早晨从合肥回阜阳,按家乡习俗过腊月二十四的小年。19号早晨又从阜阳转道合肥,与朋友们汇合后去安庆怀宁,看望一个重病初愈的朋友(朋友病情和肺炎无关)。19号当晚从怀宁坐火车回家。

  每到一地,朋友们都会和我聊武汉的肺炎是个什么情况,我如实地转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19号去怀宁时,我忍不住反问同行的朋友们,“难道你们都觉得武汉的情况很严重吗?”这天不用朋友们如何觉得,情况确实越发严重了。数字快速刷新,我们也接受了一天的信息爆炸。19号晚上在拥挤的怀宁火车站,一位朋友给大家分发她带的口罩:“虽然是棉质的,但还是戴上吧,路上那么多人,防一点是一点。”我突然想起来自己新买的口罩一直没拆,从包里拿出来,对同伴们说:“要不试试我这个?”

  “哈哈哈,你这个买对了!到底是从武汉回来的,就是不一样!”

  这时我才注意到,我买的是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不过朋友这是夸奖吗?怎么听起来不太舒服呢。

  紧张期:“发烧了说一声,不然大家都麻烦。”

  回家后发现,网上已经很难买到合适的口罩,潜伏期一词还没有深入人心。20号,平时在北京的小姑一家回来了,原打算除夕那天坐动车,考虑到疫情传播,立即决定开车回家。21号,我和十来个朋友约了一场热热闹闹的烤肉,事后发现那是我寒假里最后一次朋友聚会。22号,我和爸爸回临泉给爷爷上坟,在农村里根本没有看到有人戴口罩,对武汉的情况也没怎么关心。23号,朋友买给我的100个医用外科口罩到了,这可能是我今年收到最宝贵的礼物。电视里,武汉封城、医院求助、电影撤档,2020的开局很不太平,也打乱了过年的节奏。小伙伴纷纷决定不再聚会,不过与武汉的紧张、网络的紧张、我们的紧张相对的,许多长辈们似乎并没有太当回事。24号,年三十,菜市场里戴口罩的商贩也不多。今天打车时和司机师傅聊天,因为注意到他也带了口罩,但之前下车的两位年轻人没戴。他说今天载的客,戴口罩的大概只有一半。我没敢告诉他我刚从武汉回来,更没说打车是要去饭店吃年夜饭。今晚我们一大家照常聚会,有奶奶和姥姥两位老人,还有几位长期在外工作的姑舅。饭桌上的气氛还是其乐融融,偶尔也拿我从武汉回来开开玩笑。饭后我把口罩给亲戚们分了一下,大概每家20个,长辈们还夸我孝顺。

  但这种热闹在饭后就结束了。亲戚们用电话相互通知,二姑的婆婆,前两天和从武汉回来的妹妹接触,之后就发热感冒,家人立即把老人家隔离,也决定今年不相互走动了。听说了这些,前两天刚从北京开车回来的小姑一家也决定,明天立即返京。到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气氛有点不对了。

  新闻里确诊和疑似人数都在爆炸式上涨,多个省市启动了一级响应,乡镇里敲起锣鼓喊起喇叭,提醒大家注意防护,甚至劝返到过武汉的人员离乡,市区有几个小区传出要封的消息。我和小伙伴们发现,在我们还没找到办法劝服长辈们戴上口罩不走亲戚时,长辈们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除夕夜,微信里像往年一样互相发送着拜年的消息。不过很明显,“身体健康”、“百毒不侵”等词出现的频率高了很多。而我从初中以来最好的哥们儿,在发了消息后还不忘嘱咐一句,“你小子咳嗽了发烧了说一声,有啥事咱一桌十几个人都麻烦。”

  冷静期:我在思考中坚定信心

  从25号开始,我就没再出过门。这么做一是出于自觉,二是社区的要求。从27号开始,我陆续接到社区和卫健委的电话(甚至包括临泉县卫健委),问我何时从武汉回来,是不是坐的某趟车,最近有没有发热干咳等症状,并一再叮嘱我不要出门,出门发现墙上多了张温馨提示:“此为于武汉返乡人员接触者,目前居家隔离中”,另外还有隔离起止时间。

  自我隔离也好,虽然我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事人,但隔离期间我倒成了旁观者,正好可以观察、思考并记录我经历的这场历史。

  面对这场疫情,大家不由自主地把记忆拉回到2003年。网络和爸妈是我获取信息仅有的渠道。我既从父母那里了解现在外面的情况,也不断询问当初非典对我们的影响,毕竟我的记忆里只有被父母灌下去的中药。

  1、经历过非典的长辈们为什么起初不愿意戴口罩

  我的父母都是国企职工,爸爸在建筑公司、妈妈在公交公司。爸爸说那个时候阜阳是安徽非典最严重的地区,阜阳人到外地出差都要借用当地同事的身份证,他们到合肥汇报工作,也只是把车开到合肥城外,把材料交过去,根本不敢进城,那时的情况就是如此。阜阳城内呢,妈妈说公交车还在运行,一天消毒三次,但是全天下来可能只有司机和售票员两个人。

  这更加深了我的疑惑,既然阜阳当初的情况十分严重,那为什么之前我和小伙伴们仍然不能说服他们戴口罩呢?为什么经历过非典时期的长辈们,再次面对疫情时并不太上心呢?

