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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奚兆永:驳《炎黄春秋》《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文

奚兆永 · 2014-07-24 · 来源:乌有之乡
【乌有特稿】奚兆永雄文批驳《炎黄春秋》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党图谋。

  在中国,《炎黄春秋》是一家很特别的杂志,在它周围,聚集着一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充满着敌意,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充满着仇恨,妄想在中国改变社会主义方向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而其核心——包括它的头头、编辑和一些作者,则是他们的急先锋和舆论制造者。这帮人当然非常清楚,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国家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的明确规定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常常采取伪装的形式,以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但是,一到他们认为比较有利的时机,他们就要跳出来闹腾一番。2007年,他们曾经大闹过“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后来又闹腾过什么“零八宪章”和所谓“普世价值”之类。不过,他们搞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很不得人心,只有很少一些人在那里蹦达,响应者寥寥,在左派的有力反击下,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了。不过他们还是不服输,过一段时间又换一个话题,再闹腾一番。这不,在今年第5期上,他们一下子就抛出了三篇所谓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即马龙冈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来龙去脉》、尹保云的《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和郭世佑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实与虚》。这三篇文章分工明确,各有侧重,而其矛头所向却惊人一致,人们一看就会明白,这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为了遮人耳目,编者煞费苦心,对它们都进行了低调处理,将其放在一个所谓“一家言”的拦目里,意思是说,这些都是作者的一家之言,而不是编辑部刻意组织的;封面上也很低调,按照该既往的经验,不上封面最好,但是为了扩大其影响又不得不上,只好将字体缩小,并且将三篇文章共用了一个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笔谈”的题目。之所以说它是“所谓的‘笔谈’”,因为笔谈本应体现双百方针,应该有不同观点的声音,而实际上却是自家人一起上阵,枪口一致对外,如此剑拔弩张,咄咄逼人的架势,哪有一点“笔谈“的气氛?要想用低调来加以掩盖也难,其结果,只能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实际上,马脚一下子就就露了出来:在《炎黄春秋》第5期的网络版上,人们看到,全期一共16篇文章,上所谓“精粹”榜可以让人读到全文的文章的一共有五篇,但是“一家言”拦目的三篇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却都无一例外地(也就是百分之百地)上了该榜;而其余13篇文章里却只有两篇上了此榜,这不是明摆着说明,这三篇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一家言”正是《炎黄春秋》所要着重推荐的重头文章,发表这三篇文章显然不是作者分散的个人行为,而是《炎黄春秋》杂志“集体意志”的集中表现。

  在三篇文章中,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尹保云写的一篇。该文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不是因为作者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而是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这些年来,一个大学教授(当然包括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内)写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早已不是新鲜事,而一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跳出来写文章赤裸裸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多少还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新闻。当然,吸引人们注意的,也不只是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文章内容本身的太过荒谬,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遇到这样的文章,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不置一词,只是因为手头正忙着做别的事,一时还不能动手,本想过些时候再写批驳的文章,不过,有的朋友还是希望我现在就写一篇,我虽然有些犹豫,但在考虑之后还是决定应命写一篇,尽我的一分责任。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尹文是怎样把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是怎样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且是怎样否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

  一、尹文从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指马克思列宁主义

  尹文的标题“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章开始“开宗明义”的一段话,都清楚地告诉我们,它所反对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人们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大不一样的:

  “最近一些报刊杂志对‘历史虚无主义’展开批评,指出当前国内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各种表现、认识论根源以及社会危害。‘百度百科’还推出了一个新写的‘历史虚无主义’词条,全面地介绍了目前的各种批评观点和立场。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偏激或片面的思想方法,它妨碍人们对历史的准确认识。对这种思想方法加以批评纠正,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国内学术界目前对‘历史虚无主义’批评并没有抓到问题的关键。中国目前需要引起重视的历史虚无主义,仍然是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它严重地扭曲了社会历史观,使人们不能对历史和现实做出恰当的理解和判断,从而构成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思想阻力。”

  在这里,尹文讲得很清楚,“国内学术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并没有抓到问题的关键”,在他看来,“中国目前需要引起重视的历史虚无主义,仍然是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恕我孤陋寡闻,他说的这个“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是生平第一次听说。我找了一些工具书,包括《词海》、《现代汉语词典》、《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苏联百科词典》等,都一无所获。看来这是作者生创的一个词语。作者显然不明白,语言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一个人生造别人谁也没有见过的词语,除了制造混乱以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不会被人们接受的。

  当然,尹文对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和“教条主义”也分别作了解释。关于历史虚无主义,它说,“顾名思义,‘历史虚无主义’就是否定过去的历史,认为过去的历史中没有好东西、没有意义。它一般针对大的单位的历史,比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在我看来,尹文所作的这些解释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否定过去的历史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吗?须知,过去的历史既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对于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种糟粕,难道不应该否定吗?如果不否定这些东西,社会还能前进、历史还能发展吗?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应该说,用革命的手段否定那些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批判并且抛弃那些属于糟粕东西,正是推进历史前进的动力,根本不能把它说成是什么历史虚无主义。但是,对于历史上进步的东西,对于那些属于精华的东西,如果不加分析地也加以否定,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应该说,只有这后一种否定才能说是历史虚无主义。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包括《炎黄春秋》在内的一些人正是这样。他们对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来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进步的革命的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否定实际上乃是对革命的反动,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反对的地地道道的历史虚无主义。

  关于“教条主义”,尹文说,“众所周知,教条主义是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摘出一些教条并加以极端化发展。它起源于第二国际,形成于一战期间。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在前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中形成结晶。”尹文在这里没有使用“顾名思义”的办法,而是用了一个“众所周知”,一下子就把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直接联系到了一起。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作者如果稍微认真一点地“顾名思义”一下,就不会不知道,教条主义其实和宗教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什么是教条?教条就是宗教信条。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信条,教会当然要求它的僧侣、教徒都能够记住和践行这些信条。但是,实际上,总是存在着只是背诵这些信条而不能实际地践行这些信条的情况。俗话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其实又何止是“小和尚”和佛教有这种现象?各个宗教都有。除此以外,由于各个宗教都崇尚神的权威,由神所制定的信条往往被看成是永恒的,不变的。这样,在对待宗教信条的问题上就出现了教条主义和教条主义者。在这方面,苏联一本工具书把教条主义称作是“宗教思维的特征”,(《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2页)是很有道理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随着科学的昌明,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广泛传播之后,宣扬有神论的宗教信条是越来越不得人心了。孙中山本来是个基督教徒,但在学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就不再信奉基督教了。毛泽东年幼时信过佛,后来也不信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初版序里曾说,“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39个信条中的38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1/39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从长远看,宗教正在走向没落。应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任何衰朽的势力都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为了宗教本身的生存,也出于政治斗争的考量,在基督教、伊斯兰教里都出现了现代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两种对立的思潮或派别。所谓原教旨主义,其实也就是宗教里的教条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当然不同于宗教,他们的学说不是用来背诵的教条,而是用来指导革命实践的南针。早在1843年,即列宁所说的“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无比丰富和彻底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的时候”,(《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马克思就鲜明地指出,“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就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见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还说,“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这说明,教条主义是远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的;同时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和教条主义明确地划清了界限,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马恩当然不希望他们的学生们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学说。恩格斯在1886年11月29日写给左尔格的一封信曾这样批评一些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德国人,说他们“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念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页)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显然,尹文硬把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扯在一起,甚至把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产物,是十分荒谬的。

  至于尹文说教条主义“起源于第二国际,形成于一战期间,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在前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中形成结晶”,那更是荒唐至极。我们知道,第二国际成立于1889年7月14日,那正是法国革命100周年纪念日,怎么可以把一个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已经明确反对的教条主义说成是1889年7月14日以后才“起源”的呢?众所周知,第二国际成立时,恩格斯还没有逝世,他在整理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的同时,继续通过书信和著述理论文章指导各国的革命运动。在他的指导之下,第二国际的早期工作是有巨大成绩的。1890年,德国的工人阶级在国际的声援下,在议会否定了俾斯麦的非常法,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是,统治阶级开始变换手法,他们用欺骗宣传和收买“工人贵族“的办法,妄图把工人阶级的斗争限制在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在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党内出现了一股背离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改良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亦即修正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就是伯恩撕坦。应该说,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思想由来已久,早在马克思生前,就和他否定阶级斗争的错误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后来,恩格斯也对德国党内的否定暴力革命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斗争。恩格斯直到逝世前夕都一直坚持:不能放弃革命权。但是,恩格斯在1895年就逝世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也与这一思潮进行了斗争,当然他们的斗争是不彻底的,而且他们两人都过早地去世了:威廉·李卜克内西逝世于1900年,倍倍尔逝世于1913年。一时间,在第二国际及其最大的党德国党内,修正主义占了上风。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等左派都与这个修正主义思潮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考茨基作为中派也曾与之进行过斗争,但却没有坚持到底,后来还是成了叛徒。在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列宁表现出了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他斗争最坚决、最彻底,写下了许多光辉的篇章,给了修正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真理。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特别是德国党的修正主义者包括考茨基在内都站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他们在议会支持通过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预算法案,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从此,第二国际也就彻底破产,以后后再也没有进行过活动。这个历史是人们所熟知的,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过程,怎么能够说成是什么教条主义形成的过程?尹文还说什么”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在前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教科书中形成结晶”,人们从这个“30年代的教科书”即斯大林在30年代主持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终于明白,尹文所说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指的列宁主义和坚决执行列宁主义路线的斯大林领导联共布尔什维克党。我们知道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很精深的研究,并且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他论述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理论,论述了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他还论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尹文有什么理由把列宁污蔑为教条主义的创始人?今年春天,乌克兰一些亲西方的势力,为了加入欧盟,要推倒列宁的雕像,但是在扎波罗热市,许多工人自发地聚集起来,他们组成人墙,进行保卫列宁雕像的斗争。我们知道,列宁逝世已经90年,苏联解体也已经23年,而列宁的伟大形象仍然深深地刻印在人民的头脑里;如果列宁是一个教条主义者的话,人民会这样尊崇他吗?至于斯大林,他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论述,都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果;特别是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战胜德日法西斯战争的实践中,创造了连资产阶级政治家丘吉尔都不得不承认的光辉业绩。苏联由一个在欧洲和世界都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显然是和斯大林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斯大林逝世至今已经61年,苏联解体也已23年,但是人民还在深深地怀念着他,为在他的领导下所取的伟大成就而感到骄傲。最近普京对二战老兵表示,支持当地人民对1961年赫鲁晓夫改名为伏尔加格勒的城市重新命名为斯大林格勒进行投票决定。如果斯大林不是一个伟大人物,在人民心目中没有崇高的地位,而只是一个平庸的教条主义者,普京会这样做吗?

  尹文不作任何论证,不提供任何证据,就把教条主义这个早已存在的概念硬说成是第二国际出现修正主义后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的,其矛头当然是对准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同样,它也不作任何论证、不提供任何证据,就把斯大林主持编写的“教科书”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成是教条主义的集大成或所谓“结晶”。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一些著名的革命家,一些享有世界声望的政治人物是怎样评价他们的吧。孙中山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曾经多次到西方学习革命的经验,但是终于懂得,西方的那一套并不能解决问题,不能成为学习的榜样。而后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孙中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下决心学习列宁领导革命的经验。他在1924年11月3日向黄埔军官学校作的告别演说里说,“俄国近来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道理,就是打消无政府的主张,把极端平等、自由的学说完全消灭。因为俄国有这种好主张,所以他们近来革命的效力,比较美国、法国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之效力还要宏大,成绩还要圆满。他们之所以有这种美满成绩的原因,就是由于俄国出了一个革命圣人,这个圣人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列宁。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党,主张要革命党要有自由,不要革命党员有自由。各位革命党员都赞成他的主张,便把各位个人的自由,都贡献到党内,绝对服从革命党的命令。革命党因为集合许多党员的力量,能够全体一致,自由行动,所以发生的效力便极大,俄国革命的成功便极快。俄国这种革命方法,就是我们的好模范。(《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0-271页)他还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里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同上,第145页)我们知道,孙中山生于1866年,比列宁大4岁,而且早在1911年10月10日他领导的革命党就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并于1912年1月 1日成立了中华民国,并且通过《临时约法》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后来的事实使他深知,他的理想并未实现,革命并未成功,中国的情况越来越糟,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却取得了真正的成功,这使他对列宁非常崇拜,成了一个列宁的“粉丝”。他尊列宁为“革命圣人”,并且把俄国的革命经验作为自己的“好模范”,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口号,这种见贤思齐的态度是很值得今天的人们向他学习的。

