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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已不可能, 真正的回旋余地在哪儿?

温铁军 · 2020-05-25 · 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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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两国“硬脱钩”的现实下,中国基础建设原材料进口受阻,“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不大可能实现。人类应当重新审视环境、生态的影响力。

  ✪ 温铁军 |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

  ✪ 刘文娟 | 整理

 

  【导读】人们透过世纪疫情看到了这个时代积累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也更加关注,疫情过后的世界将会怎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认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去中国化”将是必然,这种以政治划线为标准的非理性行为,恐怕是我们无法阻挡的。在美中两国“硬脱钩”的现实下,中国基础建设原材料进口受阻,“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不大可能实现。这将影响中国对全球产业链的供应,并导致未来形成美洲、欧洲、亚洲三足鼎立的产业链区域化重组局面。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原有的“三驾马车”也显现乏力,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怎么办?他指出,大危机是我们思考人类过去粗放式发展逻辑的契机。疫情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次提醒,人类应当重新审视环境、生态的影响力。“乡村振兴”,就蕴含着反思能力、生态关怀、发展力量的方向。当前,中国城市正经历着过度投资泡沫的“出清”,资金和劳动力开始回流。加上土地,三要素的汇聚,让乡村在地化发展成为可能。我们需要新的、适应乡村的知识和能力,在乡村地区开展新的创新创业,以激活国内循环,应对未来的风险挑战。

  2020年5月18日晚,《文化纵横》主创深度思想直播节目“纵横说”迎来第2场直播,温铁军、何志雄、贾林州、严晓辉以“后疫情时代与全球区域化”为题展开讨论。本文是以温铁军教授讲演内容为主所整理的文稿,经作者审定,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后疫情时代与全球区域化

 

  ▍新型冷战开始:政治理性占据上风,全球将进入区域化

  现在的“90后”、“00后”要开始经历新型冷战时代了。冷战是一个简单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政治决定论,而不再像过去单纯只从经济理性出发。

  “去中国化”正在发生,美国正在强迫中国硬“脱钩”离开其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美国人口只有3亿多,就连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就是美国人口的1.5倍。从企业利润最大化角度出发,跨国公司、企业自然是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产阶级人群最多的国家,它能获得的利润自然比在美国要高得多。如果问这些企业愿不愿意离开中国市场,他们当然不愿意。

  但对美国国家而言,只有打垮中国,把中国整垮,中国的财产才有可能变成他们的利益。这个非理性的趋势,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完全用市场话语来表达的内容了,现在变成了一个政治划线,而政治划线的结果是你死我活。在新冷战这个阶段没有理性可言,不仅没有经济理性,其实也没有政治理性,也没有社会理性。过去被当做讨论问题出发点的那些理性原则,在以政治划线的新型冷战趋势下,将不复存在。

  现在有学者提出要启动“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讨论这个问题,要先弄清楚“马歇尔计划”原本是什么?

  马歇尔计划的起源是:二战把大家都打残了。一战尾声的处理结果大家不能接受,最后演化成二战。二战的前提是1933年的生产过剩大危机,而生产过剩大危机作为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又是少数人过多地集中财富。但是社会化大生产所创造出的大量的产品,不可能被收入非常有限的穷人所消纳,就爆发了生产过剩。

  因为整个西方都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之中,所以生产过剩就蔓延成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大危机。当年大家都处在大危机中,生产能力都过剩,客观上就得停工停产。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就大量失业,那大危机就越来越严重。工业只能转向军事。就是大家都想破坏对方的工业体系,然后拿自己的工业产品去覆盖对方国家的市场。这就是你死我活的。

  这只能怪资本主义工业化走到这一步了。后来的人们对它做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谁正义、谁非正义,这东西都是后来的意识形态“成王败寇”包装出来的一套解释。这里边具有高度的政治正确,所以我们不能反对它,那就先这么接受着。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二战是在欧洲,美国本土并没有受到二战波及。除了日本人打了一回夏威夷的珍珠港,德国有几艘潜艇开到了纽约港,也很快就被消灭了。所以实际上美国本土并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冲击。

  在欧洲,大家都是要打乱对方的工业体系,才能覆盖对方市场。所以欧洲整个打成了废墟。于是才有战后欧洲再工业化的马歇尔计划,就是战后欧洲的复兴。

  战后冷战,美苏两个对立集团,在欧洲战场上因战争最后形成分界线,各自武装各自的战场国家。也就是说当欧洲各国没有实现他们的目的,没能用自己本国的工业去覆盖他国,结果是被美国和苏联各自覆盖了一遍。美国用美国的工业能力覆盖了整个西欧,苏联用苏联的工业能力覆盖了东欧。于是乎,战后的再工业化迅速崛起。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也不是新话题。1998年中国危机应对就用了这样的方法。国家直接出手干预经济,把国家的工业,用政府干预的方式,推向基本建设。中国“基建狂魔”的绰号,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现在新“马歇尔计划”跟当年提法没有太大的差别,无外乎就是利用举国之力,把中国的工业化推向周边国家。

  逻辑上都成立。麻烦在哪?

