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猪肉涨价引发全社会高度关注，生猪养殖业面临哪些问题，到底什么才是症结，该如何化解等等，舆论有很多讨论，但笔者以为，还有一些深层次因素需要反思。
过去几乎所有生猪大县都依靠一家一户的分散养殖，养殖户的生产能力有限，一年出栏若干头猪。猪的产业链条比较短，猪饲料几乎都依靠农户自主生产的粮食作物或餐厨垃圾。这种生产方式，产能比较稳定，但生产效率不高，对市场的反应比较迟钝。
而今，生猪养殖规模扩大了很多，专业养殖户平均每年出栏几十头到几百头不等，大型养殖场的规模就更大了。这种养殖方式市场化程度极高，不仅投入比较高，且饲料等产业链高度市场化。一言以蔽之，相较于过去，当前的养猪业态是一个高度市场化、专业化，竞争程度也比较高的一个行业。客观上，生猪的产能对饲料、猪肉价格、疫情等市场因素十分敏感。
过去一两年时间，受猪周期和非洲猪瘟疫情等影响，猪价持续低迷，养殖户主动或被动压缩产能。当前的猪肉价格大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报复性的市场反应，是养猪业态高度市场化的结果。
家庭规模化的生猪养殖方式，同时带来养殖污染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某种意义上，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户分散养殖，是嵌入到大农业体系之中的，猪粪是种植业有机肥的主要来源。而家庭规模化的养猪业态，使得农村也面临着环保问题的挑战。
根据我们的调查，绝大多数养殖专业户都不再经营种植业，不可能自我消化猪粪，而养殖户又无条件投资环保设施。笔者调查的一个从上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生猪养殖专业乡，全乡的水系都遭到严重污染，连带空气也污浊不堪。根据卫生部门统计，当地的癌症发病率远高于该县其他地区。再加上这几年环保政策不断收紧，养殖污染在生猪生产区已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因此，在一些污染严重、而经济发展又比较好的地区，对养殖污染的治理是有内在社会动力的。
关键是，地方政府在治理养殖污染方面，有更强的动力。这些年来，很多地方，尤其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开始严格执行禁养和限养政策。这是多种综合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一是养猪业对地方政府而言，税收贡献并不大，甚至于，地方政府还得额外承担诸多环保、土地和防疫等治理成本。从政府行为的理性分析看，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都有极强的动力压缩生猪产能。并且，只要生猪的产能压缩到一定程度，地方政府都倾向于“消灭”生猪养殖产业，哪怕是对养殖户做一些补偿也愿意。因为，一旦没有养殖业，也就意味着政府治理少了一件极为棘手的事，何乐而不为?尤其是在非洲猪瘟影响下，养猪市场低迷，很多养殖户也愿意政府以防疫和环保的名义干预，退出生猪养殖行业。
从客观上来讲，高度市场化的家庭规模养殖发展已经促进了全国统一的猪肉市场的形成，但是在生猪养殖上全国性的统一协调还很缺乏。这几年时间，大量生猪产区在压缩产能，对一些养殖户和地方政府而言都是理性选择，但最后却造成了“局部合理，整体不合理”的现象出现，严重影响了市场安全。
因此，在养猪业已然发生改变的前提下，要想建立长久稳定的猪肉供应市场，重点应该是探索合理的调控机制，支持生猪养殖区在防疫、环保等方面有更积极的作为。生猪养殖涉及到农业、土地、环保等诸多政策，系统地谋划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之间的政策衔接，这是一项根本工作。▲
（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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