  关于对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评价,苏联与列宁、斯大林同时代的老一辈革命家、从1919年起就担任全俄国家领导人以后又长期担任苏联国家领导人直到1946年逝世,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宣传家和教育家的米·依·加里宁,曾在1938年12月28日苏联《教师报》编辑部召集的城乡优秀教师会议上发表演讲说,“当我阅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时候,我实在惊赏这本书的内容深刻、意旨明确和叙述通俗”。他还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表面上确实写得很通俗,可是这本书需要读者大费苦功才行。那里最简洁地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原理。”(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172页)我们知道,苏联曾经在各类学校(高校、党校、马列主义夜大学等)里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系统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当然与工业化的胜利完成奠定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有关,也和苏联红军的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有关,而这又是和他们所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分不开的。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曾经写过一篇悼念文章,其中也高度评价了斯大林的著作和他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文章说,“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毛泽东:《最伟大的友谊》,载《人民日报》1953年3月9日)在中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作为“干部必读书”组织干部学习,而50年代以后各高校更广泛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课,系统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对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他们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如果尹文作者系统学过这本书,特别是认真地学过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的谬论可能就不会那么多了。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的他,不去好好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却偏偏要信口开河,讲一大堆毫无根据的谬论,这种不讲道理的武断做法,只能说明他缺乏起码的学术训练,这又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毛泽东说得好:“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版1955年版,第70页)看来,尹保云教授就是这样一个只会“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者。

  需要指出的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其实也并不是尹教授的发明,他这一套是从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那里学来的。毛泽东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指出,“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者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炎黄春秋》是这样的“助手”,尹保云们也是这样的“助手”。

  二、关于“黑暗的中世纪”

  本来,按照尹文的“定义”,在所谓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里只有列宁、斯大林的份,是不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但是,从文章来看,其首先指向的目标恰恰就是马克思。文章举了“黑暗的中世纪”作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例子。我们现在就从这个“黑暗的中世纪”说起。

  尹文说,“在世界历史领域,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就是对欧洲中世纪的评价,它把中世纪描绘得一团漆黑,以至于形成了‘黑暗的中世纪’的流行说法。其实,中世纪的历史时间很长,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公元1453年),经历了近1000年时间。中世纪四分五裂的封建社会结构、基督教对人性的压抑以及对科学研究和思想探索的迫害,等等,这些事实难免把历史学家引向对中世纪的否定。但中世纪也有另一面,尤其是其晚期有很多的新事物出现,比如自治城市的发展,商业贸易的兴起、现代大学的建立等等。二战后的学术研究对这些事物给予重视,从而对以往的偏激观点做了一些纠正。”

  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为了阐明商品拜物教的历史性质,马克思列举了不存在商品生产社会的情况进行对比。他首先举了孤岛上的鲁滨逊,鲁滨逊根据自己的需要分配自己的劳动时间,生产各种物品。在这里他是孤立的个人,不存在人与人的关系,而只有人与物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如此简单明了,不需要采取商品与商品交换这样物与物的关系的形式,当然不存在商品拜物教。接着,马克思话锋一转,写道:“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4页)这是中央编译局的译法。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法略有不同,他们译为:“现在,让我们从鲁滨逊的明敞的的孤岛,转过来可以看一看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53页)两个译本的不同在于,一个本子译为“昏暗的”,一个本子译为“黑暗的”。这两个词不能说是同义词,而只能说是近义词;我们可以说“昏暗的灯光”,却不能说“黑暗的灯光”。为了准确地理解,我查了《资本论》的德文本,那里用的是finster,根据商务印书馆和朗根沙依特联合出版的《精选德汉汉德词典》的解释是:①黑暗的;②阴沉的;③可疑的。其他词典也兼有这三种解释,而在“黑暗的”义项下同时说明有“昏暗的”含义。看来,两种译法都可以成立。再看看恩格斯校订过的英译本,那里用的是shrouded in darknees,即“笼罩在黑暗中的”,意思也一样。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黑暗的中世纪”实际上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原话。不过在理解上,我们与尹文却有所不同。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把“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和“鲁滨逊明朗的孤岛”加以对照,似乎很有一些褒扬鲁滨逊孤岛、贬低欧洲中世纪的意味,其实不然。依我看,这不过是马克思为了叙述的生动,在场景转换和行文过渡时用的一种修辞手法而已。这里所用的“明朗”和“黑暗”或“昏暗”其实只是形象地说明,时空已经发生了变化,并没有什么褒贬的意义。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喜欢大讲鲁滨逊的故事都很不以为然,他们对笛福写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评价实际上并不高。马克思曾说鲁滨逊的故事是“缺乏想象力的臆造”,而恩格斯则说,“这个故事其实只属于儿童游戏室而不属于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页)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看,他之所以把鲁滨逊的孤岛、中世纪、农民家庭和自由人联合体放在一道作为例子,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马克思所看重的,是它们之间的共同性,而决不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因为它们都是非商品生产,人与人的关系不需要通过商品与商品的物与物的关系来表现;在这里,人的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的劳动,而不需要间接地通过商品的出售或价值的实现才表现为社会劳动,因此,这种情况当然和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不同,这里是不存在商品拜物教的。至于尹文所说的什么“把中世纪描绘得一团漆黑”云云,更是望文生义,与马克思的论述毫不相干。

  按照尹文,欧洲中世纪是指“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公元1453年)”这段时间。应该说,这从一般意义上 来说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就具体国家来说就未必正确了。我们知道,沙皇俄国是到19世纪60年代才发布诏书废除农奴制的。同样,在多瑙河沿岸各公国,19世纪实行的徭役制度也是农奴制。应该说,所谓中世纪,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概念;它的真正内涵其实就是封建制社会或农奴制社会,当然也包括中世纪城市所实行的行会制度在内。为了比较资本主义工厂主和封建农奴制下领主对于剩余劳动的贪欲,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述了俄国将军基谢廖夫1831年在瓦拉几亚颁布的《组织规程》即徭役劳动法。规程除要求农奴缴纳详细规定的实物贡赋外,还明确规定了农奴为领主进行徭役劳动的天数:“⑴12个一般工作日;⑵一个田间工作日;⑶一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一共14个工作日。”看起来负担并不是很重,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制定该法令的人倍谙政治经济学,所以规定的不是通常意义的工作日,而是生产某种平均日产品所需的工作日,而这个平均日产品又规定得非常狡猾,连塞金洛普在4小时之内也完成不了。因此,‘组织规程’本身以道地的俄罗斯式讽刺的露骨语言解释说,12个工作日应理解为36日体力劳动的产品,一个田间工作日应理解为3日,一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应理解为3日,合计是42日徭役。此外还要加上‘jobagie’,就是当地在生产上有特殊需要所服的劳役每个村每年要按照人口的多寡出一定的人力为领主服这种徭役。这样,已经规定的徭役劳动每年就有56个工作日。在瓦拉几亚,由于气候不好,每年只有210日可以,其中有40日是星期天和节日,平均还有30日坏天气,家起来就去掉了70日。剩下的只有140个工作日。徭役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是56/84,或662/3%……对于莫尔达维亚,规定更加苛刻。有一个为胜利所陶醉的领主喊道:‘组织规程’所规定的12日徭役,等于一年365日!“(《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6-267页)

  实际上,用马克思的历史观来看中世纪社会,我们看到,以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取代古代的奴隶社会,这首先意味着生产力的解放,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斯大林曾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作国这样的阐述:“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而“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农奴,但是可以买卖农奴。”(《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板,第446、447页)与古代的奴隶制度相比,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给了生产工作者有了一定的自由,虽然还存在“超经济强制”,但是农奴生产中的主动性已经明显地高于奴隶,这当然是生产力的一个解放,是历史的一个进步。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肯定中世纪封建社会代替古代奴隶社会的历史进步性,而且对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某些发展和取得的成就,也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比如11、12世纪形成的中世纪城市——主要由手工业者、店主和商人构成的城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把它称为“中世纪的光辉顶点”。(《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二版,第905页)当然,中央编译局的译本调子要低些,它被译为“中世纪的顶点”。(《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实际上也还是褒扬的,只是褒得不太够。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查了德文版,那里用的是Glanzpunkt,该词由lanz和unkt二词结构而成,lanz译成中文就是“光辉”,unkt译成中文有“点”、“句号”、“地点”等义,同时也有“极点”、“顶点”的意思,因此,郭王译本将lanzpunkt译为“光辉顶点”是正确的,而中央编译局译本仅译为“顶点”而未能将Glanz (“光辉”)的意思充分表达出来,似乎有所欠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亲自校订的法文版用的是gloire,作“光荣”解,也是非常高的评价;而恩格斯亲自校订的英文版用的是the highest development,high有高的、重要的、尖的、盛行的、成熟的等多重含义,加上est这个形容词最高级词尾和development一词,在这里似可译为问“最高的发展”或“最重要的发展”。俄译本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译者丹尼尔逊与马克思有不少书信来往,是马克思的朋友;俄译本在这个地方译得很有意思,将它译为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ий цветок, 意思是“最明亮(或最鲜艳、最亮丽)的花”。不管用哪种文字进行翻译,都明显是褒义的,可以看得出,马克思对于中世纪的主权城市或自由城市的评价都是极高的。当然,马克思所高度赞扬的中世纪城市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中世纪后期”才出现的,恰恰相反,它们出现得较早,后来由于封建制度(包括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行会制度)的束缚,它也衰落下去了。马克思在盛赞它们的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虽然在14世纪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已经可以稀疏地看到,但资本主义时代只是从16世纪开始。在它出现的地方,农奴制的废止早已实行,作为中世纪的光辉顶点的主权城市也早成过去了。”(《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二版,第790页)

  还有一位作者,因为别人引用了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的一段话——“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就反问道:“那么,欧洲的中世纪真的是一片黑暗?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就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吗?难道欧洲的文艺复兴不是历史连续发展的结果,而是突然从天而降的?如果这样看待西欧中世纪史,那显然是反历史主义的。(程德林:《欧洲中世纪后期的知识传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程著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充实、加工和修改而成的,据其导师在序言中说,该论文曾受到中世纪史学家和传播学专家的嘉许。但作者在具体论述时,又对那段话作了淡化的解释,说那“只是对中世纪前期西欧历史状况的概括”,并且援引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的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一段话来否定《德国农民战争》里的那段话,还说什么“《德国农民战争》写于1850年,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可见,恩格斯对欧洲中世纪史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其实,1850年时的恩格斯早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此时的恩格斯离他与马克思共同发表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共产党宣言》也已有两年多。值得注意的是,在1850年发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恩格斯还在1870年和1875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和第三版,但无论是在1870年写《第二版序言》时,还是在1875年写《第二版序言的补充》时,他都没有感到有改变观点的问题。恰恰相反,人们看到,他在1870年写的序言中说,“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并且称赞他从中借用资料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史》一书,“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而作者戚美尔曼“不久就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极左派的最优秀代表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895年版,第622页)“极左派”其实是一个褒义词,指的是共产主义派或彻底的革命派,它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同,后者只是革命在一定阶段的“同路人”。几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篇题为《关于极左派和对于所谓“两头真”的批判》的文章对此进行过论述,当时的主要论据就是恩格斯的一段论述,当然也提到了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论述。在这里,恩格斯又一次非常肯定地提到“极左派”,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必须看到,在1875年写的《补充》里,恩格斯再一次肯定1850 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说“它直到今天还具有意义。”(同上,第631页)问题在于,程著批评的恩格斯所说的那段话,不仅完全正确,而且非常深刻,其影响也极其深远,是不应该否定的。实际上,恩格斯讲那段话是为了说明,教会为什么会在整个中世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接下去的话应该尤其重要,而作者却忽略了。恩格斯说,“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此教会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个阶层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之必然结果。”(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0页)恩格斯的这些话对于我们理解中世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来说,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能够加以否定呢?至于说文艺复兴,其实是资本主义的新文化,它作为封建社会旧文化的对立面,就其本质来说,它代表的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要求,它提出的思想都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显然,应该把这些进步的思想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应该把这些看成是中世纪农奴制本身的意识形态。

  应该说,恩格斯写《德国农民战争》是为当时(1848-1850年)的资产革命服务的。16世纪初,1524-1525年,德国曾发生过一次由闵采尔领导的全国性的农民战争,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论述了这次农民战争的原因,阐明了中世纪封建主乃至整个社会对农民和隶农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恩格斯写道:

  “压在农民头上的是整个社会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无论农民是属于一个诸侯,或是属于一个帝国直属贵族,或是属于一个主教,或是属于一个寺院,或是属于一个城市,总之到处他都被当作一件东西看待,被当作牛马,甚至比牛马还不如。如果他是一个农奴,那么他就完全听从主人支配。如果他是一个依附农,,那么契约规定的法定负担已经压得他透不过气了,可是这些负担还一天天加重。他必须以绝大部分时间蜘蛛人的田庄上劳作;剩下来自己支配的有限几个钟头的劳动所得还得用来缴什一税,地租,杂捐,赋税〔Bede〕,远征税(战争税),本邦税,帝国税。农民若不向主人送钱,非但不能娶妻,连死也不行。除常规徭役而外,农民还得为尊贵的主人采集干草,草莓,覆盆子,蜗牛壳,驱赶野兽以供打猎,为主人砍柴等等。捕鱼打猎都是主人的事;如果野兽践踏了农民的庄稼农民只许眼睁睁地望着。农民的公社牧场和林地几乎到处都被主人强占。主人像处理财产一样处理农民的人身,任意处理农民的妻女。主人有初夜权。主人一时高兴,就可以把农民投入监牢;在监狱中,正如今天一定有预审推事等着一样,当日一定有刑具等着农民。主人可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加洛林纳法典的各章论到‘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没有被这些尊贵的老爷和保护人随一时高兴就用在农民身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7页)

  试问,这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能够继续推动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吗?我们们还能说它是先进的吗?农民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他们还会长期继续忍受下去吗?把这样的社会说成是黑暗的社会难道不符合客观实际吗?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参加农民战争乃至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又有什么不对?农民起来革命否定这样的社会,正是对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推动,怎么能够把它说成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或历史虚无主义呢?

