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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打败了毒品和艾滋病,却输给了天价彩礼

酷玩实验室 · 2022-07-12 · 来源:酷玩实验室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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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彩礼,前两年有经济学家提出来一个“有趣”的说法,说彩礼高不一定是坏事,彩礼上涨是抑制了重男轻女的陋习,也就是变相鼓励大家生女儿。

  而高彩礼带来的女性经济地位提高,又进一步改变了女性社会地位

  那么高额彩礼的是非我们该如何判断?看一组数据。

  我国在2021年统计的结婚登记数据只有763.6万对这是什么概念?

  我国的结婚数量在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而2021年跌破800万大关,这意味着我们的结婚率正在头也不回地连年走低。

  这个数字,也创下了1986年以来中国结婚率的新低。

  结婚率低,紧跟着就是生育率问题,生育率后面则是一连串社会和经济困境。一个让人悲观的循环。

  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有很多原因,包括社会竞争激烈、结婚成本高,以及婚恋观念的变化等等,但高额的彩礼,是其中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现实原因。

  去年江西某银行甚至推出了一个“人性化”的金融服务,叫“彩礼贷”。

  贷款娶媳妇,最高可贷30万元,年利率最低4.9%…...

  而其中一个奇葩的现象是,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彩礼就越高。一些乡村的新娘,起步价就是30万,有的高达60万,甚至有些地方要花100万才能“买”到老婆。

  尤其是多年来因贫困问题屡屡见诸报端的大凉山,其对彩礼的执着,让人瞠目结舌。

  在凉山州布拖县,当地超过20万元以上的彩礼,占比就高达79%,而这个小村子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仅仅是1.1万元。

  2019年3月凉山州政府发布报告显示,当地城镇彩礼普遍在10~40万元之间,农村彩礼普遍在5~25万元之间。

  遇再婚、三婚、多婚,彩礼还要比初婚再翻一倍甚至数倍,在凉山州的阿都,最高曾出现过高达100万元的“天价彩礼”。

  如果高额彩礼在中国其他地区仅仅是个别的案例,那么在大凉山,蔚然成风的彩礼问题,早已成为当地人默许的重担。

  那些生活在大山里的年轻彝民,几乎谁都逃不出彩礼的婚俗逻辑,与之相应的,还有被长久诟病的“娃娃亲”问题,它和彩礼捆绑在一起,压在那群十几岁的孩子身上,让他们早早地入世,并让他们接下来一生都被债务和习俗“捆缚”于山中。

  有人说,凉山很多问题的根源,是贫穷。但贫穷背后实际是另一种力量的支配,那是一系列古老的风俗习惯。

  这些习俗与现代化交叉,并被错误的消化,它左右着凉山彝民,让他们步入一段畸形的人生走向。

  01

  对“大凉山为什么这么贫穷”的话题中,一种颇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彝族人愚昧、封建,甚至抗拒现代化。

  曾著作《我的凉山兄弟》的人类学者刘绍华说,这样的观点是对凉山人的污名化。

  她在凉山做过20个月的田野调查和一年的蹲点,在她与这些自称“诺苏”的凉山彝民的接触中,她发现诺苏人对现代化的生活绝不是抗拒的,他们甚至渴望融入主流。

  对很多诺苏人来说,外出到城里打工,是他们追求发展的唯一道路,然而这条道路所附加的灾难,却让那些带着梦想的年轻人走入歧途。

  上世纪90年代,走私到中国的海洛因,有90%来自缅甸,一条从金三角到中国内地的走私路径,正好穿过坐落于川滇边界的凉山。

  那些从凉山出走,探索世界的年轻人,难以避免地踏入了这条毒品通道。对他们来说,毒品成为一种唾手可得的现代产品,那些海洛因甚至意味着“好日子”的象征。

  凉山从1956年才废除奴隶制,一步跨千年,进入到现代社会。而在1956年之前,当时的鸦片,意味着权贵地位。

  那时候,“诺和”,也就是黑彝,作为统治阶层,利用鸦片换取武装与白银,以此来巩固他们的统治,从而形成森严的等级形式。下面的“曲诺”“阿加”“呷西”,依附于统治者。其中的“曲诺”被称为白彝,听命于黑彝。