  我进行了一场自己命名为“互联网考古”的小调查,寻找2003年关于阜阳乃至整个安徽省非典情况的报道。在一堆年久失效的网页中,还残存着几篇简陋的报道。浏览发现,所谓的“严重”,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首先,安徽省遭受非典冲击比较晚。在2003年3月底各省陆续向卫生部上报每日疫情时,安徽的报道还是“未雨绸缪”。而全省首例非典是4月22日返乡的一位阜阳民工。其次,安徽省总体病例较少。自发现省内首例的3个月内,全省只有10例确诊病例、8例疑似病例,没有二代传染、没有医护人员感染、没有死亡病例。在那个严肃的环境中可谓成绩显著。

  到这里,我当初的疑问自然打消了。对于长辈而言,同非典的战绩是预防针,他们的心里有一个“阈值”有一种“抗体”,此后的疫情如果不击败那种抗体,就无法引起警觉。“非典那么厉害都被战胜了,这又算的了什么呢?”但我们经历太少,没有关于非典的鲜明记忆,相应的抗体。那什么东西会击败抗体?是媒介、是信息。虽然我们和父母都关注主流权威媒体,但在媒体之外,还有影响我们的重要个体。与我们而言,他可能是某个博主、某个公众号,对父母们而言,可能是某个朋友、村里的某个干部。

  疫情的发展很快就突破了长辈们内心的阈值:1月26日,过去一天内阜阳已经有10例确诊,在安徽省居第二,此时全国确诊人数新增688例。2月1日城区还有15条公交线路运营(正常情况下六十多条线路),但是所有经过或抵达医院的线路都没停。2月2号中午12点起,阜城所有公交线路暂停运营,具体恢复运营时间另行通知。同时,阜阳的确诊人数达到了59,达到全省第一,与合肥并列。合肥、阜阳、安庆坐稳了全省确诊病例的前三名。这三座城市也各有特点:合肥经济最发达,同武汉和省内其他城市的交通最便捷;阜阳人口最多,外出务工的也多,全市1000多万户籍人口,仅临泉县的200万人里就有不下万人在武汉务工;安庆同湖北相邻,与武汉地理位置最近,历史联系相对密切。好巧不巧,离开武汉后这三个地方我都去过,庆幸自己在隔离期内没有异常症状。

  钟南山院士说,隔离期一过,没事也就没事了。既然脱离了风险,我逐渐冷静下来,但父母和伙伴们的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屯物资也越来越多被提及,分不清是开玩笑还是说真的。小伙伴们的群里每天都在讨论“听说哪个小区戒严了”,“什么时候能结束啊”之类的话。于是我开始思考新的问题。

  2、我们该如何打好这场疫情防控战呢?

  我们,不是指整个社会。虽然这场战斗只有靠全社会的努力才能胜利,但我能考虑的、能建议的,只有我和我的同龄人。这既包括我身边的同学们,也包括远方的网友,包括放了寒假的大学生,以及虽然毕业但不在抗击疫情行业工作的年轻人。这是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却还没有获得稳定的职业身份的一群人,是网民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1)积极为身边人做好防护措施

  父母、老人可能对网络不熟悉,对科普信息和伪养生信息不能明确区分。不知道N95口罩、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和普通口罩有什么区别。早点给家人科普,教父母正确佩戴口罩,主动给家里通通风,给门把手、手机、遥控器用酒精消消毒。这些都是小事,但基本的防护也只要求我们做这些。给家人多一点关心,分担一份操劳,既有助于身体健康,也可以密切感情。

  (2)关注舆论,但日子该过还得过

  关注疫情,也需要在难过自己和放过自己之间找平衡。看了太多负面消息,难免会让自己心情低落,甚至恐慌愤怒。因为我们终归不能走到抗疫第一线。负面情绪无助于对抗疫情,还会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不少网友已经注意到了这点,专门整理每日捷报(如解放军接收火神山医院、各地医疗队奔赴武汉等)。不造谣传谣我们都能做到,但我们需要多一点这样的捷报,不是为了报喜不报忧,更不是自欺欺人,而是为了暖人心、强信心。我们要关注疫情,但不能恐慌,也不必恐慌。日子改过还得过,过好自己的日子,不信谣、不添乱、不传染,就够了。就像小时候,妈妈扫地时会让我乖乖坐在凳子上。看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反倒有助于妈妈打扫卫生。

  以“封城”为例。不少网友看到北京限制外地车辆进入,就说北京要封了;看到小区门口开始查身份证测体温,就说小区要封了。这种想法体现了对疫情的关注,但不是合理的态度,甚至是在造谣传谣的边缘徘徊。现在看来,确诊和疑似病例都集中在湖北,随着潜伏期即将结束、拐点即将到来,过去没封的城市,封锁的可能性也极小。退一万步说,即使真封了,生活物资也会有保障,不必徒增恐慌。不然城还没封,人先疯了。

  (3)利用这大块空闲、增长能力

  在过好自己日子的基础上,如果再增长能力、取得进步,那是最好不过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今天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等工作者冲在第一线,我们心怀感恩和敬意。隔离在家,我们不仅在今天为他们的工作创造便利,将来也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回报他们。现在“到了足不出门也能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但也要为下一次走出家门、走上岗位做准备。正月初九是我23岁生日,这个生日很难忘。我惊讶地知道牛顿在面对1665年~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时和我年级相仿,而那是他生命中辉煌创新、大放光彩的阶段。我自觉不能和牛顿比,但我们也有自己要学习、要进步的领域。比如有社会工作的同学利用这次机会组织心理干预小组,有社会学的同学做调查、写文章,有医学的同学做科普。退一步说,增长能力未必是指什么高大上的专业内容,还有同学在家学会了几道菜,学会了自制奶茶烧烤,或者运动健身、学习乐器,总不算是让疫情耽误了成长。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今年初的这场疫情,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一个考验,有些地方没经受住考验,暴露出了问题。这会动摇大家对小康社会的信心吗?我想起了我高中班主任说的话,一切在高考前暴露出的问题都是财富。问题暴露出来了就要解决,不合格的官员要处理,不合理的制度要调整。通往繁荣富强还有一段路要走,走在路上就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

  最后祝愿,武汉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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