  尹文还谈到中世纪晚期“商业贸易的兴起”和“现代大学的建立”,其实,所谓商业贸易的兴起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它所意味的决不是封建社会的进步,而是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内部进行反封建的成果。至于大学的建立,它始于12-13世纪,只能叫做中世纪大学,根本说不上是什么现代大学。这些大学号称“无所不包”,实际上只有“大学四系”,即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四个系,整个教学都深受教会的控制,殊少科学的内容。神学就不说了,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法学也是为教会服务的,学法学就要学宗教法。那时大学开设的课程里竟然还有什么骨相学、面相学、手相学、关亡学这样一些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课程,而自然科学基本上是一片荒漠。中世纪盛行行会,连大学也充满行会色彩,学校里有学生行会,教师行会。封建行会的规矩都很保守,哪里还谈得上是什么“现代大学”?实际上,中世纪大学对于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并不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大,甚至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大学”对于科学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恩格斯曾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对于中世纪历史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既不是一概肯定,也不是一概否定。与以前的奴隶社会比,它是进步的;与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比,它是落后的。对于中世纪历史上进步的东西,属于精华的东西,马恩都作出过很高的评价;而对于中世纪历史上落后的东西,属于糟粕的东西,他们也有很到位的批判。遗憾的是,无论是尹保云教授,还是那位撰写中世纪史博士论文的作者,包括他的导师和那些给论文以“嘉许”的专家们,他们似乎都不清楚马恩的这些论述,特别是不清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黑暗的中世纪”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马克思对中世纪主权城市作的“光辉顶点”的高度评价。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邓小平主张“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认为“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大本子”著作如《资本论》、《反杜林论》等并不是为“少数搞专业的人”写的,而恰恰是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写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写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页)对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来说,学习《资本论》等大本子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资本论》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不学《资本论》就不能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就不能真正懂得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科学真理,也就很难牢固地树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真不知道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把读《资本论》看得那么不重要而对读此书又那么畏难?为什么德国工人阶级能够在“广大范围内迅速理解”《资本论》,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干部群众就学不了,而只能让“搞专业的人”去学?实际上,就是“少数搞专业的人”也没有真正去学。我看到党建出版社出的《经典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部分)》,所选的《资本论》只有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似乎读了这两篇文章就算读《资本论》了。古人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如果取法乎下,那就什么也得不到了。而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教科学社会主义的教授当然是“搞专业的”,居然也没有学习过《资本论》!有人可能会辩称,《资本论》是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人读的书。殊不知,《资本论》虽然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但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著作,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所在,如果不抓住这个根本,能真正认识资本主义吗?能真正认识社会主义吗?而且,《资本论》是那么博大精深,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也都在联系中有所论列,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谁要是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想认认真真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都非读《资本论》不可。毛泽东读《资本论》比较晚,但是他非常重视,甚至到外地去也要把它带在身边。至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那是一部批判杜林、捍卫和宣传《资本论》,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它在论战的同时也从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同样可以说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毛泽东在1932年打下漳州时获得了此书,如获至宝,在战争环境下还孜孜不倦地进行学习,甚至在长征途中也手不释卷地反复阅读,可知此书的重要。尹教授是教科学社会主义的,竟然不知道马恩的有关论述,真不知他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怎么教的?同样,程著对于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也有很大的误解,他评价恩格斯的论述具有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或非历史主义的性质,认为只是二战以后才由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纠正了这个“片面性”。如前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没有把中世纪看成是“一团漆黑”的,对它的历史进步性向来都是肯定的,对它的发展成就也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当然,他们对于中世纪落后的一面,特别是其后期那些惨无人道、倒行逆施的做法,也是非常气愤并且有所批评的,应该说,他们对于中世纪历史的认识,其实要比那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正确得多、先进得多,也高明得多。

  当然,这也不是说,人们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就应该闭起眼睛不看,一概加以排斥。早在上世纪初即1900年时,列宁曾在《非批判的批判》一文里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

  “不是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科学,而是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世界观,这是一回事;匍匐在资产阶级科学面前,重复马克思‘有片面性’等等这类有十分明确意思和意义的词句,这是另一回事。其次,如果说到‘重复和转述’,那么重复和转述柏姆-巴维克和维泽尔、桑巴特和施塔姆勒本身,难道先天地比重复和转述马克思梗直的注意吗?”(《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585页)

  我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和研究欧洲中世纪史的学者,还是应该牢牢记住列宁的这一段话,认真学习《资本论》,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的著作,掌握其完整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当然也要了解,但应该持批判的态度对待,而不应该是将其奉若神明,亦步亦趋,跟在他们后面爬行。

  三、马克思的历史观和启蒙学派的历史观

  我们知道,马克思一生有很多贡献,而最伟大的贡献有两个:一个是在哲学领域,他批判地继承了德国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并且把辩证唯物主义用于研究社会和历史,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一个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他批判地继承了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不违背价值规律的前提下解决了资本与劳动交换的难题,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在这两个伟大发现的基础上,马克思又批判地继承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或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里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列宁甚至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里曾作过一个经典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这段话是1859年写的,是马克思从1844年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来历经15年得出的结论,也是他继续进行这一研究所秉持的指导方针。《资本论》就是用它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列宁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以前,没有看到……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语,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他还说,“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就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3页)列宁的这些话是1894年说的,120年过去了,至今也没有失去其现实的意义。

  但是,尹文却要来否定马克思的历史观!在我看来,一个连马克思的基本著作都未读过的人,却想要批倒马克思的历史观,那岂不是显得太滑稽可笑了吗?!

  尹文说,“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要认识其思想根源,需要首先搞清楚启蒙思想家和马克思的区别。马克思继承了启蒙思想家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批判,同时也继承了“自由”、“平等”、“权利”、“民主”等启蒙口号。但马克思与启蒙思想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这也反映在他的历史观上。”

  在尹文看来,启蒙思想家比之于马克思要先进得多,如果马克思继承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马克思的理论就是对的,否则,马克思就错了。他说马克思“继承了启蒙思想家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批判,同时也继承了‘自由’、‘平等’、‘权利’、‘民主’等启蒙口号”,但是,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所谓启蒙主义者是指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为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的那一批思想家。对于这些启蒙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给予了积极的肯定的评价,也指出了他们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

  事实上,正如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在马恩那个时代,“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而且,马恩都是彻底的无神论者,而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尽管反对中世纪基督教,自己却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是一个泛自然神论者,马恩向他们继承什么?马克思把他的主要精力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当然也同时研究了它的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尹文说马克思继承了这些启蒙学者的‘自由’、‘平等’、‘权利’、‘民主’等启蒙口号,这样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情况恰恰相反,马克思揭露了这些口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在《资本论》第1卷第4章论述“劳动力的买和卖”的部分写道: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生产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利互惠、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页)

  这些都是在流通领域看到的现象,或者说是假象。可是,一离开了流通领域,情况就不同了。马克思继续揭露说:

  “一离开这个这个简单商品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大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同上,第200页)

  就是说,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家作为货币所有者和工人作为劳动力所有者,一个愿买,一个愿卖,都代表着各自的自由意志,他们是自由的;他们都是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进行等价交换,彼此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属于各自己的货币或劳动力,都有自己的所有权;至于边沁,他是一个为资本辩护而对工人极其苛刻的英国学者,他主张自私自利却宣传互惠互利和阶级和谐。这样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博爱的观念。但是,这些假象一到生产领域就暴露出来了:资本家昂首阔步,笑容满面,雄心勃勃的神态,和工人尾随于后、畏缩不前、战战兢兢,准备受剥削的形象就出现在人们眼前,哪里有什么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博爱可言?!

  马克思还深刻地揭露了自由贸易主义所谓“普遍的友爱”,他说,“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7页)

  同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也批判性地评论了18世纪启蒙主义所提出的那些口号。他说: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从上到下都被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356页)

  列宁对于马恩的上述批判非常重视。他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的讲演中说,“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0页)他还说,“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同上,第816页)

  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所作的批判完全驳倒了尹文在上面一段话里的错误观点。

  事实上,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还根本不可能有科学的世界观,因为那时马克思还未出世,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不可能产生。实际上,启蒙思想家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认识还都是一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他们用以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是所谓“理性”、“真理”和“正义”,而这些所谓“理性”、“真理”和 “正义”又被看成都是“永恒的”。应该说,这不仅是时代的局限,也是阶级的局限,因为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希望资本主义的这些东西能够“永恒”也就毫不奇怪了。怎么可以把启蒙思想家这些当时还是进步、而在马克思提出新的世界观以后已经明显落后的东西看得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还进步还高明呢?

  当然,这也不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从启蒙学者那里继承任何东西。我们当然要肯定启蒙思想家的历史进步性。事实上,从启蒙主义者的队伍里也走出了像摩莱里和马布利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而且他们中还产生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理论。他们已经认识到,“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的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可以说,这种思想已经非常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了。

  四、马克思的历史图式是所谓“用两头否定中间”吗?

  下面我们再就尹文关于历史图式的谬论来进行分析批判。

  尹文说,“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历史图式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伊甸园的清纯’阶段、‘堕落’阶段、‘最后拯救’阶段。第一个和第三个阶段是神的历史,中间阶段是人的历史。人类的整个历史(包括以往和现在)都是堕落的,阳光下面既没有好东西也没有新东西。

  “无独有偶,基督教的这种历史图式在中国儒学中也有对应物。儒学虽不是严格意义的宗教,但它与宗教有很多相似之处。孔子在《春秋·公羊传》中提出了一个三世说,即‘太平世’、‘据乱世’、‘升平世’三个历史阶段,与基督教神学的三个历史阶段完全对应。‘太平世’指遥远过去的尧、舜、禹时代,对应‘伊甸园’;‘据乱世’对应‘堕落’,而‘升平世’指遥远未来的时代,对应‘最后拯救’,是历史的终结点。儒教与中世纪神学的历史图式的对应,说明传统的历史观都是向后取向和未来取向的,通过美化遥远的过去和想象遥远的未来而否定中间阶段的漫长历史(包括过去和现在)。这种历史图式把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虚无化了:

 

起始阶段

中间阶段

症结点

启蒙

蒙昧

传统

现代(现在)

基督教

伊甸园

堕落

最后拯救(未来)

儒教

太平世

据乱世

开平世(未来)

马克思

原始共产主义

阶级社会

共产主义(未来)

  “上面的图表清楚地说明了启蒙的历史图式与基督教的区别。在基督教历史图式中,伊甸园阶段是神的阶段,是美好的;中间阶段是人的阶段,是堕落的;最后拯救又回到神的阶段,是美好的。这是一个人神混合的历史图式,人的全部历史都是黑暗的、虚无的东西。启蒙的历史观否定的就是这种人神混合的历史图式,把历史完全回归到人类世界。它显然不是虚无主义的,因为它的三个阶段是不断进化的,一个比一个更加文明进步,这与人类文明的实际进程相符。它把历史终结在现在,就是为了去掉神学的未来阶段,抛弃历史目的论。

  “如人们所知,马克思有一个历史五阶段说,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他同时还有一个三阶段说,即原始共产主义-阶级社会-共产主义。三阶段说与五阶段说是一致的,它的中间阶段即阶级社会包括了五阶段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历史终结在未来的共产主义阶段,这样的历史图式就与启蒙分道扬镳而与基督教和儒教的历史图式重合了。它同样是用两头否定中间,并把历史终结在一个设想的未来阶段。”

  尹文所作的上述概括是不是正确?在我看来,问题很多,基本上是错误的。比如,启蒙思想家是不是把历史图式分为蒙昧、传统和现代三个时期就大可怀疑。我们知道,“蒙昧”只是原始社会的一个阶段,并不能够代表整个原始社会;而所谓“传统”时期究竟起于何时终于何时也很不明确;至于“现代(现在)”时期,对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活动的启蒙思想家来说还生活在封建社会,又哪里有什么“现代(现在)”可言?一般说来,启蒙学者都把历史分为启蒙以前的时期和启蒙以后的时期。而在启蒙以前的时期又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自然状态,一种是社会状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在介绍卢梭的词条里说,“他所理解的自然,是指不为社会和环境所歪曲、不受社会习俗和偏见支配的人性,即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纯朴、良知和善。”“卢梭认为,现存的人是坏的,但是人的本性是善的,因此假如能为人造就新的、适合人性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人类就能在更高阶段回复自然。”(〈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8页)我们知道,卢梭有一本名著,叫《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书中说,“人类在时空流转中发生了许多变化,像格劳克斯石像一样,在经过岁月、海浪和暴风雨的无数侵袭之后,看起来更像一只野兽,而不像一位天神;人的心灵也是如此,早已面目全非了。”,“再也看不到那个还保留着那个伟大的造物主赐予他的的崇高而庄严的淳朴本性, 我们看到的人仅剩下过度的情欲和昏庸无知之间的交锋。”“人类的所有个体都不可能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变化,这2自然让我们想到,一些人的处境好转或恶化,他们就获得或好或坏的品质,而另一些则长期保留着他们原始的秉性,这无疑就是人类不平等的源头了。”(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3页)卢梭的这些思想体现了他的辩证思维,恩格斯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它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看历史的发展,而是从人的秉性的变化来认识不平等的根源,实际上所显示的是一个由善到恶,再由恶到善的过程,这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过程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如果用尹文的话来说,启蒙思想家的这种历史图式岂不正好是一个“用两头否定中间”的过程?!