  这种在历史书上出现的从属关系,放在大凉山,仅仅是一段不足百年的记忆。

  这种由血缘形成的权利关系,直到凉山进入到现代社会,依然在发挥着难以想象的作用。

  而到了21世纪以后,吸毒的社会地位象征,仍残留在诺苏人的意识里,在刘绍华接触诺苏年轻人时,她明显地感觉到诺苏人对毒品的正面记忆。他们甚至对刘绍华说,吸毒的习惯让他们维持了健康活力。

  与吸毒孪生的问题,就是艾滋病,上世纪90年代,吸食海洛因在凉山地区所引发的艾滋病毒传播达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

  当时中英两国在凉山联合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艾滋防治计划,在抽血检验的结果中,仅仅三个村落的筛检结果,其艾滋感染的人数比例就达到了9.6%。

  而更荒唐的是,艾滋病问题在当时的凉山,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拥有补助特权的象征。

  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所有登记的艾滋感染者,每个节日都会收到一笔50元的慰问金,而感染者如果参加抽血检测,还会拿到5~20的现金奖励。

  这些现金补助,让诺苏人产生了诡异的联想,其中一位感染者甚至在询问项目官员的时候问道:“艾滋病人可不可以有生孩子的优惠?能多生几个孩子?”

  在当时的诺苏人看来,感染艾滋,成为了能够获得补助的权利。

  最终,这一艾滋防治计划以彻底失败告终。

  在凉山州昭觉县庆恒乡当兽医的古次格日,有一个儿子叫小龙。小龙是村里青年的优秀代表,17岁经过层层选拔得到入伍机会,家里还挂着在河北保定服役时寄回的相片,对父亲古次格日来说,这是莫大的骄傲。

  小龙在退伍后,到河北打工赚了些钱。但悲剧也在这时候发生了,他被乡里的朋友带去吸毒,不但花光了钱,还开始到处偷窃。

  古次格日找来家支的人,强行让小龙戒毒,但最终的结果是,父子决裂,小龙离家而去。

  激烈的争执结果,似乎已经预示了小龙的悲剧。

  等到小龙再回来时,他的毒瘾症状已经发展到了即将致死的程度。这个曾经让父亲引以为荣的孩子,最终因为毒品,死在了家里。

  在学者刘绍华对诺苏人的描述中,她提到:“诺苏青年淳朴、憨厚的笑容,不比任何其他地方的青年缺少灿烂阳光。”

  然而,这些阳光的青年,却在毒品以及其衍生的艾滋病面前,渐渐枯萎。

  一些彝族的学者认为,毒品和艾滋病,会让彝族灭亡。

  如今,凉山州的毒品问题正在逐渐得到控制,但因毒品而对下一代造成的困境,依然在发挥着它的毒性。

  02

  兹切出生在一个毒品之家,父母因吸毒早年身亡,自己则患有肾积水。

  他是一个典型的吸毒者后代,尽管他没有触碰过毒品,但由毒品衍生的灾难,却影响了他短暂的一生。

  9岁时,他被送到凉山的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在那里,他得到了细心的照看。五年后,兹切回到爷爷家,经过大约180天,这个14岁的孩子,离开了人世。

  很长时间里,凉山州因毒品问题,让很多像兹切这样的孩子,经历了一种荒唐而悲惨的人生轨迹。

  在这个孩子身边,没有一个人想要加害于他,但命运却操纵着他身边无形的推手,将他送离人间。

  在他被凉山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收留的五年里,中心为他治病花了四五万的医疗费,而在他14岁的时候,国家下发孤儿补贴,中心决定把兹切送到他的监护人身边。

  爷爷是兹切关系最近的监护人,这笔钱会打到爷爷的账户上,每个月发600元。

  让中心意料之外的是兹切回到家没多久,姨妈和姨夫就带着他跑到成都打工,没过几日,兹切的病情突然发作。

  祸不单行,孤儿补贴并未准时发放,经过一再推延,最后在第6个月才打到爷爷的账户上,病情被拖了两个月。

  办卡的时候,爷爷稀里糊涂改了银行卡密码,取钱时他却忘记了密码,按错了几次之后,银行卡被锁住了。

  等到一个礼拜后,他取到这笔钱的时候,兹切的病情已经发展为肾衰竭,不治身亡。

  兹切死了,爷爷把所有的钱都拿去给孙子办了丧事。

  发展中心负责人打来电话,愤怒地喊道:“我们都把这个孩子当亲人,有病怎么不到西昌来找我们?”