  如果美元系统“去中国化”,把中国赶出美元结算体系,那接着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世界上的能源、原材料、粮食等等这些大宗商品市场,都是以美元为结算工具的。如果美国把中国赶出美元体系,同时把中国在美国的12,000亿的美债吃掉,然后又挡着不让中国把黄金拿回来,逼着中国的货币体系变成软货币。而人民币又不能作为结算工具(到目前为止全球货币结算体系中使用人民币的不到2%,使用美元的仍然是60%多),那大宗交易市场上,这些资源我们就拿不回来了。

  2013年美国就建立了1+5。以美国为中心,把几个强势货币的经济体,联合成了一个常态化的货币互换协定体系。这等于在金融资本阶段形成了新核心。

  到2020年这次危机,美国人开始搞量化宽松的时候,又搞了1+9。加进来9个西方国家。包括对中国的前线国家,包括北欧三国,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巴西,中国周边国家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这些,最后形成一个1+9。

  我把这个1+5说成是金融新核心,把1+9说成是金融半核心。共有14个国家与美联储达成了临时货币互换协议。然后再进一步,美国已经通过立法,把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取消,中国海外融资70%就没有了。再加上各种制裁措施,比如大宗交易中谁用人民币结算,就制裁谁。

  这个时候,怎么能够保证用新版“马歇尔计划”,把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拓展到周边呢?

  过去,世界上一大半以上铁矿石是我们进口的。其中67%是从澳大利亚进口,澳大利亚现在已经参与了美国的1+9体系,必然政治划线,坚定地跟美国站在一起。澳大利亚才不管中国停不停它的牛肉进口,这是政治。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保证新基建呢?

  我们周边并不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以石油为例,60%以上的石油是要从中东过来的,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海峡一封,没油了,那就意味着石油工业,包括化肥、炼油,都会减少。那中国拿什么来维持高耗油的大机械,来上大型基本建设工程?海外供应链没有足额保证了,用大量低端产品换取的美元,也换不来原材料和能源了。那基建狂魔还能继续吗?

  原本中国是被拉入美元体系的。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主要债权人,进而产生了G2这样的说法,谁也离不开谁。但现在这样的经济理性不管用了,美国领导西方世界政治优先了,传统的玩法就玩不下去了。

  这种情况下,全球化面临着解体。虽然它是被动的,但那是一个内在的规律。它最终会出现区域化。当然就是产业按照区域便利来实现重组。

  美国大的跨国公司主要是靠全球产业布局来获取利润的。这些公司去找到各种要素成本最低的区域,形成自己的产业布局,实现利润最大化。但现在如果让中国断供了,那中国提供的供应链就断了,这个产业布局肯定不能继续。

  如果美国强行要阻断中国工业升级,那一些不能在中国维持产业升级、产业进步的企业,中国也就不需要了。互相之间既然是一种对立关系,那为什么还要让西方占有我们的便宜要素,制造这么多的污染和环境破坏,造成这么多的社会问题,还为他们提供利润呢?

  这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是为了维护其市场利益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伤害。比如墨西哥恰帕斯的反全球化运动。他们1994年开始,就感受到全球化给当地的原住民社区带来的危机、伤害,大于机遇,所以就拿着木棍拿着围巾,跑上街了。

  所以未来,会形成美洲、欧洲、亚洲,这三个大的区域,三足鼎立。产业链也会发生区域化重组。

  ▍大危机到来:中国传统“三驾马车”乏力,客观环境浮现危机

  疫情之下,我们已经能看到餐饮、娱乐行业,相对过剩的投资正在出清。同理,房地产也在出清,高房价维持不住了;被高房价掩盖的高地价也会进入一个下降过程,房地产虚拟泡沫就被挤出了。这个出清造成的代价是巨大的。多少人的财产不说归零,也会大幅度缩水。

  资本市场也在出清。

  以往用过度激进的发展主义所堆起来的各种各样的泡沫,虚拟的部分都会被挤掉。进而导致大量的财产被缩水。这当然就会导致消费的下降。

  我们已经讲了,基建没有资源、能源;消费也下降;外贸也被堵截。过去传统的三驾马车都不行。

  同时,环境和气候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随着气候暖化,南极、北极冰帽融化,冰川减少,当然会导致海平面上升和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各方面的巨变。这对人类生存是个重大威胁。我们中国处于第三极形成的气候带,以及这些气候带覆盖之下的,三级台阶地理分布的条件下。我们历史上以农业社会生存万年,主要是依靠这个第三极所构成的浅表地理资源条件和气候环境条件。

  我国历史上的很多重大变革,包括大禹治水、良渚古城等不同水系周围,村落、市镇的聚合、演变,都和第三极气候变化带来的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息息相关。

  在至少前半个世纪,我们没怎么在意过用高消耗的发展方式,对自然所造成的损害。这些损害一开始也没有直接表现为对人类的惩罚。但后来这二十年,人类开始意识到不能这样。从70年代开始,类似罗马俱乐部等等,就开始了有关讨论。

  等到进了进入新世纪,关于气候暖化就逐渐达成共识了。但正是在这个阶段,世界上引领全球化的主导国家,率先对这些自然灾变采取了一种非常反面的态度,认为那是谎言,不予承认,并退出各种各样的国际协定和国际活动。这个领域形成了冷战思维模式的潮流或者说趋势,是非常有害的。

  我们面对这样的巨大挑战,按中央的说法叫“前所未有”。那怎么才能够尽可能避险,应对危机,尽量保障民生呢?