  又比如,关于儒学的“三世说”,那也不如尹文所说是孔子的发明。实际上,孔子著《春秋》,只是讲春秋242年的从乱到治的过程,并无“三世”之说。是东汉的何休林提出了“三世”即衰乱-升平-太平的概念。而就“三世说”的次序来说,也与尹文大不一样。尹文把“升平世”放在起始阶段,而把“据乱世”放在中间阶段。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介绍看,无论是古代学者还是清以后的学者如龚自珍、康有为都没有这样排序的,他们都认为“三世说”是进化发展的。(同上,第247页)不知尹文的说法有什么根据?

  再比如与马克思历史图式的比较。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阐述的历史图式是四个阶段,因为当时的“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当然,马克思已经指出,资本主义是最后一个对抗社会,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像尹文所说的那样,把历史结束在“未来”。但是社会是不断前进的,历史也是不断发展的,1859年时还没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出现了。1945年二战胜利后在东欧一系列国家也出现了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人民民主国家。而在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而后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社会主义还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但却是一个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就是说,包括两个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已经不是未来,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这个现实不仅社会主义者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也是承认的。这样,五种社会形态或五个发展阶段的历史图式就为人们所承认。至于所谓马克思的三阶段图式,只不过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里曾经提到的一种说法。对于这些手稿,马克思并没有打算出版,从创作史的角度来看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它毕竟不是成熟的作品。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二女劳拉的丈夫)在《忆马克思》一文中说,马克思“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这种思想。要把他没有作最后校正的手稿拿给别人看,对他是最痛苦的事情。他的这种感情非常强烈,有一次他向我说,他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马克思是如此严谨,后人当然应该尊重他,以同样的严谨态度待之才是。也就是说,不能根据手稿,把马克思的历史图式理解为三形态或三阶段,而应根据他生前公开出版的著作,把它理解为五形态或五阶段。

  尹文把马克思的历史图式和基督教的、儒教的历史图式混为一谈,而与启蒙学者的历史图式区别开来,很明显是为了贬低马克思的历史图式、抬高启蒙主义的历史图式。上面的分析证明,它这样做是毫无根据的。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图式和尹文所概括的其它三种历史图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其它三种历史图式不是出于宗教迷信,就是出于人为想象,或者就是根据所谓“传闻”,并没有事实的根据,更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而马克思的历史图式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经过长期研究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经得起历史和事实的检验的。应该说,把这些不同的所谓的历史图式硬要和马克思的历史图式放在一起比较,其实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它们本来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尹文说,“马克思的历史图式与基督教历史图式的确十分相似。他虽然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成就,也认为资本主义是目前世界文明高峰,但他最终还是以一个设想中的未来社会阶段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了。在他的历史观中,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是人的本性的堕落;资本主义无论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也是异化的,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与道德观念等等都将要被彻底抛弃。这显然脱离了启蒙的思想路线,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了。”

  说马克思的历史观与基督教的历史观“十分相似”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知道,基督教所说的理想世界并不在现实世界,而是在虚无缥缈的天堂,而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却是人类社会,当然是在现实世界,一个是在彼岸世界,一个是在此岸世界,二者有什么相似?再说,基督教的历史观是上帝创造了一切,马克思的历史观则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哪里有什么相似之处?还有,基督教的历史图式肯定伊甸园和未来的天国,而马克思的历史图式则是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一个是宗教迷信,一个是科学真理,它们又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尹文无中生有地说马克思的历史图式否定阶级社会,说他认为阶级社会就是“人的本性的堕落”,其实,这是他的无知。实际上,马克思从不用什么人性之类来解释历史,他是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来说明历史发展的,这已经成了人们的常识,为什么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怎么反而不知道呢?至于说马克思曾经肯定资本主义,那当然是事实,但是这也只是肯定其历史的进步,但是,曾经的历史的进步也会走向其反面,曾经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也会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早已为事实所一再证明。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马克思,用他毕生的精力写作《资本论》当然决不会是为了歌颂资本主义,让它永生不死;恰恰相反,他是要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也是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里,马克思就宣布:“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页)而在《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一篇(第7篇),他还向人们宣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同上,第830-831页)尹教授显然不懂得辩证法,在他看来,既然肯定了资本主义,怎么能够又否定资本主义呢?殊不知,“辩证法在对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即对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同上,第24页)其实,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否定,和当年启蒙思想家对于中世纪封建制度所做的批判与否定具有相同大性质。为什么启蒙思想家能够批判和否定旧的封建制度并且催生新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就不能够批判和否定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催生新的共产主义制度呢?

  说到这里,需要集中指出尹文说的这样一个谬论:“马克思把历史终结在未来的共产主义阶段,这样的历史图式就与启蒙分道扬镳而与基督教和儒教的历史图式重合了。它同样是用两头否定中间,并把历史终结在一个设想的未来阶段。”

  在尹文看来,马克思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开始,经过阶级社会,最后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图式是一个“用两头否定中间”的图式。这样说显然是对马克思历史图式的极大的歪曲。

  首先,从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来看。那里明确讲了他所说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演进”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进步的意思么?!我查了德文版,那里用的是progressive Epochen。我们知道,progressive是英语,Epochen是德语Epoch(时代)一词的复数。意思就是进步(或前进)的几个时代,中文本将其译为“演进的几个时代”是准确的。这本身就说明,“两头否定中间”的说法是违背马克思的原意的。至于马克思用英语词汇,很可能是因为他长期在英国生活,使用英语的机会较多,在用德文写作时偶尔发生个别地方夹杂英语词汇的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从恩格斯对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所作的说明来看。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的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在恩格斯看来,历史总是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也总是不断向前进步的。当然,这是总的方向,就个别时期来说,可能会有曲折,但是,按照唯物史观,历史发展的总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复次,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社会的具体比较来看。不懂得唯物史观的人往往以为,原始社会人人平等,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优于奴隶社会。在这方面,甚至还有人认为,人类历史是倒着发展的,原始社会是最佳状态,以后就每下愈况了。张闻天年轻时就曾经有过这种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接触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社会发展阶段的说法,估计也只是听说,而并没有全面读到序言的有关论述,就想当然地对马克思的四阶段说妄加发挥。他在1919年8月19-21日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了一篇《社会问题》的文章,其中说道,“按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吾们可以晓得,社会问题经了四大变动。在第一个时期内,人类少,物质多,‘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便可过活。……到了第二时期,人类渐渐的多起来,物质也渐渐的不够用了,所以不能不讲求培养自然物质的方法。但是那个时侯,人类智力不发达,没有劳动的经验,也没有劳动的兴味,所以做工是大家不欢喜的。在那时侯,一群比较聪明而且有武力的人,凭借他的聪明去捏造种种鬼神的迷信,凭借他的武力之绝对服从的信条,所以在第二时期,只有屈从的性质,没有其他的,随后到了第三时期,人类愈繁庶,物质越发不足了,……所以在第三时期内是拿个人的独立发展作内容。最后到了第四时期,……人口越见增加,物产的生产方法虽比前进步,然究不及人类增加的快,所以物质越发不够用了。要想在不够用中求一般欲望的满足,不得不用全局的计算,令最大生产力,行最完满的分配的经济方法。所以在第四时期是互相互助的。”(《张闻天文选》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00年版,第4-5页)在这里,张闻天实际上是在宣传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原意大相径庭,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里!我们知道,马尔萨斯曾提出“两个级数”的理论,认为生活资料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所以,人们的生活水平必然下降。把社会制度造成的问题归之于自然,这显然是一种为统治阶级辩护的论调。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因为那时的他还只不过是一个19岁的在校(南京河海专门学校)青年学生,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以及许多马恩著作都还没有中文译本,你说他又能知道多少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不过,对一个青年来说,也应该实事求是,不懂就是不懂,不应该装懂,更不应该将这些毫无根据的东西拿到报纸上去发表。问题是,1990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为什么要把这样的文章收进他的《文选》?同样,在1999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在出版《张闻天早期文集》时又再次收了这篇文章。据我所知,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张闻天选集》时就没有收这篇文章;为什么出了《选集》,事隔5年又要出《文选》?过了14年还要出《早期文集》? 并且坚持要把这么一篇包含着极其严重错误的文章收到里面去,这究竟是要宣传什么?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有人在写《张闻天传》时竟然把张的这篇观点极其错误的文章和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把它说成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并且说“张闻天也是中国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后来,《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上也多次发文,有的文章甚至以发表张的《社会问题》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于1919年6月,比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要早,比毛泽东1919年7月14日创刊的《湘江评论》要早来说事,一再宣传这篇观点有极严重错误的文章。这一切,除了说明有关编者和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太缺少了解,不能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外,也反映了某些人想借此扬张抑李抑毛乃至反毛的不良意图。实际上,当时的李大钊已经是全国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在湖南也已崭露头角,成了闻名遐迩的革命闯将,当时的张闻天显然是不能与他们相比的,更不用说他那篇文章用的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名义,宣传的却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此外,作者还宣传,张闻天“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突出地宣传了共产主义理想”,认为“在张闻天公开摘录‘十条纲领’之前,只有成舍我于同年4月在《每周评论》上摘译、谭平山于同年5月在《新潮》上择要介绍过《共产党宣言》,因此,张闻天的全文摘录‘十条纲领’是中国早期介绍《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文献之一。”(程中原:《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北京日报》2011年2月14日《理论周刊》)其实,无论是成舍我、谭平山还是张闻天,都不是最早介绍所谓“十条纲领”的人;早在1906年,国民党的元老之一朱执信就在当年《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国社会革命家列传》,并且译介了《宣言》里十条措施的内容(见《朱执信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8页)。需要指出的是,把《宣言》第2章后面的十条措施称为“十条纲领”是不正确的。我在过去写的文章里就曾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72年写的《宣言》德文版序言里就明白宣布,“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来还是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在今天,这一段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着重的粗体号为引者所加。)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当然不能要求1906年的朱执信或1919年的成舍我、谭平山和张闻天能够有如此的认识,但是,在今天,如果仍然没有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这里的话说得远了一些,也说得多了一些,不过还不能说是离题万里,因为讨论的问题仍然是对于马克思历史图式和有关理论观点的理解。张闻天当时理解错了,那些盲目吹嘘张闻天的人的理解更是错上加错。同样,尹文认为原始共产主义优于奴隶社会,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图式是所谓“两头否定中间”的看法显然也是一种错解。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里用以下的话讲了奴隶社会取代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进步意义:“在当时的情况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兽的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上事实。”“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4-525页)但是,一些人总是认为,原始社会是美好的,因为它共同生产、平均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是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启蒙学者也认为它是符合人性的善的自然状态。实际上,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在原始社会人的生活是很艰难的。斯大林在论及原始社会时说,“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在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石器以及后来出现弓箭,使人无法单身去同自然力量和猛兽做斗争。为了在中采集果实,在水里捕鱼,建筑某种住所,人们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则就会饿死,就会成为猛兽和邻近公社的牺牲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6页)在这里,斯大林用了“不得不”来说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人类在其幼年期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是如此的艰难困苦,后世的人如果用玫瑰色来描绘那时的“幸福生活”显然是不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同样,尹文认为马克思历史图式里的原始社会要比奴隶社会等阶级社会进步,显然也是他的歪曲,与马克思的历史观毫不相干。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提出未来社会并不是如尹文所说是“设想”的产物,而是他们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客观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恩格斯在1886年1月27日写给英国费边社领导人爱德华·皮斯的一封信里曾经十分明确地声明说,“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9-420页。