  西昌是凉山州的州府,也是当地发展程度最高的地方,发展中心收救了近千名和兹切相似的孤儿,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兹切回家后,不但补助金没有发下来,孩子也没有得到妥善医治,还被带出去打工,而最后补助金到账的时候,这笔钱却成了丧葬费。

  发展中心与爷爷之间的矛盾,在于认知上的巨大鸿沟,没有一个人想让孩子死掉,但两者之间某些常识的割裂,却最终酿成了悲剧。

  这个案例,折射的是大凉山彝民一系列的典型问题:早年毒品的泛滥、孤儿被送出去打工的问题、对现代工具的陌生,以及对厚葬的执着。

  所有问题背后的动因,都是认知错位所致,它们串联在一起,产生了匪夷所思的结果。

  而那些因父母吸毒,而沦落为孤儿的案例,在大凉山绝不仅仅只有兹切一人。

  近年来,国家开始对大凉山地区进行重点脱贫攻坚的工作,与之相伴的,还有对当地毒品的重拳出击。

  从2015年开始,凉山公安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禁毒攻坚行动。2021年,凉山地区受理毒品案件256件486人,与2017年同比下降82.55%、69.88%。

  而到了今年,全州戒断3年未复吸人员5.2万人、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24起、打处194人。现有吸毒人员降至9284人、全国新发现凉山籍吸毒人员仅23人。

  毒品问题是凉山诺苏人从奴隶制社会迅速跨向现代社会时,因文化的割裂,而走入的一段歧途。

  尽管这段悲惨的记忆正在渐渐走入历史,但毒品所引发的连锁反应,至今仍未结束。

  03

  就像大凉山的陈规陋习发酵了毒品的威力一样,婚姻也在古老观念的支配下,让当地的年轻人陷入绝望,那些前往大城市的凉山厂妹们,无一不携带着她们难言的悲伤。

  “娃娃亲”是凉山彝族缔结婚姻的一种传统习俗,即使离开凉山的彝族人去了遥远的大城市,这一传统的控制力依然可以对他们远程摆布。

  这些凉山彝族的女孩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家人指婚,两方的孩子不会马上生活在一起,但在结婚前的几年或者十几年里,两家早就成了“大事小事都捆绑在一起”的亲戚。

  比如女方有家人去世,对方会给几头牛,还有一些钱。

  最后当男方娶妻时,则要给女方一大笔彩礼。这些由钞票、几头牛,还有人情关系交织在一起的负担,会重重地压在婚姻契约上,一旦女方提出离婚,将要提供数倍的赔付。

  女孩子十三四岁,就到了当地标准的婚配年龄。

  快手平台上有一个彝族女孩说,“如果到了婚龄不结婚,会被全村人指指点点,女方父母也在村里抬不起头,所以不管女儿愿不愿意,父母都要在她十三四岁的时候把她嫁出去。”

  在“极昼工作室”的采访中,一位叫衣色的凉山姑娘,在11岁的时候,就被指婚给了舅舅家的小表哥,“姑舅表优先婚”也是当地人的传统习俗,家里的女儿长大后要由姑姑舅舅优先挑选,等姑姑舅舅家不要后才可另选他人。

  但衣色并不喜欢这个小表哥,14岁的时候,她百般恳求,最终说服父亲解除了婚约。这件事让她以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但意外发生了。

  在衣色16岁的时候,大哥开车撞了人,一死一伤,如果不想坐牢,家里必须要拿出40万。这笔钱,只能靠衣色出嫁表哥才能拿到,家里所有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她的身上。