  ▍下一步怎么办: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是值得探讨的方向

  下一步就要关注中央提出的,“两个循环”。

  

  首先是国际循环,我们仍然试图维持国际循环,甚至某种程度上做点让步,尽可能使得中国原来在国际循环中所形成的原材料、能源等方面的供应链不被断掉。我们仍然希望能够有国际循环。但是也得有另外一手:国内循环。

  那国内循环怎么办呢?

  经济不止于一种模式。如果我们从乡村建设的立场出发,不断鼓励和支持不同的乡村去创新多种生存体系,就可以在全球大变革中做持续的斗争。

  在疫情和去全球化带来的重大挑战面前,中央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是我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我们怎么练好内功、夯实基础?不抓这种压舱石的事,我们能应对挑战吗?不能。

  中央也早就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继续按照过去那种大规模产业化的方式搞,搞不成。2018年就开始批评,认为过去的发展是粗放的数量型增长。今后得改,改成质量效益型增长。

  这些东西是我们所缺乏的。

  现在为什么说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是因为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恰恰是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成长的那个阶段所形成的教育体系。那个教育体系的知识,和那些教师们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经验,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所形成的。

  而中央反复强调改革时,地方上还在搞类似集村并居、大面积征占土地等操作,还不能从过去的,维护资本利益集团的经济发展模式里走出来。

  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考虑借鉴西方的“转型城镇”。

  上一轮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出现了全球需求下降,接着就演化为2010年到2012年的欧债危机。欧债危机拉住了欧洲的发展步伐,使得欧洲国家不得不推出转型城镇。比如说在意大利,行道树搞多元树种,甚至是沿着行道树种果树。让它变成食物森林。统一的绿化草坪,也变成市民菜园。在上一轮危机发生的时候,欧盟国家这些比较讲究绿色主义的,早就调整了。

  古巴也是一个例子。

  古巴也是因为突然断供。过去古巴给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糖,也是单一经济。突然苏联解体了,没有谁再需要古巴来提供糖了,美国又趁机封锁古巴,原来苏联向古巴提供汽车、拖拉机等等工业设备,全停了。也没有国家给古巴提供粮食了,最困难的时候,每天每个居民只能领到两片面包、三根香蕉。

  幸亏古巴地处热带,生态资源能迅速恢复。利用热带气候和生态资源充分恢复的条件,古巴直接进入了生态农业,一步到位生态化了。几年之后,古巴被联合国评为生态化方面的典范的国家,反而成为引领性的了。

  这种区域化,重组经济产业结构的方式,就是“在地化”。什么叫做在地化?那些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追求的就是“在地化”。他们把原来的globalization,直接改成叫做glocalization,“全球在地化”。中国现在正好是有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三要素回流。

  

  三农问题我早就给过结论,就是三要素——劳动力、资金和土地,长期净流出,一定出现衰败。最近情况开始变了。

  我前两天见了一些农民。他们其实是小老板,之前在城里投资一些小的商业或服务业。现在被出清了,就带着剩余的财产,回到农村。还有很多打工者,也会接着失业,出现相当多的回流。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资源就成了宝贝。

  那些带着一定的城市经营方式,或者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经受过锻炼的打工者纷纷回流,就是人力资本回流。这些老板们带着他们被出清的那点余钱剩米回来,就是资本回流。现在疫情打击之下,至少劳动力、资本两个要素开始回流,开始新的要素市场建设,正好就是在地化的发展态势。

  三要素回流的同时,也带着新的要素,比如说大数据、电商、WiFi网上系统等,还有可以和文化产业直接结合的一些创新。比如陕西一个村,就把作坊文化包装成了当地的旅游特色。现在三要素回流了,他们有条件搞种养之外的其他产业,比如加工、购销、金融、保险。合作社办起来,可以搞合作金融,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资金需求问题。

  当农村正在出现发展机会的时候,教育体系也在改了。它也不再像90年代以来那样一味的崇洋媚外,只要美国的东西就是好的,只要海归回来,就一定以高薪酬高职位去聘请。经历二三十年的偏斜的发展方式,现在终于往正轨上回调了一点点,这是难能可贵的,希望他们继续调。现在调回一点什么?自然教育和劳动教育。从小学开始就必须有劳动教育,自然教育城市里没有,那只好下乡了。于是农业就有了教育功能。参加农业生产就叫做劳动教育。当推动“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村级集体经济公司化时,就更有条件来承载各种各样新的业态创新。

  进入后疫情时代,我们在考虑人类社会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如何应对时,要把这些大的因素考虑进来,同时要着眼于微观,着眼于自身。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家人做起。面对在地化的发展趋势,每一个有这种在地化的创业能力的人,都可以在乡村建设中找到创业创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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