  总之,尹文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图式是“用两头否定中间”的说法,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实际上,无论从历史上来说还是从逻辑上来说,人类社会都是经过一条上升的道路向前发展的。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以新的东西否定旧的东西,以后来出现的东西否定行将过去的东西。这就是新陈代谢的规律。如果反过来,用过去的东西来否定还没有发生的东西,那就既不合历史也不合逻辑了。试想,当新事物还没有产生,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原有的事物又怎么可能对一个并不存在的未来的事物进行否定呢?总是新事物已经产生之后才会有新旧事物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于新事物的出现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它总是能得到革命的阶级的拥护,因而总是能战胜旧事物并取得胜利;相反,在新事物面前,旧事物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代表的是衰朽的力量,当然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应该说,“新陈代谢”这个规律,不论对于自然界还是对于人类社会都是适用的。当然,也有这种情况,由于力量对比,旧事物一时还比较强大,新事物一时还比较弱小,旧事物也可能战胜新事物,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而决不是一个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力量对比会发生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变化,结果仍将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社会总是不断前进的,新的社会制度总是要战胜旧的社会制度的。尹文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图式是“用两头否定中间”,以为原始社会比奴隶社会优越,实际上是他自己用旧事物来衡量和否定新事物,这是完全错误的。

  五、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评论

  尹文在谈到历史图式时,一再提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并且用不同的“终结点”来区分和评价不同的历史图式。看来,他很崇拜日裔美籍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仅要批评尹文的错误,还要连带批评尹所崇拜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错误。尹文说:

  “国内学术界这些年对‘历史终结’这个词十分敏感。福山在1992年出版了社会哲学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重申了现代性的一致性。这本书是以“历史终结”的观点展开论述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强权政体一个接一个地解体或者转型,1990年苏联解体后,喧嚣一时的国际意识形态争论也随之结束;伊斯兰地区虽然固守自己的文化,但其反对自由民主的力量不足以产生强大的对抗。总之,在长期的竞争对比中,自由民主制度显示了优势并获得胜利而成为人类最后的制度,这个趋势一直持续下来,意味着人类历史终结而进入一个叫“后历史”的时代。显然,这个观点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尖锐对立。正统马克思主义沿着马克思的思路,把历史终结在未来的共产主义而不是现在。”

  但是,事实并不如尹教授所说,也不如他所崇拜的福山所说的那样,“自由民主制度显示了优势并获得胜利而成为人类最后的制度”。

  事实是,自从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来,人类历史就已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十月革命后,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配合俄国发动国内战争的反革命武装对新生的俄罗斯进行武装干涉,妄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但是,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国内外的反动派。以后,由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通过实行两个五年计划,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繁荣了科学与文化,巩固了各民族的团结与友谊,于1936年11月宣布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正当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和联共(布)的领导下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努力奋斗、并且已经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的时候,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于1941年6月悍然发动力量对苏联的侵略战争,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和联共(布)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尽管战争开始时的局面对苏联不利,但是通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于1943年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折,最后是横扫千军如卷席,直捣希特勒的老巢柏林,彻底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三个月后,又出兵中国东北,消灭了日本陆军的主力——关东军,为二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苏联在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心目的地位大大提高,即使是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对苏联也刮目相看。实际上,在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中,优势并不在资本主义一边,恰恰相反,优势是在社会主义一边。我们看到,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西方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从上世纪20年代以后就纷纷到苏联参观访问,像凯恩斯、萧伯纳、罗曼·罗兰等大学者、大作家都去过苏联,而且对苏联的发展与进步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于一些西方的领袖人物,大政治家,像罗斯福、丘吉尔等,在他们看到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后也不得不表示佩服。罗斯福的“新政”其实就是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做法,而那个曾经狂妄地叫嚷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丘吉尔在参加雅尔塔会议时对斯大林则表现得异常的谦恭。这些显然都和他们对于苏联、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关。同样,60年代初蒙哥马利元帅两次访华,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及希思首相等访华,也都表现得友好而且谦恭。这显然也与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关。人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巨大生命力和无比优越性。

  当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问题,而最大的危险就是现代修正主义造成的。起初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举行的苏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提出“三和”(即“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错误路线,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大混乱。经过苏共内部和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斗争,赫鲁晓夫终于下了台。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等虽然比较谨慎,但也没有什么作为,属于现状维持派。最后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在本质上和赫鲁晓夫一样,他不重视意识形态,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说什么“改革要求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世界,重新思考世界形势。”他强调,“现实主义,放弃刻板的模式,放弃公式主义,理解世界上的根本变化需要新的政策和全球标准,需要预见和考虑事态的现实进程及其动力。”(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著《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他很清楚,这些叛卖性的言论和行动,正是西方所欢迎和希望的。他不打自招地承认说,“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希图把这里发生的事情描绘成西方的胜利。他们并不掩饰这样一种如意算盘,即苏联会由于改革而失掉自己的面目,世道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成为一个尽管是民主的然而却是平庸的国家。”(同上,第18页)

  政治嗅觉灵敏的福山当然很快就捕捉到了这些信息,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里就讲到了这一点:

  “专制主义最根本的失败是它在控制思想方面的失败。”

  “1989年以后,在苏联这片专制主义的封锁区内,公民社会(这个‘超阶级的’所谓‘公民社会’很值得我们警惕,希望不要乱用,以免上当。——引者)悄然兴起,成千上万新的社会团体——政党、工会、新的杂志社和报社、环保俱乐部、文学社、教会、民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苏联人民过去对专制的社会契约的合法性的违心承认,现在已经换为以压倒多数的投票反对各级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俄罗斯人民政治上的成熟特别表现在,他们选出了第一个民选总统叶利钦,而没有选举半法西斯式的群众煽动家——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或半心半意大民主人士戈尔巴乔夫。”(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6页)

  这件事无疑给了福山以巨大的鼓舞,促使他在1989年夏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上的终结》一文,并在1992年将其扩大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

  不过我们要在这里指出,他所谓的“专制主义”用得并不恰当,而他说“苏联人民过去对专制的社会契约的合法性的违心承认”也并不符合事实。前面曾提到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访苏一事,应该说,罗曼·罗兰善于思考,而决不是一个盲从的人。他对访问中看到的一些事物也存有保留的看法。他在苏联写的《莫斯科日记》曾被封存50年,直到1985年也就是他逝世41年之后才向世人公开。这本日记有一个附记,是他访苏以后于1935年8至9月间在瑞士写的,其中有一段话对于我们理解当时苏联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间的关系很有帮助,特摘录如下:

  “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与感觉到无边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有关;高兴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为成就而自豪,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这是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苏联男女所体验到的情感。证明这一点的是类似6月30日盛大庆祝游行(青年工人体育节)那样的、显示人民强大和幸福的全民示威游行,是我在高尔基那里接待的民族代表团和工人代表团所显示的齐心协力,尤其是从全国各个角落——从工厂、集体农庄、军队寄给我的信件。不可能相信,这种齐心协力是由上级的某种指示指使的;这种齐心协力在每封信中都是直接的和独特的,过于鲜明和纯正,往往是激动人心的。倒不如假定,所有的人都处在集体狂热的影响之下——期望、快乐和信心的狂热,狂热地确信他们在世界上为之效力的事业的正确和宏伟。在历史上,这被称为‘成功时刻’——人民最充分地经受自己命运的时刻。在世界历史上,每一个新时代都是由这种时刻开创的。”(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110页)

  顺便提一下,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写的一番话也同样能够说明问题。他说,“从来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快地方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创刊号)

  应该说,这些都是他们的真实感受。福山说当年苏联人“违心”地拥护政府明显是缺乏根据的。至于福山夸说叶利钦是民选总统,其实叶利钦并不代表人民,相反,他把人民引向了苦难的深渊;福山还说俄罗斯人民不选半法西斯式的煽动家米洛舍维奇更让人匪夷所思,塞尔维亚既不属于俄罗斯,米洛舍维奇又不是俄罗斯的国民,俄国人民当然不会也不可能选他,福山提出俄罗斯人民选不选他的问题是滑稽可笑的。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也好,戈尔巴乔夫也好,叶利钦也好,都不过是些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现在还有谁记起他们吗?如果人们想到了这些人,那也只是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前不久,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共产党、自由民主党和我们的家园三个党的多名议员联名提出要求立案依法追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事件上所应负的责任。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可是斯大林呢,尽管他遭到一些人的污蔑和诽谤,但是历史是公正的,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正在拨乱反正,还他以清白,许多俄罗斯人(当然不仅是俄罗斯人)至今还深深地怀念着他,他的名誉正在恢复,威望正在提升。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需要指出的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苏联的和平演变,当然他也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变化。他不认为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很难说哪一个国家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社会主义已经消失了。”(《危机与未来·福山中国演讲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他把这种演变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认为,“在长期的竞争对比中,自由民主制度显示了优势并获得胜利而成为人类最后的制度,这个趋势一直持续下来,意味着人类历史终结而进入一个叫‘后历史’的时代”。

  福山的这些说法显然是经不起检验的。

  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期的竞争对比中显示了优势的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恰恰是社会主义。统计资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明显地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以致他们在地区和世界上的排名也不断地靠前,苏联在欧洲排名由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位,而在世界上则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而在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一些重要领域甚至还超过了美国。它在1957年第一个把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天,并且在宇航领域很长时期都领先于美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也长期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超过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也只是时间问题。就此而论,并不是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而恰恰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至于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历史上最后的社会制度显然也不符合事实。这一点,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从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苏联、东欧、中国、亚洲和拉美一系列国家的长期实践也都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这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诚然,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也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甚至商品生产本身就已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自从有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取代了直接的产品交换,买卖由一个行为变成了可以分离的两个行为,就有了买卖脱节的可能;而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出现后,产生了债务连锁,某个环节的支付困难也就有可能造成连锁的支付危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日益扩大,生产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的矛盾也更为突出,以致从1825年以来,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成了资本主义的经常伴侣。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列宁说,“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证明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说明了它瓦解和向高级形态转化的条件和原因,——但这些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决不排除它与从前的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比较起来的进步性。”(《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2页)

  从理论上来说,提出所谓“历史终结论”是根本违背辩证法的。可是,福山在中国演讲时居然说了这样的话:“要理解‘历史的终结,可能要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马克思主义是从德国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和黑格尔都相信历史进步的理念,而且都相信历史将终结于一种理想状态的体系。所以很有意思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我的观点的理解,要比民主国家的人理解得更全面,更透彻一些。”(《危机与未来·福山中国演讲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看来,福山此话有三个用意:其一是说,他的“历史终结论”可以从黑格尔、马克思那里找到根据,这明显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其二是说,“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观点都是“理解”的,这是虚张声势,表明他的观点已经为人们所接受,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内;其三是说,非民主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比民主国家的人理解得更全面,更透彻一些”,这是讨好和拉拢,为的是今后能够获取更多的支持和追捧。对他的这些话,我们当然不能放过。关键还是第一句话,必须坚决加以揭露。恰好,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里讲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对于所谓“终结”的看法,他说:

  “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想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旁观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的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没落和灭亡。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敬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帜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217页)

  当然,恩格斯在讲了上述话以后也指出了一点:“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地作出如上的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同上,第217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黑格尔要建立一个体系,而体系又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他就只好牺牲他的辩证法了。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来说,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是彻底的辩证法论者,因此所做的阐述当然也就不一样了。福山又怎么能够把这个被恩格斯竭力批判的“历史终结”的观点说成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观点呢 ?