  按当地习俗,女孩出嫁,男方付出的彩礼通常根据女方的长相和学历来标价。

  村里依照这样的标准,衣色能拿到的彩礼是15万,而这笔钱将是家里为大哥脱离牢狱的一笔重要筹资。

  衣色跑到家人跟前不停地哭,上一辈的人劝她,说自己也是被指婚的,这样的安慰让无望感变本加厉。

  衣色很清楚自己怎么哭也没有用,她只是想哭。

  婚后半个月,衣色回到深圳,重新回到手机组装厂,她在这里已经很多年了,忍受着重复机械的工作,现在,她唯一的奔头,就是赎回自己。

  她和好几个从凉山出来的姑娘们住在同一个宿舍,结束了工作,她们看偶像剧、刷手机,像城里的年轻人一样。

  但不同的是,她极力渴望结束自己在家乡的那个婚姻。

  那不是她的选择,而是一笔债务。

  这些在深圳打工的诺苏人,有一个特质,就是会抱团而居,工厂也有意地把她们分到一个宿舍或者车间。这些凉山厂妹多数教育程度不高,普通话说得也不太好,她们习惯于依赖带工头,而带工头也出自凉山,他知道这些姑娘们需要什么,又担心什么。

  衣色和她的姐妹们对带工头有很强的粘附性,她们从没试过自己找新工作或者换一个带工头。

  她们茫然地跟随着带工头,虽然身在深圳,整个圈子的文化却一直在提醒衣色一个事实,她需要一笔至少15万的“赎身”钱。

  在娃娃亲和沉重的彩礼面前,凉山姑娘衣色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当地人的收入与天价的彩礼,形成了一种让人难以想象的疯狂,而这种疯狂却来自于最传统的封建习俗。

  2022年,国家对大凉山地区展开全面的移风易俗工作。在6月17日,在凉山州布拖县的移风易俗工作动员大会上,县政府代表对在场的1800多人高声宣布:“从今天起,布拖所有嫁女儿,所有儿子娶媳妇,人人生而平等,婚姻自由。”

  村民们被要求当场签约并解除“娃娃亲”,一些村民会在现场直接将此前的婚约金返还给对方。但还有更多村民的婚约需要村干部上门说服、解除。

  在令人振奋的宣讲背后,其实更多是极其复杂的调节工作,不是所有女方家庭都能立刻返还巨额的彩礼钱,而凑钱依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县里几乎每个成年人都要签三份有关彩礼、丧事、居住环境移风易俗的承诺书。

  每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和村民小组组长都要用彝语向村民做思想工作,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多次。

  值得欣慰的是,今年夏天,布拖县解除了733对娃娃亲,但这个数字,跟整个大凉山的娃娃亲数量相比,依然是前路漫漫。

  尾声

  大凉山废除奴隶制至今66年,现代化对于当地的诺苏人来说,是一段短暂的历史,生于1956年之前的人乃至当时的观念和常识,像一个锚点一样,深深地定在他们各种行为准则的碑文上。

  2004年以前,一些彝族村落从村里到县城,人走马驮,需要三天三夜。后来道路修通后,当时200万彝族人3700多个集中居住的村落,他们前往凉州首府西昌,依然需要穿过数小时的盘山公路,并翻越好几座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

  中国内地繁荣发展的经济与文化,就是通过这一条条蜿蜒的小路,一点一点地流入诺苏人的文明圈,但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新事物与大凉山一步跨千年的文明迭代,却碰撞出荒诞的火花。

  毒品成为年轻的诺苏人回忆往日权贵的象征,并达到超出想象的泛滥。

  而那些渴望自由恋爱的年轻人,却因根深蒂固的包办婚姻牢牢禁锢于习俗里。在他们贫困拮据的生活背后,却要负担巨额的彩礼,但这些都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他们成了那些顽固风俗的牺牲品。

  在深圳打工的衣色,因为在城里待久了,脸上的“高原红”开始慢慢消失,工作的疲劳,以及对城里人的效仿,让她的脸开始显得白皙消瘦。

  下班后,她穿着一条满是破洞的紧身牛仔裤,整个人打扮的与深圳当地人无异,在去吃饭的路上,她转过头问那位采访她的记者,“你看我像不像彝族?”记者摇了摇头。

  她又扭过头说:“之前经理也说我不像彝族。”

  十几岁的衣色高兴得咯咯乐,通过两个城里人对自己模样的评价,有那么一瞬间,她好像有了一种彻底的身份迁移。

  在大深圳,即便这里有自己一套冷漠的城市规则,但这里没有不愿嫁的表哥、没有可能会入狱的大哥,更没有那些被命定的生活。

  那一刻,她好像从凉山“厂妹”的身份中跳脱出来了,成为了一个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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