  福山为了宣传他的“历史终结论”,还把自己打扮成很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样子。他在中国说,他的外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到德国留学,回日本后曾经在京都大学帮助创办经济系,并且做过大阪市立大学校长,还从德国带回许多书籍,他从中“继承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德文第一版”。但是,从他《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里很可能是唯一的一处引用《资本论》的文字时就发现,他犯了常识性错误。他对于《资本论》的了解其实是很差劲的。他在书里说,“马克思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写道:“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只能向不发达国家显示它自己未来的景象。(《资本论》第一卷,纽约国际出版商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其实,这句话并不是 “马克思在英文版序言中”说的,而是在福山所“继承的《资本论》的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的。实际上,英文版出版于1886年,而马克思已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怎么可能为英文版写序言呢?有意思的是,作为福山的“粉丝”,尹教授也引用了这句话,而犯的错误与他的“偶像”也极为相似。尹文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还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尹文的这个引证把马克思1867年写的德文第一版序言说成是恩格斯写的。实际上,当时马克思还健在,根本就无需恩格斯代劳写序言,又何来恩格斯写这个序言呢?看来,两人对于马克思和《资本论》的了解都很差劲,不过如果他们治学稍微严谨一些,查对一下也并不费事,但事实是他们连这一点也没有作到,结果就只有出洋相闹笑话了。撇开这点不说,福山和尹文的引证还表明,他们并没有真正弄懂马克思的这句话。无疑,他们是认为这句话对于他们很有利才引用的:福山认为这句话“自觉不自觉地是现代化理论的最初提法”,而尹文则认为它“坚持了现实标准的原则”;其实,只要读一读这句话的前后文,弄清了马克思这话的原意,他们也许就不会引用了。原来,马克思此话是对德国资本家们说的,讲的并不是对资本主义有利的“好话”,而是对资本主义不利的“坏话”。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揭示了英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在德国的表现还没有那么明显,马克思估计他们会“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于是说,“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接下去,他又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可见,马克思所说的“景象”并不是什么“美景”,而恰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对抗的“景象”。马克思当然不会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理想状态而终结整个历史,恰恰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也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具有历史的暂时性,还要向更高级社会过渡。工业不发达国家也要走上发达国家的道路,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但我们对于现代化理解也不应该作绝对化的理解,以为非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这就是所谓“卡夫丁峡谷”问题。19世纪80年代,俄国的革命家曾向马克思提出过利用俄国的土地公有制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新的俄文版写的序言里做了这样的回答:“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就是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关键是具备还是不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问题。后来,一方面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已经大遭破坏,同时由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发生,俄国和西方的革命也未能做到互相补充,这个非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没有能实现。可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定要结合相应的历史条件来加以应用,仅仅摘引一两句话显然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尹文鼓吹福山的观点,其实都是为了美化资本主义而否定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说成是永恒的,不可替代的。

  毛泽东说,“什么事情都不能永久维持。帝国主义不能够永久维持。社会主义也不能永久维持,因为还要进入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他还进一步说: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6页)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六、对所谓的“历史目的论”的质疑

  尹教授在他的文章里还提到了所谓“历史目的论”。他称赞启蒙思想家“把历史终结在现在,就是为了去掉神学的未来阶段,抛弃历史目的论。”

  什么是“历史目的论”?为什么要“抛弃历史目的论”?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因为在一些人看来,只要给对方扣上一顶“历史目的论”的帽子,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对方打倒了。世上哪有这样轻松的事?!

  为此,我找了几本辞书,包括《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白科词典》和《辞海》都没有找到这个词条。后来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里终于找到了这个词条。看来,这个所谓“历史目的论”是中国人在上世纪80 年代的一个“创造”。该词条作者张尚任先生对于“历史目的论”所作的解释是:“主张历史是某种先定目的的实现过程的理论。它是目的论在历史观上的表现。”词条作者还认为,“历史目的论是对历史发展因果关系的曲解。”在我看来,虽然这个结论下得十分斩钉截铁、果断明确,但是由于语焉不详,缺乏论证,还是没有说服力,难以服人。

  实际上,只要稍微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了解一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经典作家对于人类活动的目的性都是很肯定很强调的,而一些修正主义者对于目的问题却是采取否定态度的。不信请看: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劳动过程时,曾经将人的劳动与蜘蛛织网、蜜蜂筑巢加以比较,强调人的劳动是有目的的。他说:

  “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一家子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服从这个目的。……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在马克思看来,不仅劳动是有目的的活动,整个社会生产也是有目的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他是这样表述的:“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9页)

  社会主义生产同样也是有目的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到社会主义时就曾说,“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马恩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既然人的劳动和社会生产都是有目的的,人们参加历史活动难道就没有目的吗?当然不会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批判黑格尔的“体系”时说,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42年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曾再次论及这个问题,他说:

  “社会发展史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意味着这个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者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支配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总之,人不同于动物,动物的活动只是本能,而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劳动是有目的的活动,社会生产是有目的的活动,参与创造历史活动的人自然也是有目的的活动。问题是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不同,其参与历史活动的目的也不相同,而且往往互相冲突,历史活动的结果常常与人们预期的目的不相一致,又如何解释?恩格斯的话可谓是一语中的:“问题只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谁发现并且掌握了规律,就能够知道历史前进的方向,就能够确定正确的目的,并且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也就有可能实现预期的结果。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那么重视纲领?就是因为纲领指出了奋斗的目标,能够团结最广大的群众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

  但是,也也有人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目的,那是因为他们的目的见不得人,需要把它掩盖起来。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修正主义的始祖伯恩斯坦,他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叫做:“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伯恩斯坦在他的“名著”《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里曾经谈到这句话的“身世”并为自己作过辩解,他说,“我所说过的‘人们通常称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句话,曾经多次被解释为否认社会主义运动有任何确定的目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甚至发现,这句‘名言’是我从盖尔哈尔特·冯·舒尔采-格弗尼茨的 《论社会和平》一书里捡来的。这就是说,在那本书里有一个地方说道,把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当作最终目的,这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来说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对于把最近目标看得比较远的目的更为重要的实践的政治的社会主义来说,却不是如此。既然这里把某种最终目的说成是实际目的所不必须的,而我也承认对于某种最终目的很少兴趣,因此我就成了舒尔采-格弗尼茨的‘不加批判的追随者’。必须承认,这样的指证表现了惊人的博学深思。”(《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45页)在这里,伯恩斯坦承认他的话是从舒尔采-格弗尼茨那里“捡来的”,至少思想上受其影响,而他自己也承认“对于最终目的很少兴趣”,实际上都表现了他对于共产主义目标的背叛。当然,伯恩斯坦也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取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2-363页)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就是这样说的。我在写下关于最终目的的那句话时,所想到的虽然不是这段话的全部观点,但确是它的基本思想。因为归根到底,这句话难道不正是说,运动即一系列的过程是一切,而任何事先详细确定的最终目的同它比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吗?我在当时就已经声明,如果这句话的形式会容许把它解释成实际任何工人运动的一般目的毫无价值的话,那么我乐意放弃这种形式。”(同上,第247页)显然,伯恩斯坦是在诡辩。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的爆发并不是因为工人阶级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思想上已经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实际上,当时在法国工人阶级中有较大影响的是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而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也并没有领导这场革命运动。但是,当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起义一爆发,马克思就全心全意地站到了广大工人阶级的一边,称赞并且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工人阶级是实现他们的理想,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这决不是否定工人阶级需要理想,更不是否定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事实上,就在伯恩斯坦所引的马克思那句话的下面,马克思紧接着就说,“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播笔杆子的文明人之文明人的粗野漫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们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总是滔滔不绝地宣讲他们那一套无知的陈词滥调和顽固的宗派主义谬论,口气俨如科学真理在手的圣哲一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正由于马克思说了这些话,伯恩斯坦才不敢过于放肆,只得又补充说他并不否定工人阶级运动的一般目的,而如果别人有那样的理解,他将“乐意放弃”。

  实际上,这种不要目的或反对目的的思想,可以说所在都有。毛泽东说,“有人说文艺不要目的,一有目的就概念化。我看,不要目的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出一些吧。出两种,一种要目的的,一种不要目的的,行不行?……有些主张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这里是反对文艺有目的,实际上就是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而主张文艺可以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服务。毛泽东的话也是一语中的,揭穿了那些反对目的论者的用心所在。

  尹文之所以反对“历史目的论”,其实他的目的也很清楚:他反对的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想实现的是资本主义的目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最后还要进一步谈,这里就不多说了。

  有人以为,目的是主观的东西,讲目的就会陷入唯心主义。其实目的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实际上,人类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关键在于你的目的是否符合必然性,是否符合规律,符合了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一般来说,正确的目的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适合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比较容易实现;而错误的目的,由于背离了社会发的方向,不适合人民群众的需要,这样的目的就很难实现。孙中山有一句名言,叫做,“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在这里,如何认识这个潮流,分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逆流,是关键之所在;如果错走一步,就会满盘皆输。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阶级力量的对比问题,还有实现目的的手段或方法问题,这些也是影响实现目的的因素。

  七、对哈耶克的历史和政治偏见的批判

  纵观尹文,人们不难发现,尹教授有两种历史虚无主义交替出现:一种是所谓纯学术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另一种则是与政治相结合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尹看来,前者虽然也不对,但是危害较小,不那么重要;而后者罪过深重,危害极大,是所谓“应该警惕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斩尽杀绝。他把“黑暗的中世纪”当作是纯学术的历史虚无主义,那是因为他没有读过《资本论》,不知道哪里曾经说到过“黑暗的中世纪”,不然的话,肯定要将其列入所谓教条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而大加挞伐的。可惜,他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不过,在尹文的第三部分,他似乎还是找到了一个所谓纯学术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例子。他说:

  “哈耶克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主编了《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目的是要纠正一种历史偏见。他指出,英国在二战后福利制度的发展使经济丧失掉“自由”,福利制度受到一个编造的虚假历史作为思想支撑,即资本主义给工人带来剥削和贫困;一些历史学家使用了不客观、不全面的统计数字,夸大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剥削和贫富差距,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总之,一些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历史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从而造成了思想偏见。当然,哈耶克这样把现实困境归罪于学术研究的看法是片面的。姑且把二战后的福利国家制度看作一个不好的趋势,它也是受到很多因素的推动,如工党的上台、苏联模式的影响、战后重建的需要、贫富差距的矛盾、民主力量的推动,等等,这些形成了合力,部分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这种否定资本主义的思潮尽管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但还属于一种学术观点,主要还是由于片面使用资料而形成的一种片面的认识。哈耶克本人也是这么看的。”

  自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在世界范围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俄罗斯推销新自由主义,给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遭到了各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和严肃批判;尤其是2007 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后,新自由主义更是如瘟疫一般为人们所坚决唾弃。但是,在中国,虽然也对新自由主义进行过一些批判,但是由于有些领导人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危害缺乏认识和警惕,曾把弗里德曼、张五常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当作嘉宾,向其请教改革之道,而一些崇尚新自由主义的学者还成了政府官员货智囊,影响了决策,因此,在反自由主义方面表现得犹豫动摇,不够坚决,决心不大,没有能形成巨大的声势,收到应有的效果。天则所有一位名叫姚中秋(笔名秋风)的理事长,可说是哈耶克专业户,专门翻译哈耶克的传记和作品,还写过不少宣传哈耶克的文章,自称是“铁杆哈耶克主义者”,去年(2013年)7月,他把这些文章编辑成《漫说哈耶克》一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书的封里曾这样介绍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而言,也许再没有比哈耶克的思想影响更深远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为中国彻底走向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终极武器。哈耶克对中国经济学思想,对中国市场导向改革,基本上全部是正面影响。对于正努力走向市场经济和变革中的今日中国,哈耶克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蒙和指导作用。”这些话显然太过夸大其词,但是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视。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影响的性质;在我看来,它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影响不是如姚中秋所说的那样是“正面的”,而恰恰相反,完全是负面的。2005年,我曾发表过一篇访谈文章,题目就叫《清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影响》(载《海派经济学》第11辑,上海财大出版社2005年版),文章除了指出新自由主义在我国改革过程中的种种表现——包括私有化、否定计划经济、分配不公等,还根据《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和吴易风教授提供的材料强调指出,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个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流派,而且是一个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潮;指出哈耶克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鼻主,鼻主是米塞斯,其开山之作是1920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顺便说一下,哈耶克在年轻时也曾经是一个崇拜费边社会主义者,他曾经崇拜过韦伯夫妇,崇拜过艾德礼,只是由于受米塞斯的影响,他才改换门庭,成了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后来,还发表过一篇《质疑楼继伟先生〈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思考〉一文》(载《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对这位官员违背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精神,片面强调效率优先而把公平放在兼顾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提出了批评。此外,还在刊物和网络上发过几篇针对高尚全、吴敬琏和张维迎等的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文章。但是,直到今天,有些人还仅仅把新自由主义当成是一种学术观点,看不到他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甚至还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些坚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人,不仅没有检讨其错误,还一再得到了升迁的机会。这就使得这种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至今在中国仍然受到一些人的追捧。今年春上,那个曾经和谢韬一道大肆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辛子陵,匆匆忙忙地在其写的一篇妄图取消国有企业的文章里特别引用了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里的一句话;现在,尹教授又想从哈耶克的另一本书《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里寻求理论的支持。看来,他们都是哈耶克的“粉丝”或 “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批判这些“粉丝”或“学生”,就需要追根寻源,首先批判他们的“偶像”或“先生”。为此我找来了尹文提到而由秋风翻译的哈耶克编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读后方知,该书中属于哈耶克自己写的只是一篇半页纸的前言和一篇只有18页纸的导论。问题在于,尹文所引用的哈耶克的话,在这18页半纸里根本是找不到的。尹文说“他(哈耶克——引者)指出,英国在二战后福利制度的发展使经济丧失掉‘自由’,福利制度受到一个编造的虚假历史作为思想支撑,即资本主义给工人带来剥削和贫困;一些历史学家使用了不客观、不全面的统计数字,夸大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剥削和贫富差距,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实际上,在哈耶克写的文字里根本就没有涉及什么“二战后”、“福利制度”这样一些问题;他所论述的问题显然要更为“古老”,远没有那么“现代”。因此,我们要说,“他”(哈耶克)根本就没有“指出”尹文所说的那些内容;这些内容完全是尹文无中生有、信口开河的捏造!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3卷写的序言里曾经告诫人们说,“一个人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在利用著作的时候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页)这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而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对于任何一个真正想研究科学的人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

  当然,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的导论里,哈耶克也有一些对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所批评的内容与上述尹文所说的却大不一样,涉及的主要是社会主义对于历史学的影响。比如他说,“社会主义对历史的阐释主宰着过去两三代人对政治的思考,而它主要的就是一种对经济史的具体看法。这一看法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在于,它声称属于‘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中之绝大多数,早已被证明根本不合乎事实真相;然而,在专业的经济史学界以外,这些论断几乎无一例外地被人普遍接受,成为他们判断现有经济秩序的标准。”哈耶克此言说出了他久已想说的话。按他的说法,社会主义者对历史的阐释竟然有如此大的说服力,这对于他这个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是绝对是不能容忍的。不过,他看问题也似乎太绝对了一些。真的是“几乎无一例外地被人普遍接受”吗?毛泽东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科学的进步的历史观不可能达到“几乎无一例外地被人普遍接受”的程度。他强调“在专业的经济史学界以外”也说得太绝对了,难道整个“经济史学界”都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阐释?显然也不是。当然会有人不赞成。他举了“最杰出的现代经济史学家约翰·克拉法姆爵士”的例子,说他“非常正确地抱怨说”:

  “一直到《人民宪章》和世界博览会之前的某一个日子之前,工人阶级的的境遇一直在恶化,这种错误概念真是根深蒂固,难以根除。历史的真相是:在1820到1821年间的价格下跌之后,总体来说,工人的工资——当然不是每个人的工资——的购买力,确实要比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前要高;由于这一历史事实与传统的看法完全相反,所以,人们就根本置之不理,而历史社会学家从来就不重视统计学家提供的统计数据。”(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这个说法显然没有说服力。在这里,这位被哈耶克吹捧为“最杰出的现代经济史学家的约翰·克拉法姆爵士”只是根据“1820-1821年这仅仅一年的价格下跌的情况就断言以后一个时期的工资购买力提高、工人生活改善,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事有凑巧,该书还收了T·S·阿什顿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张那个时期曼彻斯特食品价格指数的表,很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现转录如下:

年份

燕麦片

面粉

土豆

上等牛肉

劣等牛肉

猪肉

火腿

奶酪

价格指数

1821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822

 94

117

 79

100

117

 96

115

 95

102

1823

100

 92

 88

100

108

135

112

112

101

1824

116

115

141

115

117

139

127

126

122

1825

116

119

106

125

158

135

138

137

120

1826

122

112

172

125

158

130

115

137

130

1827

128

112

 84

120

133

139

115

147

119

1828

119

119

100

130

133

130

123

132

120

1829

106

127

115

120

125

139

100

132

118

1830

112

119

106

110

100

113

115

105

112

1831

112

115

110

120

117

122

123

116

115

  (同上,第103页)

  很遗憾的是,该指数表是从1821年开始而不是从1820开始的,因而不能看出1921年较1820年这一年间物价下跌的幅度;但是从1821到1831年这十年的食品价格的变动来看,并没有出现连续下跌的趋势,而是出现了略有上涨的趋势。这种上涨实际上抵消了1820-1821年的下跌。因此可以断言,1820-1821年食品价格在一年时间的短暂的下跌对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也就是说,哈耶克引用克拉法姆爵士的文章和T·S·阿什顿想用1821-1831年曼彻斯特食品价格指数来说明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当然,在这期间,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也争取到了一些少许有利于工人的劳动法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从1802年到1833年议会颁布了5个劳动法,但是议会非常狡猾,它没有批准一文钱用于强制地实施这些法令,用于维持必要的官员等等。这些法令只是一纸空文。”(《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8页)当然,马克思也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包含着社会的因素,它们是会变动的,工人的工资会有某些提高,工人的生活也会有某些改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两大阶级之间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工人的社会地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更有所下降。马克思说,“资本发展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资本论》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4页)恩格斯曾专门花过20个月的时间在曼彻斯特调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来为了在经济上支持马克思的事业,又在其父和欧门家族兄弟合开的“欧门-恩格斯纺纱厂”当过近20年书信办事员兼总助理,应该说,他对资本主义剥削是有切实的了解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工业革命后对于妇女和儿童的“无耻和残酷的剥削”:“这种剥削对自己的牺牲者是从不放松的,一直到吸尽他们最后一滴血,耗尽他们肌肉和血管的最后一点力气,才肯罢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6页)马克思在《资本论》曾经引述过恩格斯的这句话。这种情况只是到1838年才因为实行一项有积极作用的法律而有所改变。对于这种所谓“改善”,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19世纪末,当工人出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在与修正主义的头子伯恩斯坦争论时曾说,“一个阶级的状况,永远只能通过它与同一时代其它阶级的状况的对比关系来衡量”。他还说,“在拉萨尔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的对手对我们说;‘拉萨尔说的一切都是过甚其词,是一种欺骗。工人今天的情况怎样呢?回想一下中世纪,那时候工人有玻璃窗吗?有镜子吗?有双人沙发吗?对此,拉萨尔派回答说:‘的确,甚至查理大帝也没有玻璃窗,甚至可以断言,他没有穿衬衫。然而尽管如此,十九世纪工人的情况与统治阶级整个情况的对比,还不如八世纪时类似的阶级与统治阶级情况的对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10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倍倍尔的上述论述面前,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的所谓论据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又怎么能够说服人呢?因此赞成他们观点的学者当然也就寥寥无几,而反对他们观点的却到处都大有人在。当然他们还要做垂死挣扎。像哈耶克自己也认为是“久负盛名”的鲁杰罗的《欧洲自由主义史》一书的观点就使他大为恼火,说什么“即使在二十多年前说这种话,我们也不能稍予原谅。”(同上,第6页)哈耶克对于不赞成他观点的德高望重的大学问家伯特兰·罗素也出言不逊,说什么“罗素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工业革命在英国和美国都造成了难以言表的悲惨状况。……’”他还攻击罗素说,“如果一个较有头脑的外行相信,出自罗素这样的学者之口而又如此斩钉截铁的话不可能不是真理,我们是不应该责怪他的。如果罗素也相信这种陈腐看法,那么,当我们发现今天版本众多、发行成千上万册的口袋本经济史都在积极地传播这种错误看法,我们当不至于过于惊讶。”(同上,第7页)但是,他们这样做又如何能够争得人心呢?

  哈耶克为什么这样不顾一切地反对与马克思观点一致的对历史的阐释,其实就是因为他是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和社会主义的死对头。他说,“人们对经济史之所以发生浓厚兴趣,本身就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有密切关系。最早一批专门研究经济史的人士中,有很大一部分本身就倾向于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并不只是卡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阐释’给经济史带来的不可置疑的巨大动力;事实上,当时各个社会主义流派都主张同样的历史哲学,学者们试图揭示不同经济制度的相对特征及历史过程中不同经济体系逐次替代的必要性。”(同上,第12页)

  在这里,他不打自招,实际上承认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影响力。他不去思考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却认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是因为他在研究之前就有社会主义倾向,实际上是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是不客观的。其实,马克思恰恰不是先入为主、先有对社会主义的“倾向”然后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正好相反,他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是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解决了导致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两个难题之一——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劳动与资本的交换,使从前在黑暗中摸索的社会主义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照耀,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哈耶克除了以上一些说法以外,还这样攻击社会主义者,说“他们都试图证明,他们所批评的经济体系,即生产手段私人所有,是对人类发展的初期更自然的财产共同所有的制度的制度的一种反转;由于指导他们进行研究的理论框架事先已经明确地认定,资本主义的兴起必然不利于工人,因此,一点都不奇怪,他们果然找到了自己想要找的证据。”(同上)

  在哈耶克看来,好象马克思也认为“人类发展初期的财产共同占有的制度”是“更自然的”社会制度,而后来出现的私有制是这种社会制度的“反转”,所以才会对它持反对态度;而事实是,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末撰写《共产党宣言》时,他们还不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的状况。《宣言》第一章开头的话以及后来恩格斯对此所加的注释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话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里显然没有包括后来才有的“人类发展初期的财产共同占有的制度”这样的认识。因此,当恩格斯在1888年校阅《宣言》英译本时加了一个注,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这就清楚地说明,马恩并不是先发现了共同占有的原始社会,而后才认识阶级社会的;正好相反,他们是先认识了阶级社会而后才认识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的。问题在于,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任何由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的过程都意味着历史的进步,而决不像哈耶克所想象的那样,是以原始社会的共同占有为根据来看待后来的私有制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恩格斯和考茨基在批判奥地利法学家安·门格尔的一篇文章中说,“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 ,承认它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他人劳动产品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指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7-558页)哈耶克的理解显然是他自己的曲解,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真实思想的发展过程。

  哈耶克对马克思的歪曲以及他自己的种种偏见,不仅不能为大多数的人所接受,而且使他的同事对他非常失望。这一点他倒还有一些自知之明。他在1943年12月为行将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写的序言里说,“我有各种适合的理由不必写作或出版这部书。它必定要冒犯许多我希望与之和睦相处的人们;它也迫使我将我觉得更能胜任并且从长计议我觉得更重要的工作搁置在一边;而且,尤其是,它肯定不利于接受那些更严格的学术工作的结果,而这种学术工作是我倾心向往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同事不再愿意与他交往;他落落寡合,于是找了一些与他同样被边缘化的学者于1947年成立了一个名为“朝圣山学社“的团体;1950年他想到心仪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却因为对方对他“有争议”而遭到拒绝,后来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屈尊到该校的一个什么“社会思想委员会”工作。这个机构的名称很特别,作用也很可疑,我甚至怀疑它与当时的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是不是有关 。几十年后他很有些感伤的回顾说,“我因写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而使自己名誉扫地。”“由于那本书如此不受我的同事们的欢迎,以致三十年来,我的名声不断下降。只是在最近十年,才开始恢复。”实际上,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哈耶克,在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过程中,曾有过很多个人的考虑,对于名誉、学术前途、个人地位等都考虑得非常仔细。当然,他最后还是决定要写作和出版这本书。有人因此而称赞他“伟大”,其实那么多的个人得失考虑只能说明他的患得患失,有什么“伟大“可言?!哈耶克命运的转折点自然是他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哈耶克之获得诺奖,并非众望所归,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人为因素。本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只准备将经济学奖奖颁发给缪尔达尔一人,但是考虑缪尔达是一个是瑞典人,又是一个很左的左派,瑞典皇家科学院诺奖委员会怕别人会批评他们,就搞了一个平衡,因为哈耶克既不是瑞典人,又是一个右派,二人分享此奖就不会有人人们说瑞典人偏心了。缪尔达尔对此自然非常生气,因为哈耶克早已被边缘化,人们也早就把他忘记,他作为经济学家对哈耶克自然也感到不屑,耻于与他为伍,在颁奖仪式上也不予理睬。有意思的是,这种事显然对双方都有受辱之感,于是两人都提出了要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张,但是,实际上两人都领了这个他们主张要取消的经济学奖,表现了他们其实都具有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虚伪的性格特点。

  在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哈耶克在20-30年代虽然是一位经济学家,但是他在40年代写作和出版的成名之作《通往奴役之路》实际上并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这一点,在他写的该书序言里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

  “当一位社会事务专业的研究者写了一部政治性的书时,他的首要职责就是在此加以说明。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我不想以社会哲学论文这种更高雅虚妄的名称来称呼它,以此掩饰这一点,尽管我未尝不可以这么做。但是,不管名称如何,根本点仍是我所说的一切源自某些终极价值。我希望在这部书中还适当履行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职责:毫不含糊地阐明全部论证所依据的那些终极价值是什么。”(《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在这里,哈耶克不说他是经济学专业的研究者,而说自己是“社会事务专业的研究者”;不说他的书是一本经济学著作,而一再说它是“一部政治性的书”。这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证明此书的性质。此外,他在序言里还特别提到,他所说的一切“源自某些终极价值”。

  从《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论述看,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终极价值”,其实就是个人主义;而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其实就是集体主义。在他看来,集体主义就意味着服从,而服从就会产生极权,就会走向奴役之路。他反对计划经济,也是出于对终极价值的考虑。其实,社会发展到今天,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的正是集体主义精神;个人主义精神乃是小生产的产物,早已落后于时代了。

  至于所谓极权或威权主义的问题,恩格斯写过一篇《论权威》,对此问题作了十分精当的论述。他说:“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吃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着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须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的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传说绝对好的东西,着是荒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反对极权主义其实不过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借口;他对于真正搞军事政变上台的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却是支持的。我们知道,1970年,智利萨瓦尔多·阿连德领导的人民联盟(其成员包括社会党、激进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等六个党,阿连德是智利社会党的创始人,但是智利社会党不同于西欧的社会党,他们信仰马列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主张与社会主义国家友好,用阿连德的话说,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大选中赢得了胜利,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但是,阿连德的经历证明,赢得选举并不等于就真正掌握了政权。阿连德当选后,检察长、警察长、最高法院院长都是旧人,他们站在总统的对立面,阻挠新总统的工作。反对阿连德的人甚至要对他进行暗杀。他们想要陆军总司令雷内·施奈德将军做这件事,在遭到拒绝后就把这位陆军总司令给杀害了。阿连德在接受法国革命者雷吉斯·德布雷采访时说,“暗杀雷内·施奈德将军的事证明当时内战确是迫在眉睫的。要是反动分子绑架了陆军总司令,我们无疑就要濒于内战。他们继续煽动军队,企图唆使他们去推翻议会。不要忘了这次罪恶的袭击事件发生于国会召开全会48小时之前,而全会是按照宪法要求批准总统选举结果的。在这期间,人民联盟已拥有足够的议会表决票数来批准9月4日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阿连德和德布雷的谈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9页)这样的事不仅发生在选举和接管的过程里,更发生在以后的执政过程中。阿连德推出了一个“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规划,实行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并且把大工业(铜矿等)、大银行收归国有。这一来,由于触犯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美国大为恼火,提出所谓“赔偿费”问题进行纠缠;尼克松政府还一再指示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对智利“施加压力”。结果,在国内外敌人的勾结下,受到美国支持的军阀皮诺切特发动了军事政变。在攻打总统府时,阿连德没有向这个邪恶的独裁者退让,不幸被机枪击中,壮烈殉职。此事当然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强烈愤怒,但是两个先后在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自由主义派的学者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却都站在了军阀和独裁者皮诺切特一边。这就充分说明,他们反对极权专制是假的,反对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才是真的。

  在这个问题上,哈耶克有一段辩词,他在80年代接受采访时说,“事实上,在一般性地考察制度的时候,我是完全反对独裁制度的。但在某种转型时期,它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体制。当一个国家在某段时间具有某种形式的独裁性的权力的的时候,它就成为必要的。如你所知,一位独裁者是有可能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进行治理的。而一个民主政府完全拒绝以自由主义进行治理,也是可能的。,我个人更愿要一位自由主义的独裁者,而不愿要一个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转引自秋风:《漫说哈耶克》,中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在这里,哈耶克的自相矛盾是很清楚的,他的反动立场也可以说是暴露无遗,可是那个自称是“铁杆哈耶克主义”的秋风,虽然也承认“这段话很刺耳”,居然还要为他辩护,说这是“大体合乎哈耶克的理论逻辑”的。其实,“很刺耳”就是觉得他说得太没有道理,太没有水平,使人觉得很反感,很厌恶。人们已经厌听,不愿意再听了,你还要竭力为之辩护又有什么用?除了进一步引起人们的反感以外还能有什么结果?不过我倒是要接着哈耶克的话说一点:既然你哈耶克可以用所谓转型为独裁者进行辩护,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更有充足的理由为无产阶级专政来伸张正义。因为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在“革命转变时期”实行的;至于消灭阶级之后,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专政的问题了。但是,在存在阶级的情况下,既然资产阶级要进行反革命复辟,无产阶级当然也就有理由通过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活动。人们要问:为什么独裁者皮诺切特在所谓“转型时期”可以用暴力推翻阿连德的民主合法政府,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在“革命转变时期”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活动?至于秋风提出所谓“最优”、“次优”,似乎自由比民主更重要,其实他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资本的自由,剥削劳动力的自由而已,它对于资本家固然是重要的,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不过是一句空话。至于民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当然也是有阶级性的,在哈耶克过去的著作里从未见有将其放在次要的地位的思想,相反,它被提得很高。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他曾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在1848年说:)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这里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解释当然并不正确,但是哈耶克对于民主的强调却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为什么当独裁者皮诺切特践踏全智利人民的意志,置民主选举的阿连德总统于死地、对其用机枪进行扫射时,哈耶克、弗里德曼竟然站在独裁者和刽子手一边?!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新自由主义者对民主和自由的赞扬是何等的虚伪!而像秋风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的信徒竟然为这种丑恶行为进行辩护又是多么的荒诞!

  实际上,不择手段地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了美国的国策。可以说,整个的国家机关,首先是军事、外交、安全和情报部门,也包括研究机构、教育机构、新闻出版机构,还有各种基金会和各种民间组织,实际上都在为此而效力,只要抓住机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运用各种手段,包括收买贿赂、制造舆论、秘密杀害、策动政变乃至进行军事干涉,以便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造成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以实现美国在全世界的领袖地位,让它能够永远独霸于世界。在中国,有人装成清心寡欲的官员,也有人装成道貌岸然的学者,不管他们怎么装,只要看看他们的主张以及编造的那些骗人的玩意儿,就不难知道,他们其实不过是被美国用金钱收买和利用的一个工具、一个走卒;而对于中国来说,他们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地地道道的民族败类。

  因为尹文提到“哈耶克指出”而引起了以上对于哈耶克的批判。应该说,这决不是一个什么学术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不花费一点力气是不行的。回到原来的话题,尹文引用哈耶克的话虽然没有根据,但是他提出的否认两极分化等问题在批判哈耶克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作了回答。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个问题,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花了15年时间,对20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去年(2013年)出版了《21世纪的资本》一书。今年3月,该书在美国出版了英译本,结果大受读者的欢迎和专家的好评,两个月就卖了80000册,登上了畅销书的榜首。据说,该书正在被译为中文,将由中信出版社于今年11月出版发行,届时作者还将来中国与读者见面。该书之重点就是资本主义的分配问题,并且有很翔实的数据说明财富两极分化的趋势。相信到那时,尹教授所谓的“一些历史学家使用了不客观、不全面的统计数字,夸大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剥削和贫富差距,”的问题就不需要再争论了。

  八、要害在于:否定革命,推翻新中国,恢复旧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上面,我们从七个方面对尹文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剩下的,是还有两幅插图没有涉及。我希望读者千万不要小看这两幅插图,其中实大有深意存焉,是不可忽略不计的。

  我们且按时间之先后来看这两幅插图,先说那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片断”(图片略)。

  这里所谓的六法全书,是指国民党统治时期所颁布的各种法律的汇编。之所以叫做“六法“,是因为它包括有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商法六种法律。因此这些法律的汇编被称作《六法全书》、啊没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与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革命的顺利,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必然或迟或早会发生变化。可见,废除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的各种法律制度是必然的,迟早都要发生的事。对于革命的人民来说,他们是绝不会有什么怀疑的。《炎黄春秋》竟然把这种革命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事看成是“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对于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的。这就应验了毛泽东的一句老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难受之时。”事实也是这样,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曾经使中国人民高兴了几十年,但是,《炎黄春秋》却发表茅于轼的文章说,中国人民是1945年站起来的,为蒋介石歌功颂德,否定中国革命的意义,否定新中国成立的意义,他们这样做,很明显地是想要否定新中国,恢复旧中国,想让中国再回到旧社会。这种反革命的意图可以说已经昭然若揭,这种所谓的反历史虚无主义完全背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当然,可能有人会提出,废除《六法全书》应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国家通过法律或法令来宣布,怎么在1949年2月由中共中央来发布指示呢?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于对于革命缺乏了解所造成的。马克思说,“革命不是靠法律来实行的。”(《资本论》,地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9页)应该说,革命本身就是无法无天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革命必然要打破和废除旧的法律制度,否则就根本谈不上革命二字。恩格斯说得好:“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地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实际上,中共中央提出废除旧法律的时间,也并不是在1949年2月,而要早得多。我们读《毛选》可以知道,早在1947年10月10日,那时,解放战争已经开始由防御转入反攻,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家宣言》里就提出了八项要求或八条纲领,内容大致包括:1,打倒蒋介石独裁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逮捕、审判和惩办一进教室为首的内战罪犯3,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4,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污腐败,建立廉洁政治;5,没收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6,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7,承认少数民族有平等资质的权利;8,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起卖国条约,否认蒋介石在内战期间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1238页)1948年三大战役以后,战局更加明朗,毛泽东于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了一篇《新年献词》,题目叫《将革命进行到底》。文中历数蒋介石自1927 年的 4·12反革命政变以来的种种罪行,并且说,“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指出:“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375-1376页)而只隔了一天,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也发表了一篇新年文告,内容则是一个求和声明。这时的蒋介石就像一个赌徒,他已经输光了全部赌资,他拿什么来跟共产党谈何呢?没有了资本的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倒很高。他提出:“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那个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知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那个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母亲最低的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对于蒋介石的这套说辞,毛泽东在I月四日写的《评战犯求和》一文里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判。特别是蒋介石还提到一个“京沪决战”,说什么“要知道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这样信口开河、毫无根据的大话又有谁会相信呢?蒋介石几乎要保持他的一切,包括他的伪宪法和伪法统,乃至他的旧军队,而不去考虑他到底还有什么实力。这样的何谈当然是没法谈下去的,而蒋的妄想也只能是一枕黄粱美梦而已。

  显然,有关废除《六法全书》的问题是很早就提出来的一个问题。至于《炎黄春秋》的那个插图,其实关键并不是一个宣布废除的问题,而是要在内部展开学习的问题。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共产党为了民族大义,曾经做过很多让步军队改编,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蒋介石指挥,土改暂缓实行而代之以减租减息,在一些解放区还用过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律文件,应该说,这在当时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是将其运用于新中国肯定是不正确的。中共中央发布这个指示,目的是为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改编一些错误做法。尹文和《炎黄春秋》把它作为历史虚无主义来加以批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第二幅插图是关于“全聚德烤鸭店、亨德利钟表店等一大批老字号被改名,原有的匾额被毁弃”的。

  中国人对于名称似乎特别看重。孔子说什么:“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不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的观点,“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不了解。”(《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9页)总之,名称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关键还是事物本身。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一些原来属于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商店,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厂和商店后,他们的厂名和店名是不是也应该改一改呢?许多人主张改一改,因为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成果,改了,对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有好处。但是,也有人不主张改,认为老字号的招牌本身就是一个商誉,能够吸引顾客。此事也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认为,“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名称是封建时代的也可以,”(《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看来,毁弃旧招牌、匾额并不是毛泽东的主张。恰恰相反,毛泽东是反对这样做的。

  问题是,尹文或《炎黄春秋》把这样一个非具体的问题拿出来说事是别有用心的。难道改一个店名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吗?实际上,一些人提出这个问题是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满。在他们看来,中国根本就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他们否定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看来,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中国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根本原因。旧中国搞工业的时间并不短,蒋介石在大陆也统治了22年,他们搞出了些什么呢?他们搞的拿点东西能够和新中国相比吗?希望那些要在中国伏笔资本主义的人,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社会主义已经显示了它明显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未来,它还会进一步显示出来!

  当然,两幅插图不异地备份是作者加的,很可能是《炎黄春秋》杂志编者所加。不管是谁加的,其用心都非常明显。这正是要害所在:否定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他们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推翻新中国,恢复旧中国,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写到这里,还要对尹文所说的“一个深刻的逻辑”谈一点看法。尹文说,“历史虚无主义总是倾向于与愚昧的群体结合。一是带来的知识空白和是非颠倒,一是来自社会下层的愚昧力量。二者在本质上都是敌视文明的。”毫无疑问,尹教授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很有知识,很懂得文明,与社会下层的愚昧群体是大不一样的。其实,通观尹文,真正愚昧的正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科学社会主义的教授,他的知识其实是很欠缺的。或者说,他是一个高傲的但又很不够格的教师。他看不起工农,其实工农劳动群众比起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要高明得多。恩格斯说,”没有受过教育的个人要比我们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多,因为前者对最难的经济论述也很容易理解,而后者对于这种复杂的问题却终身也解决不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板,第322页)恩格斯的话不是随便说的,他曾经在工人中进行过调查,而且在曼彻斯特工厂附近生活了二十年,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非常了解那里的工人。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还说过这样的话:

  “在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阅览室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演讲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多么大的成就。资产阶级是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胆怯地避开和千方百计地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无产阶级眼睛雪亮地正视这一切,高高兴兴地而且很有成效地研究它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8页)

  鲁迅说,“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未来”,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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